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第二个阶段的涵义乃是“闻声知情”、“闻而知之”的特殊慧心和能力，即所谓“闻志耳而知其所以为〔物〕者也”，表现在字形上是加上“人”符，楚简则多改作“壬”符。

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简本《五行》22—28简)

圣者，闻志耳而知其所以为〔物〕者也。“聪也者，圣之藏于耳者也;〔明也〕者，智之藏于目者也。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

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五行》26、27简)

不聪明则不圣智，圣智必由聪明。圣始天，智始人;圣为崇，智为广。^[12]

从中不难发现，“圣”、“圣智”这种独特的心性论中，包含了多方面的重要信息:

(一)“智”是接受过教化、被贤人所濡染过的人，“见”贤人就有所领悟和收获、“见”即开蒙——使自身与世界的存在关系得以“开显”，通过目见就自然能有所“知”。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活动是直面对象而直接的表象生成过程，因此作为“见而知之”的“智”，乃是一种依据先前的实践存在与生命体验而建立起来的直觉智慧和综合判断。但听、闻的过程是无形无像、难以捉摸的，或者说“声响”对象在大脑中形成表象的过程更加难以清晰的把捉，故“圣”这种“闻而知之”——通过听、闻而引发精神意识运作活动而有所领悟和收获的智慧被认为是同“思”紧密相连又难以描述和说明的，《五行》“圣之思也轻”等句就是这个意思。《庄子·胠箧》:“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猜测、思考人家家里有什么，这就是“圣”;知道能不能(下手)，那就是“知(智)”。其中的“圣”就是一种意向性的精神意识运作与生命活动。

出土和传世文献中都不乏对这种入“圣”之“思”的描述:“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五行》3、4)、“不圣，思不能轻”(《五行》11、12)、“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五行》20)、“思曰睿，睿作圣”(《尚书·洪范》)。教导学生要成为“君子”的孔子则把“思”都引导往个人的整体生命修养上来，提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和前举《五行》所谓见贤人而知其为贤人其实是一个意思。又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宪问》)就是把“思”作为一个人自省与不断“圆成”的重要手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文献中描绘的“圣”、“智”这种“得”，不能等同于西方对象化的认知和知识获得，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成人”、“成己”活动，即“实现自己”^[13]、“构成自身”。简单说“圣”是“闻声知情”、“声入心通”，是“闻志耳而知其所以为物者也”，但不是科学认识，而是立基于全部生活世界的身心合一、物我合一的“存在”之开显，是先于主客分离的对象化科学认知而基于生活世界与整个存在基础上的“理解”。这种“理解”同时包含了生命活动(体验)和生命表达(意义)，这种慧心和能力，也就是孟子、王阳明他们所肯定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14]“圣智”这种“理解”，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强调了所“闻”所“见”与所“知”的乃是“君子道”、“贤人道”，是综合了智识、道德、评价等多方面含摄的生命体验和生命表达。正是这种基于存在的“理解”，才发展出了后世强调意识特别是道德意志先于推理与思考的智慧，认为若没有基本的道德等意识的积淀和教化，就不可能会有智识的启蒙与开化，即不可能有所见、有所知。^[15]

简言之，“圣”、“智”、“圣智”乃是人文维新和理性觉醒过程中思想家们认知哲学水平的重要体现，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天然地包含了心性论的多方面意蕴。我们不能把它们简单等同于现代西方的认识论和认知思考，但它们也不是那么神秘不可解释^[16]。事实上着眼于道德论的泛道德主义与拿主客对立的二元知识论来理解“圣”、“智”以及先秦心性论，都会导致对古人思想的粗暴裁剪。“圣智”，它就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向上的“善端”，是从存在中自然溢出来的，先于道德，先于科学。^[17]

(二)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圣”“智”总是与“聪”“明”联系起来用的^[18]，能成礼乐的“圣智”乃是“闻声而知”与“见而知之”的相对相合。《尚书·虞书·舜典》载“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荀子·非十二子》有“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智，不以穷人”一说，《荀子·在宥》引孔子话“聪明圣智守之以愚……”，《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等等。但是从认知的结果看，耳知之“圣”是要高于目知之“智”的，《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可见，即使是孟子的时代，人们还是认为“闻而知之”的“圣”是要高于目知之智的。但其中的最大关键是“圣”可连通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