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观念演变中的一个特殊标志是它被用来表示“知天道”。马王堆帛书《德圣》:“圣，天知也。知人道曰智，知天道曰圣。圣者，声也。圣者智，圣之智知天，其事化煌。其谓之圣者，取诸声也。”郭店竹简《太一生水》:“君子知此之(指天道，笔者注)谓圣。”《五行》也说:“圣人知天道也。”传世文献中《尚书·说命中》:“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孟子·尽心下》“智之于贤否也，圣之于天道也”^[19]，皆以“圣”为“知天道”、“法天”。古人认为“声”和“风”是天道的某种征象和表述，故表“闻声”、“听风”而有所收获的“圣”就被看成是“知天道”，显然这是从其本义“声、听”演化而来的，即“其谓之圣者，取诸声也”。

因为能感通、和合天道，耳听、“闻而知”的主要是天道与天命，所以这种“圣智”^[20]被认为是礼乐产生、创制的源和由，是人与社会和乐有德、邦家兴旺的最根本因素:“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文王之见也如此。”(《五行》)就是说，正是由于“人”具备能听懂、理解自然、天道所发出的“风”、“声”的圣智，人们才能根据所把握到的自然之天的节律来创制能和合人性人情的礼乐。简书推崇“圣智”而非“仁义”，视“圣智”为礼乐、文化的源头，是因为仁、义与“善”属人道(《五行》:“善，人道也。德，天道也。”)，而圣、智乃是懂人道与通“德”之天道的前提。法天道的简帛“圣”、“智”观显然是希望通过礼乐政教实践来实现和合天人、和谐邦家的至“德”盛世。显然，《五行》所总结的西周理想的礼乐“王”道“圣”治，实践的其实是由礼乐文化来达于天人相合、人神和乐、能得到神与天道眷顾的社会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人道”的天下谐和。它高于以仁义为中心的人道“四行和”的大“善”之世，也高于《礼记·礼运》所谓的“大同”世。因此，它要突出“圣”，视之为能否走向五行和的至“德”世的头等要义。

“圣”之“知天道”观念的传承和被强化、“圣智”说、以及与之关联的“五行”说，同三代礼乐文化、特别是西周“王”道礼乐政教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前引《礼纪·乐记》即认为能制礼作乐者方为“圣”。《礼记·丧服四制》则以仁义礼知作为丧礼的伦理依据^[21]。这也是有了特定含义的“圣”、“智”观念能和仁、义、礼并为礼乐文化之五行的内在原因。

礼乐政教文明有大量的文献可资证明^[22]，而简、帛《五行》等新出文献则为我们阐明了礼乐文化五行的内在义理。《五行》大段讨论“金声而玉振之”等音乐与礼仪操持问题，即通过由圣智而生的礼乐和合众人之心，自然，“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要阐明的就是圣智、礼乐、天道以及政教文明的内在关系^[23]，即如何以音乐贯通人伦与天道^[24]。与之相似，上博简《性情论》也认为乐教是沟通、和合天道与人伦的方式。《礼记·乐记》谓:“圣人作乐以应天。”《韩诗外传》:“汤作《镬》，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柔敬而好礼。”也是当时礼乐政教思想的一部分。而《孔子诗论》也表明当时诗、乐合一，诗乐是修养身心、淳化人心与风俗，关乎政教的重要手段。

周朝和早期儒家都是极其重视乐礼的政治教化意义的，认为“乐音”不仅是通神祭仪、和合人神的重要媒介，而且也是协和社会、兴邦安家的力量。不仅诗歌、音乐、礼仪与政治、教化密不可分，而且礼乐被认为是直接关乎性情的培养和“自我”的生成。这在出土楚简中得到了明确的佐证:“凡圣(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欢。观《赉》《武》，则懠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25]就是说“声(聖)”具有“动荡血脉、流通精神”的功能而成为“兴”发情感的表达形式^[26]。西周礼乐教化的实质问题是通过音乐仪式来疏导、调和与净化个人的情感、心灵与整个生命世界，以及和同所有音乐表演者和观赏者的思想与情感，也即和合众人之心，进而实现整个文化族群和社会的大融合、大和谐。西周礼乐的人文世界，以凝结个体生命，形成稳固的群体生命、宗族生命，乃至民族生命为旨归;在礼乐的践履和操持过程中，个人生命融入到礼制之中，进而融入到氏族、宗族、乃至整个民族生命之中。故“圣”之所以能通天道，正在于礼乐政教的特殊效果。

概而言之，“圣”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神秘魅力，实在也是因为“圣智”乃是礼乐政教文明的真正起点。而且，作为把握音乐这一特殊“声响”的特别能力，“圣”又是体认与和合天道、理解天命的符号概括。后世所言“圣人”，特别是文王、周公等，正是能体认天道、制礼作乐、谐和万民与万邦的“立德”者、礼乐政治文明的杰出代表。

而且，“圣”被理解为能上达天道、“知天道”，又是因为其中汇集、融通了商朝乃至更早时代的某些天人关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