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中庸》文本的争议

关于《中庸》的争议非常之多，在上面我们已经列举了种种否定它是子思所作的意见，在此我们不再重复。下面我们再详细看看关于它的具体争议:

首先，我们来看关于它是否是一篇文献，还是多个文献的杂糅体的争议。宋王柏谓:

《中庸》者，子思所著之书……愚滞之见，常觉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之，有出于小戴氏之手乎?^[11]

按，《汉志》中著录有《中庸说》二篇，王柏据此认为《礼记·中庸》也应该分成两篇。今人冯友兰、武内义雄、徐复观、郭沂、梁涛等，都觉得《中庸》应该分成两篇。但他们关于这两部分的作者却意见不一。具体而言，王柏认为上下两篇都为子思所作;冯氏认为第二章至“道前定则不穷”为子思所作，第一章及其余为孟子后学所作;日人武内义雄则认为二至十九章乃子思所作，其余则为子思后学所作;徐复观则从“道前定则不穷”中分，前一部分为子思所作，后一部分为子思或其后学所作，但至迟不会在孟子之后;郭沂则认为有“子曰”部分为孔子门人所记，其余则为子思所作。^[12]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部分人认为至少它有一部分是出于子思之手。而关于《中庸》的真实篇章问题，还是留待下文结合《中庸》具体文本作详细分析后再作探讨。

其次，我们再来看关于它的用语造句的争议。第一，关于文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一句的争议。宋王十朋对这句质疑道:“是书乃曰:‘书同文，车同轨。’孔子之时，天下何尝同车书乎?”^[13]清俞樾据此认为《中庸》“虽孔氏遗书，要是七十子后学者所为”^[14]。后来他在《湖楼笔谈》中更进一步地认为:

子思作《中庸》，汉时已有此说，太史公亦信之。然吾谓《中庸》或孔氏之徒为之，而非子思所自为也。《中庸》盖秦书也。何以言之?……当是时，天下大乱，国自为政，家自为俗，而《中庸》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此岂子思之言乎?吾意秦并六国之后，或孔氏之徒传述绪言此书。秦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刻石》文曰“普天之下，传心一志，器械一量，书同文字”，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皆与《中庸》所言合。故知《中庸》作于此时。^[15]

武内义雄继承此说，并增加两条证据: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二是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到当时的情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近人崔东壁、蒋伯潜及冯友兰认同此种说法。^[16]

但是，针对王十朋的这种质疑，朱熹在《中庸或问》中有过较为直接的批驳:

或问:子思之时，周室衰微，礼乐失官，制度不行于天下久矣，其曰“同轨同文”，何耶?曰:当是之时，周室虽衰而人犹以为天下之共主，诸侯虽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争辩，不能相尚，下及六国之未亡，犹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则周之文轨，孰得而变之哉?曰:周之车轨书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塑，易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异尚，其见于书传者详矣。……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者，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周礼》司徒教民道艺，而书居其一……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17]

按照朱熹的说法，“三同”不是非得秦统一六国之后才有，而是每个朝代为了统治方便，都会对社会的习俗制度作出统一的规定。笔者认为，朱熹所说，似无空言。因为《左传·隐公元年》载:“天子七月而丧，同轨毕至。”^[18]可证，周朝已经“车同轨”，而不必待秦一统后;《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19]可见，早在舜之时已经对制度进行过较为统一的规范，何况经过周公变革的周朝。也由此可知，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它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是一直都在进行的，而不是靠秦朝一时之力完成的。而当时战国变革最彻底的改革，可能要算秦国的变法了，其它的变革似乎大多停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等层面，似对车轨、文字的变革极少。如果当时的社会变革真如一些人所宣称的彻底和广泛，则变革以前的各国兵车使节，通讯往来岂不都无从谈起。且就伦理而言，子思之时，诸侯虽都失礼，但伦理意识大致还保留。而无论是孔子或子思，其生活时代虽然礼崩乐坏、诸侯各自为政，但是他们无疑都对没落的周朝持认可的态度。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子思作为孔子之孙又是儒家学说的坚定维护者，说出此类话语，似乎合于情理。故朱熹此说，获得了大量的认同者。如明人胡友信、近人王国维、今人郭沫若。笔者于此也较为认同朱熹的说法。^[20]

第二，关于《中庸》中“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这句的质疑。袁枚在《又答叶书山庶子》中转述叶氏的看法说:

《中庸》填砌拖沓，敷衍成文，手笔去《论语》《大学》甚远，尚不如《孟子》。是汉儒所撰，非子思作也，其隙罅有无心而发露者。孔、孟皆山东人，故论事就眼前指点。孔子曰“曾为泰山，不如林放”，曰“泰山其颓”，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挟泰山以超北海。”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汉都长安，华山在焉。《中庸》引山称华岳而不重，明明是长安之人，引长安之山，此伪托之子思之明验，已无心而发露矣。^[21]

叶氏“眼前指点”一说，确有其合情合理的地方。故引来一片支持者，如袁枚、俞正燮、武内义雄、蒋伯潜、冯友兰等人。^[22]但是，若说作书言事只能陈言眼前，似非确论。《楚辞》中屈原上天入云，此又何说?故此说亦不乏众多反驳者，如郭沫若、徐复观等人。^[23]笔者也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

再次，《中庸》中一些字词用语常被人怀疑带有秦汉痕迹。如杨泽波先生在《孟子评传》中认为:

今本《中庸》前后两个部分在使用复词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相对而言，前19章较少，首章和后13章较多，其中不少复词，在前19章中从没有出现过。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们选取化育、经纶、洋溢、成己、成物、中和、温柔、妖孽、悠久、高明等10个复词进行分析。^[24]

其得出的结论是把前19章定为子思所作，把后13章定为秦汉人士所为。而依据同样的原理，郭沂却认为“凡此种种，皆证明今本《中庸》必在《孟子》之前”^[25]。笔者认为，这两种近乎截然相反的结论，恰恰反映了《中庸》成书的复杂性。且在秦汉文献已经大量失传的情况下，依据历史遗留不多的文献对其进行所谓的用词统计，是否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故其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下文进一步的考证。

最后，今本《中庸》文中似存在诸多疑点及矛盾的地方。元陈天祥在《四书辨疑》中认为“道其不行矣夫”疑有缺文，还说:“自‘天地之大’以下，义多难晓，其间或有脱误衍文。”^[26]考之今传《中庸》，其文意多有断续和突兀之处，如上文的“道其不行矣夫”，朱熹把它单列一章，显得非常突兀。但是这些缺文和突兀，只能说明其在流传的过程中佚失或顺序错乱失传，我们并不能单凭此点来否定它的年代和作者。

综上所述，虽然《中庸》一文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种种疑问，但以上的种种质疑没有一条可以彻底否定《中庸》的作者为子思，故《中庸》仍然有可能为子思所作。当然到底是不是，我们还需要有其它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