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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非子》相类，整个先秦子书结集成书的实际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譬如《老子》一书，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关于其成书问题的讨论就越来越深入。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以及2000年北大所藏简本《老子》等，与今本在文字、义理、章次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可见该书的流传在战国时已经很复杂了。伏俊琏先生说，“《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弟子整理成最早的传本”，其书“非一人一时一地写成，而是经过后学多次阐释、整理、加工、补充后定稿的”^[44]，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又如《论语》，其结集也至少在两次以上。前人将其中的《学而》至《乡党》10篇称之为“上论”，《先进》至《尧曰》10篇称之为“下论”，并且认为“上论”精粹而“下论”驳杂。其实所谓的“上、下论”的差异与分别，不过是《论语》成书过程中不同的结集而已——因为编集者、编集时间及搜集内容的不同，自然形成了文本的差异。再如《墨子》一书，本是先秦墨家学派著作的汇编，非一人一时之作，由墨子弟子及后学记录编纂而成，大部分篇章的编集在战国中期。其内容颇为庞杂，大部分是墨子与弟子讲学或谈话的记录。全书今存53篇，大致可以分为5组，各部分的写成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些则晚到战国末期，譬如《备城门》以下11篇，其中涉及的官职和号令就采用秦国后期的制度，可见也经过了不断的附益。

《荀子》一书也颇具代表性。因荀子“倡言性恶，兼法后王，王道与霸道并重，义利兼顾”以及“特别反对孟子”等原因，其书自刘向校定之后，一直受到正统思想的排斥，少有人为其整理作注。故直到杨倞时，《荀卿新书》依然是“编简烂脱，传写谬误”，因此对该书的篇次、卷数等“以类相从”，作了较大的调整:“以文字繁多，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杨倞《荀子序》)今本《荀子》的篇目次序也基本上体现了杨倞变动原书篇第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末6篇文章的归置。杨倞在《大略》与《宥坐》篇题下分别作注说:“此篇盖弟子杂集荀卿之语。”“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在杨倞看来，《大略》等6文已非荀卿之自著，因而作为全书附录置于书末，诚如梁启超所说:“疑非尽出荀子手，或门弟子所记，或后人附益也。”^[45]

回过头来再来讨论有关“轴心时代”的问题。

以《韩非子》的“二次成书”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问题，实质上是对“轴心时代”经典生成问题的探索。先秦子书的编集经过，其实也就是“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过程。在此视野下重新审视《韩非子》及整个先秦子书的成书通例，则其意义便不仅仅局限在诸子之一家或子书之一种，而是与那个“唯一性”的时代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前文也说到，学术界对于“轴心时代”的关注，更多着眼于思想家个人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精神导师——到底是指怎样的一些人?譬如老子，是指《史记》中所记载的老聃，还是指《老子》一书的著者?如果是就后者而言，则所指将不止是老聃，还要涉及《老子》一书后来的增补与改动者——或者说，涉及整个老子学派。显然，这二者并不是等同的。同样，孔子的思想，更多是门弟子的记叙，这也就与《论语》以及整个孔门学派联系了起来。至于韩子，我们不仅要关注《本传》所记载“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以及“终为韩不为秦”的韩非，更要关注《韩非子》一书的著者——韩非以及他的门弟子，或者整个韩非子学派。显然，以往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思考得尚不够周密。我们更需要从诸子著作的角度去理解“精神导师”的意义。

如果考虑到先秦古籍的成书通例与文化元典的经典生成过程，那么，我国的“轴心时代”，其实更多是就先秦子书那些元典类的著作而言的;所谓“轴心时代”的“精神导师”，也更多是指那些“元典”的创制者——它固然主要是学派的创始人，却也离不开其门人后学，或者说，是与整个学派相关的。余嘉锡先生说:“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即为某氏之学。”也就是“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从而“明其为一家之学”^[46]。这里的“一家之学”才是“精神导师”的本质所指。钱存训先生也说:“采用某人名义作为书名的书籍，不一定完全是某人的著述，也许是他的门人记述他的言行，也许是某一学派的学者，用其学派中最权威的人名作为所著的书名。流传今日的先秦著作，都多少曾经汉代学者删定，因此很难确定在某一部书中，哪些是原著，哪些是后人所增添。”^[47]其意与余先生大致相同。只有从“一家之学”、“一家之书”的角度认识“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史意义，从古书体例及学派传承的视野去考察“轴心时代”元典的生成过程，我们关于“轴心时代”意义的理解，才会深刻得多。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3]姜广辉等人称之为“经典现象”，见《重新认识儒家经典——从世界经典现象看儒家经典的内在根据》，刊《中国哲学》二十三辑《经学今诠续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93、51页。

[8]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9]本文所谓“今本”，是指清嘉庆二十三年(1808)吴鼒根据南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韩非子》影刻的乾道本《韩非子》，即影宋乾道本。

[10]《七录》已亡佚，此处引文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张守节《正义》所引。但张守节误《七录》为《七略》。《隋书·经籍志》“经籍二”史部著录梁阮孝绪之《七录》(《隋书》卷三三，并参卷三二、四九、五八);又，《广弘明集》卷三保存阮孝绪《七录序》，此皆可证张守节之误。

[11]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其所说“五十六篇”究竟所指为何无法知晓，且并未见“五十六篇”的本子，故而学者们认为“六”为“五”字之误，“殆传写字误也”(《四库全书总目》)。

[12]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600页。

[13]张觉《〈韩非子〉编集探讨》，《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3期。

[14]张觉《韩非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前言，第6页。

[15]徐敏《〈韩非子〉的流传与编定》，《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16]周勋初《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0页。

[17]陈启天《韩非子参考书辑要》，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1页。

[18](日)町田三郎《关于〈韩非子〉的编成》，《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19](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七册，第2145页。

[22]马世年《韩非二次使秦》，《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4期。

[23]《本传》“申子、韩子皆著书……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又“太史公曰: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其中“韩子”都是指韩非其人;不仅如此，《史记》中其他凡提到“韩子”的地方，都是指韩非与其《五蠹》《显学》两文，而非《韩子》一书。见《韩非子札记》，第15页。

[24]徐敏说:“像刘氏父子这样博学的人，也会出现如此歧出的错误，可见编校先秦古籍之难。”(《〈韩非子〉的流传与编定》)周勋初也认为“刘向对《韩子》作品的内容已有隔膜之处”(《韩非子札记》，第18页)。

[25]“书录”原文已亡佚，而今本前有《韩非子序》一文，只是对《本传》的抄录，严可均《全汉文》卷三十七录入《刘向集》，题作《韩非子书录》。清人王先慎反对之，而余嘉锡则维护严说。周勋初先生也认为这不是刘向之作，而只是乾道本刻主黄三八郎节录《本传》作为书序的。王、周之说是。唐代马总《意林》辑有《韩非子书录》的残文。

[26](唐)司马贞《索隐》:“案谓安国学韩子及杂家说于驺县田生之所。”这个田生很可能就是《史记·儒林列传》“言《易》自菑川田生”的田生;又《荆燕世家》有“高后时齐人田生”，南朝宋裴骃《集解》云:“晋灼曰《楚汉春秋》田子春。”当另是一人。

[27]如《内外储说》之“内、外”并非如其所说的“制之在己”与“赏罚在彼”，而只是为了分篇的需要。

[29]李笠《史记订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24年横经室刻本。

[31]此处的《道藏》指刻于明代正统九年至十年的版本，上海涵芬楼1923—1926年影印。据陈国符考证，正统《道藏》虽系明刻，渊源却来自宋代的政和《道藏》(《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故而周勋初认为乾道本与《道藏》本“乃是两种系统不同的本子”(《韩非子札记》，第6页)。《道藏》不用旧称李瓒所作的旧注，而用谢希深注。

[32]卢文弨已注意到此，他在《群书拾补》中就说《喻老》第二十一“《藏》本连六卷中”。

[33]《道藏》本散佚《说林下》的题目与部分内容。从《道藏》本的篇目顺序看，“《说林上》第二十二”后紧接第八卷“《观行》第二十四”，则“《说林下》第二十三”当是传抄过程中所脱。内容方面，《说林上》最后一则“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后紧接《说林下》“虫有虺者”，中亡“伯乐教二人相踶马”至“三虱相与讼”等十六则故事。

[34]顾广圻之所以如此论断，是因为他认为《道藏》本出自乾道本。周勋初批评他是“佞古成癖”(《韩非子札记》，第6页)。

[35]参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的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36]陈奇猷、张觉说:“汉代开始，书籍制度逐步发生变化，帛、纸作材料的卷子渐渐代替了竹、木简作材料的编策，《韩子》大概也在魏晋以后被抄上了卷子。”很是中肯。《韩非子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32页。

[39]刘汝霖《〈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罗根泽编著《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1]陈奇猷说:“上书本无篇名，此所谓‘初见秦’者，乃后人所加。”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过他又解释“初见秦”为“初见秦国”，因而说此三字“不词”、“不通之至”，则显得过于拘束了。见其《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4]伏俊琏《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2、77页。

[45]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