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韩非子》共55篇，分20卷^[9]，与《汉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七录》著录“《韩子》二十卷”以及历代史志的记载是一致的^[10]。由前人所辑录佚文情况看，其文字散佚并不多，因此，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甚少，保存是较为完好的。可以肯定，本书在刘向之后再无大的改变^[11]。这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关于《韩非子》的成书，学者们曾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一些看法:

(一)《韩非子》的编定者是韩非的弟子或后学。《四库全书总目》说:“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认为其书的编者是韩非的弟子。今人郑良树先生也认同此说，并补充说编纂者是韩非的“学生或后学”^[12]。

(二)由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张觉先生说:“《韩子》应在公元前230年到208年间已由秦朝的御史编定成书”^[13]，“而到汉朝文帝、武帝之时，它已广为流传了”^[14]。

(三)《韩子》的基本面貌在秦灭六国之后已整理编成，成为秦皇室图书馆的藏书，不过其规模还不完善。其中李斯也参与了编集的工作。本书最后的校定者则是刘向，《初见秦》一文便是这时候编进去的。徐敏先生即持此论。^[15]

(四)汉初的民间已有一些初步编就的韩非著作，但仍无《韩子》一书，《韩子》的编者是刘向。周勋初先生认为《韩子》的编者应当是汉代主管中秘书者，这个人就是刘向^[16]。此前，陈启天先生曾说:“至刘向校录《韩非子》，始定全书为五十五篇，而弁以序文，载于《别录》。”^[17]但并没有论证。

此外，日本学者町田三郎《关于〈韩非子〉的编成》一文认为，《韩非子》是由早期“说客派”与“理论派”两种“韩非之书”合并而成的，其最终编成则在汉初^[18]。此说虽新，但却只是猜测而已，并不可从。

以上诸家之说尽管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因此分歧较大。从先秦古籍成书的体例看，诸子的著作一般不是某一个人编成的，尽管它最后的定型可能由专人完成，但其编集成书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需要对本书的编集阶段作具体的分析。

韩非生前尽管已经有著作传播，但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开来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19]从中可知，尽管韩非的著述在其第二次使秦前已基本完成，但这些文章并未结成一书。至其使秦后不久即遇害，时间仓促且心情窘迫，更是无暇编集成书的。余嘉锡先生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20]就《韩非子》而言，是否门弟子或后学编成尚可讨论，但非其本人编次却是毋庸置疑的。

本书是否由韩非的弟子或后学编成呢?周勋初先生认为“《韩子》不可能是韩非的学生编定的”，因为本书的编者将《初见秦》编入集中，并且列为第一篇，而该篇经现代学者的考证，已被证实为伪作。韩非的门徒是不会连老师的文章真伪都分辨不清的。另外，《存韩》一文又是韩非入秦之后的作品，“想来韩非的门徒那时也不可能在秦国从容的编定先师韩非的著作了”^[21]。不过，《初见秦》只能说明韩非的门徒没有编定先师的遗著，却尚不足以否定他们没有整理过老师的著作。先秦诸子的作品大多经过弟子门徒的整理才得以流传下来，《韩非子》也不会例外。这个整理工作是初步的，很可能只是将老师的文章简单地汇集起来而已，因此，郑良树先生依然将编者确定为“学生或后学”。如果将“学生或后学”的整理工作理解成《韩非子》编集与成书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最后的编定，则郑氏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其时代大体上应当还是距离韩非不远。至于《存韩》，根据我们的考证，当是韩非在初次使秦时的上秦王书，并附录了李斯上秦王书与李斯上韩王书，其作时均在公元前237年^[22]，这组带有秦廷档案性质的文书被收录到《韩非子》当中，更不是韩非的门徒所能完成得了的，它们被收入的时间显然要晚一些。

再来辨析其他的观点。徐敏先生认为尽管《韩子》的最后校定者为刘向，但其基本面貌已在秦灭六国之后整理编成，成为秦皇室图书馆的藏书，其中李斯也参与了编集的工作。张觉先生更认为本书是由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的。这也是值得商榷的。之所以将李斯或秦朝史官看作《韩非子》的编纂者，是因为《存韩》这组文书的被编入。它不是一般人所能接触得到的，只有见到秦廷档案文书者才可将其收入。但是，尽管秦朝史官们能见到《存韩》等文书，却并不能断定他们还能够完整地搜集到韩非的其他著作。《本传》载秦始皇见到《孤愤》《五蠹》等书尚不知是何人所著，李斯赖与韩非同学之故才得以知晓，可见先秦书籍的传播绝非一件易事。从《史记》的记载看，尽管秦二世胡亥与李斯多次引到韩非的言论，但只是局限于《五蠹》与《显学》之内，则秦朝管理档案的的史官们恐未必能及时地搜集到韩非在韩国已完成的著作。另一方面，如果秦朝便已编成《韩子》，则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会不提到它。可是在他《本传》中只是列出了单篇的篇名，却并没有提到《韩子》一书，很显然，当时并无“韩子”之类的书名。至于《史记》中所提到的“韩子”，据周勋初先生考证，“都指韩非其人”而“不能理解为书名”，其说是很有道理的^[23]。

那么，本书是否直到刘向时才编定呢?我们认为，刘向校书时《韩子》一书已经存在。因为《初见秦》一文既不是韩非之作，却被刘向列为《韩非子》的首篇，同时，又被他当作“张仪说秦王书”而收录到《战国策·秦策一》中。学者们将这一点多看作是刘向的失误^[24]。固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无错误，但是像《初见秦》这样的问题实在是过于明显了，以刘氏的学养断不会糊涂至此，因此，合理的解释是《韩非子》在此时已基本成型，刘向虽已将《初见秦》当作张仪之作编入《战国策》中，但是因为《韩非子》中也有此文，在他无法明确作者的情况下，便以审慎的态度将其分别保存了下来，以见古籍的旧貌，同时也有“存疑”的意思。这要比“错误”更令人信服一些。刘向对本书所作的具体工作，则主要是内容的校订，并且撰写了“书录”^[25]。

要之，韩非去世之后，开始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是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初见秦》与《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并未收入进去。这是《韩非子》编集的第一阶段。而《显学》一篇，对当时很有影响的儒、墨两个学派作了严厉的批判，因而具有学术专论的意义与书序性质，当是该书的后序，就如同《庄子·天下》《荀子·大略》以及后来的《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等书序一样。另外，今本之中一些作者明显有问题的篇章——如《显学》之后的《忠孝》《人主》《饬令》《心度》及《制分》等五篇——很可能就是韩非弟子、后学的习作，他们在初步编成先师的集子之后，遂将自己的作品附在其后，犹如《楚辞》的成书;或者他们又搜集到了相关的文章，遂以附录的形式编在《显学》之后。这也是合乎古籍成书体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