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讨论《初见秦》与《存韩》等秦朝的档案文书被编入的问题了。秦亡之后，其图书档案都被萧何所接管，《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汉书·高帝纪》也载:“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书文书。”这些材料都被保存在宫廷内府，其中自然包括秦廷文书《初见秦》与《存韩》等。汉初，研习者韩非学说者很多，其中必有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即中秘书者，比如前文所揭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自然，由这些人将秦廷档案中有关韩非的文书编入韩非书中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这个过程应该在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学说之前。《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故而，《初见秦》《存韩》等档案文书的编入当在此前。

进一步说，编集者之所以将这些档案文书列在全书之首，本身便有“以史实为序”的用意。刘汝霖先生指出:“汉人搜求遗书，以多为贵，得记载著书人事迹资料，往往采入而置篇首，如《公孙龙子》首篇之《迹府》，《韩非子》首二篇之《初见秦》《存韩》是也，《商君书》之首篇《更法》，亦此例也。”^[37]其言极有见地。郑良树先生也说:

《韩非子》作为一部韩集，编纂者使用过一番苦心的;《存韩》就是一个佳证。它能被编入韩集，并且将李斯的批语及上韩王书一起附在《存韩》之后，除表示编纂者“来路不简单”之外，也表示他有意将此文作为韩非生平事迹的史料，列在书前。至于《初见秦》，用意大概也是如此，以为是韩非第一次见秦始皇时所写的奏书，可作生平史料看待，所以列在书前……^[38]

他所说“可作生平史料看待，所以列在书前”的意见，与刘汝霖是一致的。可以说，编集者正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交待韩非的政治活动。

《初见秦》的真伪自北宋时已有人怀疑，其后或否定，或赞同，众说纷纭。近人刘汝霖先生在其大著《〈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中，详列多条证据证明该文非韩非之作，最能服人^[39]。因此，以之为《韩非子》的首篇，表明编集者对于韩非之著述已不能完全确定。但也说明编集者对于韩非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两次出使秦国的经历^[40]——是有着基本了解的。该文篇题“初见秦”三字，由《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曰章”可知并非最初所有，而是后来的编集者所加^[41]，意即初次求见秦王。编集者将此文定名为“初见秦”，其实也是有深意的——既点明初次“见秦”之意，同时又暗含了后来的“再见秦”。

《存韩》一文也很有意思，文章共分为三部分:“韩非上秦王政书”、“李斯上秦王政书”与“李斯上韩王安书”，所谓“存韩”只能概括全文三分之一的内容。由文中记录之辞“秦遂遣斯使韩”、“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以及李斯上秦王书自称“臣斯”等句，可知后两章上书作者为李斯。至于前一章上书，“李斯上秦王政书”云:“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之未可举，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42]其中明言“韩客”即韩非，故可肯定为韩非上秦王政书。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初见秦》与《存韩》在编集者看来，是可以作为韩非生平史料看待的。《初见秦》是韩非第一次求见秦王时所上之书;而《存韩》及所附李斯上书的被编入，“除表示编纂者‘来路不简单’之外，也表示他有意将此文作为韩非生平事迹的史料，列在书前”^[43]，从中可见编集者的良苦用心。

总之，司马迁所见到的韩非著作编集已与今本很接近，这个本子是在汉初至武帝建元元年之间完成的。从时间上看，编集者距离韩非已近百年，故而虽对韩非的生平事迹有大致的了解，例如他的二次使秦，但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已很难分清了，所以才会将《初见秦》这样的文章收录到韩非的编集中。这个过程应该是《韩非子》的编集与成书当中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此后，其面貌便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