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春秋》所载皆为宗庙之事，它是春秋时代鲁国宗庙礼仪的记录，是史官的告庙文本，把世间发生的事情及时向祖宗通报，让先祖时刻关注世俗世界并给予佑助和暗示，《春秋》是先祖神灵与人间子孙保持联系、影响世俗政治的工具。它既不是普通的史，也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经。王安石称之为“断烂朝报”^[57]，其中的“朝报”二字已经揭示出了《春秋》的新闻特质。钱锺书也说:“《经》之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与报道。”^[58]《春秋》不仅仅是“尤类”、本来就是新闻标题，只不过它们不是给世俗人众阅读的，而是献给祖宗神灵的。过常宝先生说:“这种形式肯定不是供社会阅读的。”^[59]《春秋》在流传过程中简策损失，字迹磨灭，王安石说它“断烂”也没什么不合适。《春秋》尽管有“朝报”的功能，但称其为“庙报”，更符合它的文本性质。

《春秋》记事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齐备，而无具体的因果和过程，客观简略，质木无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这种文风既不是书写工具落后、汗青刻简不易所致^[60]，也不是古代散文处于萌芽阶段的缘故^[61]，而是由《春秋》的“庙报”性质所决定的。无论好事坏事，无论史官心里有多么强烈的褒贬观念，在向先祖报告的时候，必须冷静、客观，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喜怒哀乐，要把人间的是是非非交给先祖去评判，相信先祖能做出最公正的仲裁。文字要清晰，要尽可能的简略，无需详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先祖的英灵将会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洞明一切。《春秋》的文风与甲骨文很相似，因为它们有相似的语境。甲骨文也“不是俗界的记录，而是神人之间的神圣的记录”^[62]。正是这种人神沟通的宗教语境，造就了《春秋》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文体风格。

《春秋》的礼仪性与神圣性与生俱来，它是传统经典中名符其实的“圣经”。“三传”皆致力于《春秋》“书法”及其背后的“微言大义”，有些说法如“大一统”、“尊王攘夷”，如“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公羊传·宣公十八年》)等是能讲通的，但汉以后人们视其为“圣经”，却是把它当成孔子的作品，妄意揣测圣人的褒贬之义，生发出许多穿凿附会之说，其中关于“书不书”、“时不时”、“言不言”之类的解释尤其荒唐。当我们从“庙报”的角度观照《春秋》，以前那些因纠结于经或史而生的迷雾焕然消散，所谓的“书法”也并不神秘。《春秋》是宗庙告祭文本，但并不是所有宗庙之事皆能载于《春秋》，我们从礼仪实录性、宗法等级性、新闻即时性的原则去解读的时候，《春秋》不再“为射覆矣”^[63]。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本文是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春秋》《左传》文本的性质、生成及关系研究”(17BZW074)的阶段性成果。

[2]刘知几《史通·六家篇》条述古代史书之六体:“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前四体皆属先秦史籍。(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汪中《左氏春秋释疑》，《述学 内外篇·补遗·别录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8页。

[4]席涵静《周代史官研究》，台湾福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40页。

[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1页。

[6]雷戈《〈春秋〉观发微——以〈春秋〉纪传为中心》，《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

[7]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

[8]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9]《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二，第1954页。

[10]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7页。

[11]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晋文》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03页。

[12]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史通通释》，第7页。

[13]郑樵《六经奥论》卷四“春秋总辨”。

[14]顾炎武《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27页。

[16]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页。

[17]《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第1869页。

[18]杜预《春秋释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6页。

[19]杜预《春秋释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6页。

[20]杜预《春秋释例》，第8页。

[21]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3页。

[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2页。

[23]杜预《春秋释例》，第58页。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730页。

[25]《春秋左传正义》卷三，第1722页。

[26]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第13—14页。

[27]《汉书·五行志》，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44页。

[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04页。

[29]《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四，第1886页。

[30]《春秋左传正义》卷九，第1769页。

[31]《春秋左传正义》卷一，第1704页。

[32]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页。

[34]过常宝《〈春秋〉的生成、文体及其功能》，《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12月，第86页。

[3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7页。

[3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15页。

[37]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第十一辑。

[3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16页。

[39]晁岳佩《春秋三传义例研究·前言》，线装书局2011年版，第2页。

[40]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7年刊。

[41]俞正燮《癸巳类稿》，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5页。

[42]俞正燮《癸巳类稿》，第55页。

[43]刘知几《史通·惑经》，(清)浦起龙《史通通释》，第377页。

[4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47页。

[45]杜预《春秋序》，《春秋左传正义》，第1704页。

[46]《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四，第2052页。

[4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2页。

[48]杜预《春秋释例》，第19页。

[49]《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五，第2141页。

[50]《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第2061页。

[51]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中保存有董仲舒《春秋决事比》的数个案例，借此可以窥见董仲舒借《春秋》决狱的情形。(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165页。)

[52]《公羊传》桓公四年“公狩于郎”、桓公八年“八年春正月乙卯，烝”、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三处，都提到“常事不书”。

[53]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0页。

[54]詹鄞鑫《神灵与祭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55]《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第1843页。

[5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15页。

[57]脱脱等《宋史·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0页。

[58]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2页。

[59]过常宝《“春秋书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0]前人如孙鑛、章学诚、阮元等多以为是汗青刻简不易所致，故钱钟书说:“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势使然尔。”(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3页。)

[61]一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认定《春秋》是历史散文萌芽阶段的作品。

[62]贝塚茂树、高振铎《古代历史记述形成的变化》，《松辽学刊》1985年第2期。

[6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