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春秋》的记事原则

“圣经”类文本都拥有无穷的阐释价值和魅力，《春秋》也不例外。古人认为《春秋》是通过某种特别的“书法”寓示其“微言大义”，三传都致力于对《春秋》“书法”的探究，后人更是把《春秋》“书法”与孔子笔削联系在一起。上文已知《春秋》是鲁国的告庙文本，作者是鲁国历代史官，与孔子关系不大，当然就谈不上孔子的褒贬之义。洪业说:“求其微言大义于字里行间，殆未得其实矣。”^[40]《春秋》三传条述的书法义例，有得者，也有不得者。我们从告庙文本的角度重新审视，《春秋》“书法”将不再神秘。《春秋》是宗庙告祭文本，但并不是所有在宗庙举行过告祭仪式的事情都能载于《春秋》，《春秋》记事又遵循着一些原则。

(一)《春秋》的礼仪实录性原则

有告庙仪式，鲁国之事才能载入;有正式赴告文书，也有告庙仪式，列国之事才能载入。春秋时代列国有许多重要的事件未见载于《春秋》，有些是因为未行赴告之礼，鲁国史官尽管知道事情的原委，但也不能擅自书于《春秋》。《左传》所发的“从告”、“从赴”之例对后人理解这些现象很有帮助。杜预用此例作注，也无往而不利，如成公十八年春，晋杀胥童，杜注:“《传》在前年，《经》在今春，从告。”俞正燮说也说:“周大事多不见于《春秋》，实由不告。”^[41]说得很对。诸侯有事，赴告同盟各国是当时的礼制，体现对他国的尊重友好。该告而不告，可能影响外交关系。如庄公十六年，郑厉公入郑即位，“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左传·庄公十六年》)。比如诸侯卒葬赴告同盟国，也是希望同盟国派人吊唁、会葬。《白虎通·崩薨》说:“诸侯薨，赴告邻国何?缘邻国欲有礼也。”周王及外诸侯的卒葬，皆据赴告及相关礼仪而记录，俞正燮发挥《左传》之例说:“其他非会葬，虽周王亦不书，无所据以书也。”^[42]《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不得要领，隐公三年《公羊传》说“天子记崩不记葬”，本已属胡说，因为《春秋》记载桓、襄、匡、简、景既记崩又记葬。周王有崩有葬者，《谷梁传》所言外诸侯“失德不葬，弑君不葬，灭国不葬”(《谷梁传·昭公十五年》)更是信口开河。至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皆是言过其实，公、谷二传所言《春秋》讳例数以百计，多穿凿附会。正如刘知几所批评的:“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43]还是《左传》的凡例可信:“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左传·文公十四年》)杜预、孔颖达皆承《左传》之说，以“不告”来解释诸侯一些重要事件未载的原因。

《春秋》记列国之事必须依据列国发送的通报文书，即杜预所说的“从赴”。有时，列国的赴告文书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春秋》也只能将错就错。所以，《春秋》礼仪实录性原则有时未必符合历史实录性原则。

比如，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被弑的国君很多，大多数以正常死亡记载于《春秋》，并不是鲁国史官有意作伪，而是“从赴”之故。只要有使者来告，史官皆要依据讣告上的信息通报先祖。齐桓公于僖公十七年十月乙亥去世，但他的儿子们忙于争位互相残杀，无暇顾及桓公之卒葬，一直到公子无亏即位，才给列国发讣告，讣告上说齐桓公卒于十二月乙亥，所以《春秋》书曰:“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春秋·僖公十七年》)齐桓公之卒日完全按照齐国的讣告而载，比实际的卒日晚两个多月。更出奇的是，《春秋》所载陈哀公之卒日，比实际卒日早了十天。据《左传》，当时陈国权臣公子招、公子过杀陈哀公太子而立公子留，陈哀公于五月辛亥被逼自缢，可《春秋》说其卒于“四月辛丑”，说明陈哀公活着的时候，公子留他们就已经给各国发讣告说他死了!

《春秋·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之卒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此条信息有诸多不实。据《左传》，楚灵王并不是被公子比所杀，也不是死于四月，也没死于乾溪，实于五月癸亥这天，自缢于大夫芋尹申亥之家，申亥以自己的两个女儿为其殉葬。《春秋》所载楚灵王亡故的时间、情节皆与实情不符。杨伯峻说:“阮芝生《杜注拾遗》云:‘经书四月，从赴也。平王杀囚以欺国人，自必诡为日月以赴列国。芋尹未以柩告之先，灵王之定死与否尚未知。日以四月，地以乾溪，一皆平王假设以赴告。及既得其实，又无重赴之礼，故列国所书俱仍初告之日月耳。’”^[44]这个解释很有道理。当时楚国大乱，楚灵王生死不明，公子弃疾杀死囚扮灵王，欺骗国人，嫁祸公子比，逼得公子比自杀，而自己则顺利窃取楚王之位，并给列国发布虚假讣告，说灵王于夏四月被公子比弑于乾溪。鲁国史官就是据此载于《春秋》的。过了好久，申亥才说出真相，献出灵王之柩，楚国按国王之礼重新安葬。鲁国后来也知道了真相，但还是没有修改《春秋》之前的记录。

后人会感到奇怪，鲁国明明知道真相，为什么还要保留一个错误的日期?因为《春秋》是告庙的文本，是宗庙礼仪的记录，有其礼则书，无其礼则不书，告庙时这样通报了列祖列宗，也只能将错就错。何况，有些事件的真相可能要过几年、十几年乎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大白于天下。后来的史官尽管知道《春秋》记录了错误的信息，但也不能改动，也不必改动，一切都时过境迁了。《春秋》记载的是宗庙之礼，而不是纯粹的历史，以历史的体例和标准衡量《春秋》，注定是会令人困惑失望。

《春秋》的礼仪实录性，是出于对祖宗的诚信和虔敬。收到别国通报的消息，真假无从分辨，又必须向先祖报告，告庙不能依据传闻和臆测，“从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关于《春秋》与《左传》记录的差异，杜预多以“从赴”来解释，他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45]孔颖达也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46]这个结论是对的。《春秋》所载列国的信息皆依据当时各国的通报文书，而《左传》记事往往是水落石出后的真相。所以，在历史的准确性方面，应以《左传》为准。归根到底，《春秋》本质是礼，而《左传》是史。

(二)《春秋》的宗法等级原则

在宗庙举行的大大小小的仪式很多，但不是随便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载入《春秋》。《庄子·天下》篇说:“《春秋》以道名分。”名分就是内外、亲疏、尊卑的界限。《春秋》作为鲁国的告庙文本，所载人与事必定被认为是先祖们关注的，要么与鲁公室有血亲关系，要么是鲁公室的姻亲或同盟兄弟。

《春秋》记事内外有别、亲疏有别，鲁国能载入《春秋》的人事范围显然比其他诸侯国要宽泛许多。鲁国能书于《春秋》者有国君、国君夫人、贵族卿大夫、公室之女(包括王室之女从鲁国出嫁者)，而列国载于《春秋》者只有国君、贵族大夫。同样是国君，鲁国国君要记载其即位、出境、入境、婚娶、卒葬等消息，而列国诸侯只记其卒葬，其他的活动消息是与鲁国有交集时顺便带出来的。《公羊传》《谷梁传》都注意到《春秋》不记载外夫人、外大夫卒葬，不记载外诸侯嫁女。同样记载国君去世，鲁国国君及夫人用“薨”，而外诸侯皆用“卒”，《春秋》记载外诸侯去世的措辞与鲁国大夫的相同。《春秋》内外有别，厚此薄彼，毫无疑问因为鲁国先祖更关注自己的子孙。《公羊传·隐公十年》说:“《春秋》录内而略外。”《史通·曲笔》说:“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三传”皆认为《春秋》有为鲁国讳的意思，还是有一定道理，隐公、桓公、闵公皆被杀，《春秋》皆书“公薨”。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晋楚父盟”，没有明言“公及晋阳处父盟”，“三传”皆认为与晋大夫盟乃鲁公之耻，如此书法是为公讳。为鲁国讳的倾向，但《公羊传》所说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又发挥太过。

《春秋》关心的女人只有两种，一是鲁公之女，一是鲁公夫人，其他无论多么重要、显赫的女人，一般都不会出现在《春秋》中。如《左传·昭公十五年》说:“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晋国大夫荀跞与籍谈赴周室参加王后的葬礼，但王后的卒葬，《春秋》皆不载。又如昭公二年，晋平公宠妾少姜去世，鲁昭公竟然要亲自去晋国吊丧，后来被晋国劝回，而鲁国上卿季孙宿还是去晋国参加葬礼。尽管少姜之丧规格极高，惊动了各国诸侯、政要，但《春秋》对少姜只字未提。如果不是鲁国之女或妇，《春秋》一般都不予记载，因为她们与鲁国先祖们没有关系，先祖对她们的信息也毫无兴趣。《谷梁传》也认识到这点，解释庄公四年的“纪伯姬卒”与襄公三十年的“葬宋共姬”时说:“吾女也。”因为都是鲁公之女，《春秋》才予以记载。

不仅内外有别，上下尊卑的界限更是不可逾越。历代鲁公都拥有妻妾一群，一般只有嫡夫人才能被书于《春秋》。如桓公三年记载迎娶文姜的几条:“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

鲁桓公派叔父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文姜，齐僖公依依不舍送女至鲁国之境，亲自把女儿交给来亲迎的鲁桓公。文姜大婚礼仪规格之高、场面之大可以想见。其他的媵妾，如果她们的儿子没有成为国君的话，就永远没有载入《春秋》的资格和机会。古代与国君一起主持宗庙祭祀的只有嫡夫人，史官只向先祖报告嫡夫人的消息。如鲁庄公有妾叫孟任，庄公当年追求她的时候许诺以其为夫人，孟任为此与庄公割臂歃血盟誓。孟任生有一子叫子般，刚即位就被庆父杀死(《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春秋》没有载录孟任的任何信息，因为庄公后来迎娶的是更为尊贵的齐国公室女子为夫人。对孟任这样的妾来说，被书于《春秋》就成了永远不可企及的梦。

尽管鲁国的消息很多，但鲁国地位不高的大夫也不会留名于《春秋》，下层平民更是永远不可能进入《春秋》。鲁国大夫凡是能在《春秋》上留名的，皆是公室贵胄，以隐公十一年间《春秋》所载鲁国大夫的信息为例:

公子益师卒。(《春秋·隐公元年》)

无骇帅师入极。(《春秋·隐公二年》)

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春秋·隐公四年》)

冬十有二年辛巳，公子卒。(《春秋·隐公五年》)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春秋·隐公八年》)

公子益师，字众父，是鲁孝公的儿子，鲁隐公的叔叔，鲁国众氏之祖;无骇，卒后被赐氏为“展”，故明代傅逊以“展”为无骇本人之字^[47]，则无骇就是公子展，鲁国展氏之祖;公子翚，字羽父，鲁孝公之子;公子，即臧僖伯，鲁孝公之子，鲁国臧氏之祖。隐公十一年间所载大夫皆是公子。不仅如此，纵观《春秋》二百四十多年所载鲁国大夫，尽此流矣。季孙、孟孙、叔孙皆出自鲁桓公，鲁文公以后，三桓把持鲁国朝政，成为鲁国之世卿，长期握有实权，他们在《春秋》中留下的记录最多。《春秋》所载鲁国大夫皆是贵族，要么是执政卿，要么是公子、公孙，地位尊贵，都与公室有血亲关系。

所有来聘的列国大夫都要在鲁国宗庙举行授玉、辞玉或相关的外交仪式，但不是所有来聘者都可以书名于《春秋》，从隐公十一年间聘鲁大夫的记录可以看出端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春秋·隐公元年》)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春秋·隐公元年》)

春，郑人来渝平。(《春秋·隐公六年》)

夏，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春秋·隐公七年》)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春秋·隐公七年》)

春，天王使南季来聘。(《春秋·隐公九年》)

隐公在位十一年间，《春秋》所载周室来聘者有宰咺、祭伯、凡伯、南季，皆是周天子的同宗贵族，爵位与诸侯相当，很尊贵。齐国来聘者乃齐僖公的同母弟，杜预《春秋释例》言:“母弟之宠，异于众弟。”“其兄为君，则特称弟，殊而异之，亲而睦之。”^[48]母弟见于《春秋》者二十。诸侯派尊贵的母弟来聘，是对鲁国的重视，《春秋》不厌其烦地标出“弟”的身份以示荣耀。《春秋》记载这些重要来聘者的名爵，为了让祖宗感受鲁国受重视的那份荣耀。

如果来聘者地位不高，不足以让鲁国感受尊荣，也就不必让祖宗知道其名爵，要么略而不载，要么泛称其为“人”。如隐公六年春，郑国派使者来谈媾和之事，之前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此次郑国首先向鲁国伸出橄榄枝，乃破冰之举，这件事意味着从此两国有了友好往来，值得郑重向祖宗汇报，但郑国只派来一个地位不高的大夫，故《春秋》仅书“郑人来渝平”，用泛泛“郑人”一语来指称郑国的使者。

一些小国的执政卿，在鲁国眼里也属于位卑人微者，往往也被称为“人”。如《春秋·襄公二年》:“冬，仲孙蔑会晋荀䓨、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其中同鲁国仲孙蔑一样被书名者皆为大国及中等国家的执政卿，而曹、邾、滕、薛、小邾这些小国的代表，虽然也是该国的执政卿，但据当时礼仪，小国之卿相当于大国的大夫，级别较低，还不够留名《春秋》的资格，故只泛泛书“人”。《谷梁传》也说:“卑者不志。”(《庄公十七年》)

位卑者干了特别严重的坏事而不得不向祖宗报告时，《春秋》就蔑称他们为“盗”。如鲁襄公十年郑国的尉止、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等人作乱杀死三位贵族，郑国通报列国，鲁国《春秋》因而记载此事说:“冬，盗杀郑公子、公子发、公子辄。”作乱之人罪大恶极，列国震惊，但因地位卑微，名氏依然不能载于《春秋》，只留以蔑称“盗”。鲁定公八年阳虎弄权失败后逃往他国，还偷走了鲁国的国宝，兹事体大，必须禀告祖宗，然而《春秋》书曰:“盗窃宝玉、大弓。”不可一世的阳虎在《春秋》中也只落得一“盗”而已。杜预说:“家臣贱，名氏不见，故曰盗。”^[49]说的极是。

春秋人有“五大”、“五细”的说法:“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左传·昭公十一年》)孔颖达引贾逵说:“五大谓大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50]大夫留名于《春秋》者，皆属于这样“五大”之类。地位卑微的一般大夫和普通民众，他们的名字和信息很难进入《春秋》。

《春秋》记事严格地尊奉着宗法等级原则，古人也早注意到这点，杜预的《春秋释例》还进行过一些归纳。但人们一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主要是因为他们视《春秋》为经或为史，纠结于经与史之间，有些书法现象很难解释。现在明白了《春秋》是鲁国的告庙文本，其内外、亲疏、尊卑界限不能逾越的书法就很好理解。《春秋》只记载与鲁公室有血亲、姻亲关系的人事，只记载能给鲁公室带来荣耀的人事，因为这些人事才被认为是鲁国先祖们关注的，《春秋》皆鲁公室的家族之事。往大里说，《春秋》记录着列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等大事;往小里说，其实是鲁公室与其门当户对的姻亲们、兄弟们之间的事情。剥去君臣、同盟之类的外衣，《春秋》中的人物之间无非是父子、夫妻、兄弟、叔侄、甥舅，完全体现着家族、姻亲之间的伦理关系。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汉代之所以奉《春秋》为解决伦理关系的法律依据。董仲舒撰《春秋决事比》二百三十二条，多涉父子、夫妻、兄弟之类的伦理亲情^[51]，《春秋》在解决伦理亲情案件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原因也就在这里。

(三)《春秋》的新闻即时性原则

史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先祖知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春秋》的每一条记录都是即时的，当时都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列国《春秋》类文本，皆具新闻即时的特点。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左传·宣公二年》);齐国崔杼弑君，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两国太史都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即书之于策，还要公布于朝，让人神共晓。鲁国的《春秋》也是这样一笔一笔即时记录下来的。

《春秋》记载各国诸侯之卒，一般称爵与名，如僖公十七年书齐桓公之卒:“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侯”为爵，“小白”是名。而僖公十八年载其葬，则书其谥号:“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春秋》记载外诸侯的卒与葬，皆遵循这样的书法。何也?因为卒时尚未制定谥号，故只能书爵与名，而葬时已经拟定了谥号，所以书谥。这都是《春秋》记事即时性的痕迹。

“常事不书”也是《春秋》即时性新闻价值的体现。《公羊传》多次提到“常事不书”^[52]，常事，即常规的告朔、视朔、祭祀仪式，一般能按时按点进行，不用载于《春秋》。而像突发灾异，或者该告朔而未告朔，或者不该祭祀而祭祀，这些都是“非常”之事，都要及时向先祖报告，因为这些“非常”之事才具有新闻的价值，才能引起先祖们的关注。

比如祭祀，《春秋》所载皆属于“非常”之祭。按当时礼制，天子祭祀天地及四方众神，诸侯只能望祭其封内山川、分野之星辰及其列祖列宗。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可以被特许郊祀。常规祭祀还包括四时之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公羊传·桓公八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左传·桓公五年》)意思是按时举行的常规祭祀，《春秋》皆不予记载，《春秋》所载者，大多为不时之祭，如桓公五年秋大雩，八年春烝祭，夏又烝，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不郊，不从，乃免牲，尤三望”，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等等。《春秋》所载郊、雩、尝、烝的信息，多非常规、常时之祭。比如，雩是祭天求雨的祭祀，一般在夏正四月，遇旱灾而临时举行的祈雨之祭，皆不是常规雩祭，必须通报祖宗。从鲁桓公五年至鲁定公元年，《春秋》共记录非常规之雩二十多次。有学者也注意到《春秋》中“没有祠、礿，且烝、尝多违时”^[53]，但因为在《春秋》中找不到四时常祀，就得出四时祭名“可能是战国以后逐渐确立的”^[54]的错误论断，皆因不明《春秋》“常事不书”所致。

告朔、视朔，亦是诸侯们每月初必做的政事，但《春秋》不载常规告朔、视朔，只载不告朔、不视朔的消息。比如僖公五年《左传》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台以望，礼也。”朝庙告朔之后，在太庙听治一月之政事，谓之“视朔”。此月鲁僖公按常规进行了告朔、视朔，但《春秋》并无记载，是因为“常事不书”。应该告朔、朝庙却没有按常规举行，史官才应及时载于《春秋》，给先祖报告。如《春秋·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依礼闰月也要告朔，此次不告朔为异常，所以史官书之，寓谴责之意。杜预说:“诸侯每月必告朔、听政，因朝宗庙。文公以闰非常月，故闰不告朔，怠慢政事。虽朝于庙，则如勿朝。故曰‘犹’，‘犹’者可止之辞。”^[55]认为史官的批评暗含在“犹朝于庙”的“犹”字中。

《春秋·文公十六年》说:“夏五月，公四不视朔。”据《左传》，鲁文公因病连续四个月未视朔，事出“非常”，故《春秋》载录。后世就有人说告朔之礼废于鲁文公，这并不正确。孔颖达说:“告朔谓告于祖庙，视朔谓听治月政。视朔由公疾而废，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废也。”杨伯峻赞成孔颖达的说法，他说:“鲁文公仅此年二月至五月四次不视朔，六月以后仍视朔。若永不视朔，是不为君矣，安有此理乎?告朔之礼，或自定、哀之间渐废，视朔之礼则不得废。前人议论此事，多混告朔、视朔为一。”^[56]这些说法是对的，《春秋》之所以记录这一条，因为“公四不视朔”的情况实在罕见，“非常”之事必书于《春秋》，鲁文公病愈后正常视朔，则《春秋》不再记录。

在宗庙举行的常规祭祀与告朔、视朔，有固定的时间与仪式，一般延续着上古三代的传统，对祖宗神灵而言，这些事算不上新闻，但那些非常规的、事出有因、不得不减省或增加的礼仪，一定要向祖宗通报，或者想获得祖宗的谅解与支持，一如既往给予佑助，或者史官借祖宗的威灵，对国君进行委婉的批评与劝诫。

《春秋》记载鲁国的信息，好事坏事都有，但列国的信息，多为“讳恶”之事，如诸侯卒葬、杀太子、杀大夫、大夫出奔、战败等。原因有二:一是政治方面的用心，他国“讳恶”之事多，无形中显出鲁国的政情良好，可以取悦于先公。二是这类事件具有新闻价值。看看今日世界各国的新闻如何报道别国的消息，就容易理解《春秋》列国为何多“讳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