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的作者群体和时间框架

《春秋》自古就像个谜，有人奉之为经，呕心沥血搜寻其“微言大义”，为之皓首，但很难建立贯通始终的书法义例;有人视其为史，而“断烂朝报”式的模糊表述又让人困惑不已。《春秋》文本到底是什么?本文拟抛开经与史的成见，试着探一探这个谜。

引起笔者兴趣的，首先是《春秋》的作者群体。

《左传》有两则著名的故事，宣公二年载: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弑君: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以刘知几所言先秦史书四体来衡量^[2]，晋太史所书“赵盾弑其君”与齐太史所书的“崔杼弑其君”，同鲁国《春秋》的表述风格及书法最为近似，这应该是载于晋、齐两国《春秋》简策上的文字。春秋时代列国《春秋》类文本，是由各国太史负责记载，如果太史缺位，也可以由南史或其他史官记载。这两则故事常被人们提及，用来说明古代史官不畏强权、坚持“书法不隐”的可贵精神。而笔者感兴趣的是:既然赵盾、崔杼之流不满意太史的记载，为什么他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愿让亲信、爪牙们强行记录，却要听任史官们载其恶行?

这两则故事说明只有史官才能记事于《春秋》简策，只有史官的文字才能生效，才能被认可。那么，史官凭什么具有如此特殊的权力呢?因为史官具有不同凡响的通神功能和身份。上古史官是从巫分化出来的，巫中一些人发明并掌握了文字，从事文书之事，慢慢分化成史官，他们掌握了巫们没有的知识和技能，但依然保持着巫能通神的功能。在沟通人神方面，史与巫没有本质的区别，史用来通神的媒介是文字，而巫是靠歌舞或者别的什么法术技巧而已。

春秋时代，史官依然是能沟通人神、预知吉凶的神秘人物，清汪中归纳春秋史官的职掌为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五项^[3]，皆涉鬼神之事。席涵静先生认为汪中所说并不全面，他说:“汪氏之说失之重于神道，而略于人道，盖其说之五项: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等皆属于事鬼神者，而史官之册命、记事等诸要职掌，或略而不述，是有所偏失。”^[4]席涵静先生特意指出史官的记事和册命两项，以为属人道之事，不涉鬼神，这种看法恐怕未必尽然。比如策命，在宗庙进行，未必不涉鬼神。《礼记·祭统》说:“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太庙，示不敢专也。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此爵赏之施也。”在太庙举行策命礼仪，“示不敢专”，表示策封赏赐皆是祖宗之意，史官是传达祖宗之意的人，所以，周代策命礼仪必须有史官参加，他们的职责就是“执策命之”。周代铜器铭文中宣读策命的有内史、史、尹、作册尹等，他们都是史官。史官在策命礼仪上是祖先神意的代表，策命文书由他们宣读才具有神圣性，才能生效。所以，史官的策命表面上是人事，其本质亦属于鬼神之道。

同样，史官记事也未必皆属人道之事。赵盾、崔杼的故事中，只有史官才能记事于《春秋》，只有史官书写的文字才能被认可，说明记事于《春秋》亦属神道之事。赵盾、崔杼之流是世俗的贵族，虽然掌握着国君的废立生死，甚至可以剥夺史官的生命，却没有直接与鬼神沟通的能力和身份，他们必须通过史官才能给鬼神传达信息。如果不想让祖宗知道他们的恶行，他们能做的就是胁迫史官作伪，但当史官们如董狐、齐太史那样宁死不屈时，世俗权臣们亦无能为力。史官们宁死不屈，秉笔直书，从根本上是出于对祖宗的忠诚，他们背后有着强大的宗教力量。

所以，史官记事于《春秋》，是他们的本分、职责，更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有通神的特殊能力和身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推测，《春秋》本是写给鬼神的文本。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关于时间的记载。

《春秋》“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时间体系，也是其通神特质的体现。《春秋》“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正王朔”^[5]，当没有什么事情可记的时候，《春秋》依然要记下“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和“冬十月”等等，有意构建着一年四时的完整。有学者统计《春秋》中有关时间的文字就有4273字，为全部正文的四分之一^[6]，先秦史书虽然都重视时间的记载，但都没有《春秋》如此严格、完整。如此特别的时间构架，显示《春秋》文本有着不同寻常的用途和意义。傅道彬先生说:“原始文化中四时意识不是世俗的，四时运转是上天情感意志的显现，具有神圣的意义，属于神圣的时间。”^[7]过常宝先生说:“‘天时’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社会规范。”^[8]时间和历法知识，上古人们以为出自神示，谁拥有它，谁就是得天命者，能合法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尚书·尧典》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舜、禹相禅的秘密武器就是“天之历数”，就是“敬授人时”。掌握了时间历法这个法宝，就能实现与神灵的沟通、得到神示，就能走向宗教和政治的最高宝座。

《春秋》对时间超乎寻常的强调，肯定是有超乎寻常的用途和目的。《春秋》的名称已经显示了天时的宗教意义。“春秋”既指四时，也指四时的祭祀活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诗·鲁颂·宫》)，“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孝经》)，楚共王用“春秋窀穸”(《左传·襄公十三年》)委婉指自己死后之事，杜预说:“春秋，谓祭祀。”^[9]韦昭也以为“春秋”指春禘秋祫的宗庙祭祀^[10]，则关于宗庙祭祀的文本亦称《春秋》。《春秋》构建的时间框架，相当于搭建与神灵沟通的神秘通道，人间的信息可以从此通道传递到先祖那里，这种观念同现代穿越小说通过神秘的时空隧道可以到达另一个时空的想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春秋》如此严格的四时次序，体现着上古人神沟通文本的独有特质。先民用来与鬼神沟通的时间通道，却成就了古代编年史的严密体例。从这个角度来说，早期的编年史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宗教的产物，起源于祖宗崇拜。

晋朝出土《竹书纪年》记述夏、商、周以及春秋晋国和战国魏国之事，杜预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11]《竹书纪年》是后人改编过的魏《春秋》，但记事风格与鲁《春秋》相类，说明东周列国皆有自己的《春秋》，也说明《春秋》类文本非常古老。刘知几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还说:“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12]所以，流传到今天的《春秋》，并非鲁《春秋》的全貌，鲁《春秋》也像《竹书纪年》一样源远流长，今天看到的只是其春秋时代的内容。宋人郑樵^[13]、清人顾炎武^[14]等皆以为鲁《春秋》不始于隐公，杨伯峻总结说:“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讫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15]所以，《春秋》类文本的形式和通神功能并非始形成于春秋时代，更非创自孔子，而是起源很早、夏商周三代相沿、东周列国通用的文本现象。后来，各国的《春秋》皆湮没不见，只有鲁《春秋》的春秋时期这一部分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它成了现存的唯一且名副其实的“圣经”。

春秋战国的史官在《春秋》简策上记下一笔的时候，也许为子孙后代作史的意识增强了，但作为从上古三代承传下来的特殊文本，其通神性质的传统惯性依然深刻而强大。《春秋》依然沿袭着上古三代的文本形式和书法，但它的通神功能和宗教意义渐渐被忘却，而其编年体例的历史价值却越来越凸显。《春秋》这种古老的文本从上古三代一路走来，同许多上古神话的一样，沧桑得让人认不出本来面目，于是，揭示其书法义例就成了后人的课程，《春秋》三传都力图在这方面有所发明和建树，以后历代的经师也努力寻找片言只语背后的深刻含义。两千多年的经学史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春秋》文本的确散发着无穷魅力，简单的大事记背后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奥秘。但经师们皓首穷经，所发明的书法义例却支离破碎，对经师无比失望的学者索性放弃的对奥秘的探索，只把它看做是一部简单的编年史，而他们“断烂朝报”的讥讽也表达出一种不甘。所以，无论视其为史还是为经，总会出现一些扞格不通的地方。现在我们明白，二者都忘却了它曾经的人神沟通功能和用途。也许只有摆脱经与史的纠缠，回归《春秋》文本的原始宗教意义，才能真正触摸到它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