随着春秋世袭体制的瓦解，辅助国君的不再是自己的亲戚与子弟，而是逐步由非血缘关系的社会精英所取代。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大变局，孔子以“仁”予“礼”，通过兴办教育，培养文质彬彬、仁礼兼备的儒家士君子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中坚力量。在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结构由典范的国君、治国的贤臣、教化的百姓三个层级组成的一元政治结构。真正的贤臣“从道不从君”。在作为典范的国君引领下，贤臣教化百姓，“重德礼，轻政刑，以教为先”^[7]。国君与贤臣、贤臣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协调而非服从，是引导而非命令。

为什么臣与君之间的关系是协调，而不是服从?究其根源，是因为此时的臣不再是西周时期的世袭贵族之臣，而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新的社会智识阶层。余英时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崛起的士阶层具有“志于道”的信念。“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结合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上面”，“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8]。余先生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论述，对于理解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早期儒家“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关注民生，注重以教化来提升人的品质与价值”^[9]。人道是判断一切行为的准则，在“道”面前，君臣都是实践主体，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人格差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之“和”源于内心之德，小人之“同”是趋于私利。君子有公义之心，故“据于德”而“志于道”，不为私利而苟同。小人却不会“据于德”，更不可能“志于道”。为了私利而结党营私，故小人苟同而不“和”。

“和”在政治关系中的运用，本质上是执政者个人“和”之德的外在延伸。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旨是修己安人。在整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中，“和”始终贯穿其中。在以往研究中，“和而不同”往往被误认为没有矛盾、和谐相处的状态，其实，这种认识恰恰掩盖了“和而不同”的真实意涵。从本质上说，政治上的“和而不同”正是承认矛盾与差异，并且直面之，并设法处理之。没有矛盾与差异，事物就失去了前进动力。“和而不同”正是以“道”为目标，以协调方式处理矛盾的结果。“和而不同”的协调政治学首先承认与尊重政治主体的不同，然后再实现“和”。只有承认差异性，才能保障独立性，彰显主动性，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朝野之士的政治作用。

以道自任的士对君主不依赖、不盲从，而是以劝谏与协调方式与君主合作。“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10]“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事君数，斯辱矣。”(《里仁》)以牺牲“道”与人格为代价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为孔子所不耻。“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真正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不会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富贵，即使颠沛流离也毫不动摇弘道的意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正是士人“弘道”的坚韧意志，中国文化才能保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在《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孔子更加明确地阐释了士的作用与责任。冉有、子路向老师汇报，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批评冉有为何没有阻止。冉有辩解说，此事为季氏所决定，他与子路并不希望这么做。孔子说，既然你们不同意，就该劝阻季氏，如果季氏不听，你们就可以离去，不必再与他合作，季氏的过错，就是你们没有尽到责任而导致的。冉有不仅没有发挥士的协调作用，而且还放任季氏所为，显然违背了“以道事君”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