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指出，韩非的门徒与后学已经初步将先师的遗作汇集起来。有秦一代对于韩非的学说是较为推崇的，甚至将其尊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史记·李斯列传》)，从秦始皇对韩非思想的赞叹以及秦二世、李斯等人屡屡引用韩子言论的情况看，韩非的著作所受秦火的影响不是很大。司马迁说“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本传》)，既然“学者多有”，则其书应当不是很难见到的。降及汉代，韩非的学说依然受到很大的重视。汉初尽管尊崇黄老之学，但那只是官方的统治思想，而且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韩非的思想本身也是“归本于黄老”的。因此，研究韩非思想的人还是很多的，《史记·韩长孺列传》就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26]。又，《汉书·武帝纪》载罢黜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韩非思想的影响。既然有专门的学习者，则必然会有韩非著作的编集藉以研究，这就是从其弟子或后学那里流传下来的本子。及至司马迁作《本传》，还明确说到韩非著作的篇目，可见他一定见过当时人们所研习的本子。关于司马迁所见本的面貌，我们试图从它与今本的联系中予以探测。

先来分析《本传》的著录情况。唐司马贞《索隐》在“《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后，对以上篇目一一进行了注解，尽管有些说法尚嫌勉强^[27]，但可以肯定，司马贞是见到《韩非子》中的这些文章才下结论的，而非其向壁虚造之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对《说难》的解释:“《说难》者，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故其书有《说难篇》。”^[28]《说难》本是《韩非子》中的一篇，司马贞所谓的“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是否就指它呢?《本传》下文又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并录《说难》全文。司马贞又于此处的《说难》作注:“说音税，难音奴干反。言游说之道为难，故曰《说难》。其书词甚高，故特载之。”专门从读音上予以辨别，显然是意有所指的。将此与前面的解释联系起来看，便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上引《本传》之文，前后紧密连接，可是司马贞对同样的文字注释却截然不同，李笠《史记订补》针对这一点说:

《索隐》云:“《说难》者，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故其书有《说难篇》。”诘难之难，当读乃惮反，与奴干音异。一人之言，前后歧异，令人何所适从乎?又案《五帝纪》“存亡之难”，《索隐》云:“难犹说也。所以韩非著书有《说林》《说难》也。”以难训说，更谬矣。今综上三说，以奴干反为正读，《说难》文意自明。^[29]

李氏看到了《索引》中存在的矛盾，故指责说“一人之言，前后歧异”，这是其目光的敏锐之处;但他又“以奴干反为正读”，认为司马贞所注两处“说难”的文字应当统一，则又是削足适履，未作深究而将问题简单化了。李氏所说“以奴干反为正读”非但不能使“《说难》文意自明”，相反，恰恰在他错误的解释中掩盖了问题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索引》中前后解释的不同，并不是“一人之言，前后歧异”的缘故，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实际上涉及《韩非子》中两篇(类)不同的文章。“言游说之道为难”所说，无疑就是《本传》所录的《说难》，而“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一句，与“游说之道”的《说难》绝不相涉，它应当另有所指。考《韩非子》一书中，有《难一》《难二》《难三》《难四》诸篇，其篇题中的数字只是为了分篇的方便，并无具体的含义，则这几篇的题目实际上就是《难》。此类文章结构很独特，均先陈述前人的行事、言论，然后再以“或曰”对其进行责难与辩驳，这与《索引》“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是一致的。

看来，司马迁列举韩非的著述，并不是“只随举数篇，以见其大凡”^[30]，而是有其原因的。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这些篇目或者是《韩非子》中某一体裁文章的代表，或者自成一体，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史记》的这种列举方法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也有所体现，司马迁所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的《离骚》《天问》等篇目，其实也代表了屈原作品的不同文体形式。如果再结合《本传》所说韩非“数以书谏韩王”以及“其归本于黄老”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所见到的本子当中还有《难言》《爱臣》等上帝王书与《解老》《喻老》等文章。也就是说，《本传》中已涵盖了今所存《韩非子》的各类文章。由此也可推断，司马迁所见本已经对韩非的作品予以分类编排，将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文章归纳整理在一起了。

这个结论也可以通过今本的篇目次序予以说明。比较《本传》著录篇目与今本的目录次序，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今本中，《说林上》与《喻老》为第七卷，《说林下》与《观行》等六篇文章合为第八卷，分卷形式颇为杂乱。这便让人怀疑:今本《说林》的分卷是有问题的。这一点通过今本与《道藏》本的比较便可明确。《道藏》本与乾道本乃是两种不同系统的版本，其差异早在宋代便已形成，因此，《道藏》本对于《韩非子》旧貌的保存，有着重要的意义^[31]。《道藏》本《韩非子》没有总目录，从各卷所录的具体篇章来看，今本第七卷“《喻老》第二十一”，《道藏》本列于第六卷，与“《喻老》第二十”同为一卷^[32]。在《道藏》本中，第七卷的目录只有“《说林上》第二十二”，但文章却包含了《说林下》的大部分内容，第八卷直接从“《观行》第二十四”起。很显然，中间脱去了“《说林下》第二十三”的题目以及部分内容^[33]。因此可以确定《道藏》本当中，《说林》上、下是列在同一卷的。虽然顾广圻在校“《说林下》第二十三”时说:“《藏》本连前为卷，非。”其实是以他所见乾道本为准则而言之，并未考虑到乾道本在流传中有所窜乱^[34]。

我们还要看到，《本传》所著录的篇目在今本中，或是位于各卷之首，如《孤愤》《五蠹》;或是一文一卷(或数卷)，如《内外储说》《说林》《难》。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更是进一步启发我们，《本传》的著录就是对韩非所列各类文章的概括。我们知道，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改变了过去的书写方式，纸简替代，图书的载体发生了很大变化^[35]，古籍的传抄形式也随之改变，从而使得书籍的形体更多由“篇”向“卷”演变。《韩非子》的分卷只是图书载体的变迁而已，与内容并无多大关系，分卷后的篇目次序依然保存着未分卷时的面貌^[36]。因此可以判定，司马迁所见的本子中，《孤愤》与《说难》《和氏》《奸劫弑臣》便已编排在一起，同样，《五蠹》与《显学》《内外储说》六篇、《说林》两篇、《难》四篇也应各自编排在一起。这已经涵盖了今本20卷当中的12卷。如果再将《解老》《喻老》以及上书再算进去，其所占比例就更大了。这就使我们确信:司马迁所见到的本子已与今本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