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两个字最早合起来用是在《论语·八佾》中，郑玄解释这两个字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据此看来，古人思想中的“文”与“献”是不同的。元代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进一步说明了“文”与“献”的含义，他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且不论其“文”与“献”的具体含义如何，至少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得知古人已经将凡是可兹利用的所有资料都看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这里所说的“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即是。随着后世文献资料的丰富以及学术思想的进步，逐渐形成了文献学。王欣夫认为马端临所说的文献即广义上的文献学，包括了后世一切文献资料。而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文献学则属于狭义上的文献学，他将其界定为目录、版本、校雠三个方面，这是文本研究的基础。

笔者认为，将文献的范围界定为广义还是狭义则要根据研究对象而定。若是唐诗宋词或明清小说，则狭义的文献学便足以应付。若是以先秦诸子为研究对象，则需要从广义上界定其范围。当然，王欣夫所说的目录、版本、校雠则是研究的基础。因此，这里所谓的诸子文献，不仅包括目录、版本、校雠的内容，还包括其他一切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