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

在古代君主制时期，君臣关系是涉及政治成败与国家兴亡的大问题。大体来说，君臣关系可分为协调型与服从型。为此，古代政治可以分为“协调型”与“服从型”两种政治模式。协调型政治是君与臣共同遵循“道”的原则，群策群力、共商国是，共同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服从型政治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令、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来实现政治目标。早期儒家“以道自任”，主张“得君行道”，“从道不从君”，其“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实践正是协调型政治的体现。墨家试图建立“尚同”体制，其内部的“钜子”制度可以说是服从型政治体制的雏形。先秦儒墨在“和”、“同”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彰显出两家深层次的思想差异。

在当下视阈中，人们对儒学的关注多集中在“和谐”的一面，而忽略其协调型政治学的内涵;论墨家多关注“兼爱”思想，而罕论“尚同”的服从型政治学。但表层的“和谐”与“兼爱”很容易遮蔽早期儒墨政治学的真实意蕴。本文以儒家之“和”与墨家之“同”的政治学为主线，对早期儒墨“协调”与“服从”两种政治学加以探讨，以期推进先秦儒墨思想的深层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