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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研究论文集
1.12 再论《中庸》的成书及作者问题
再论《中庸》的成书及作者问题

黄 效

关于《中庸》的成书及其作者问题,自从宋代开始,聚讼千年,莫衷一是。宋代之前,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出自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子思作《中庸》。”[1]《汉书·艺文志·礼》中与《中庸》直接有关的记载为:“《中庸说》二篇。”[2]但《汉志》里并没有明确《中庸》与《中庸说》的关系,后人多认为其乃“经”与“说”的关系。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认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3]明确认为《礼记》中的《中庸》为子思所作。南朝沈约对此也曾有过论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4]也间接认为今传本《中庸》乃子思所作。

而在沈约之后,陆德明、李翱、朱熹等人相继认为,今传本《中庸》即子思所作。但是,自从欧阳修开始,便不断有人怀疑《礼记》本《中庸》非子思所作。欧阳修在《进士策问》中便质疑《中庸》“虚言高论”;陈善认为它羼入“汉儒杂记”;王柏质疑《中庸》部分引孔子语“似非孔子之言”[5]。俞樾认为其乃“孔子之徒为之”,日人武内义雄、近人蒋伯潜、冯友兰对此认同;袁枚则认为其出自汉儒之手[6]。崔东壁认为“《中庸》不但非一篇也,亦不似出于一手者”[7]。钱穆认为《中庸》染有老庄习气,所以晚出;而徐复观等人则反对钱说[8]。劳思光则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其用字造语,无一处可证其早于战国末期者;另一面可证其为晚出者则甚多。”[9]可见关于《中庸》作者及成书问题的争论异常热闹。正是如此,今人杨少涵在《中庸哲学研究》中甚至认为从文献学角度去研究《中庸》的作者及成书问题已进入死胡同了,要从哲学概念的发展史角度去考证,其得出的观点是今传本《中庸》至少部分是子思所作。[10]

但是经过对这些质疑的详细梳理之后,笔者依然认为《中庸》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可能出自子思之手,而且它仍然有可能是一篇颇具逻辑的文献,只不过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原来的顺序失传了而已。对于《中庸》的文本问题,我们并不否认它在一些地方遭到了后人篡改,但我们认为这些部分不足以否定它原来的作者就是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