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命题。他认为，公元前600至前300年之间，是人类现有文明的原始积累期，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精神有着重大的突破，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等等。此时期的中国则诞生了孔子与老子，“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1]。雅斯贝尔斯说: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2]

这一时代大体相当于我国历史分期中的春秋战国时期。毫无疑问，先秦诸子正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中“轴心时代”的产物与标志，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精神导师”;而先秦子书则正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元典^[3]。

以往对于中国“轴心时代”的理解，学者们主要着眼于思想史，更为关注孔、孟、老、庄等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史意义。然而，倘若更进一步追问:这些精神导师的思想到底是如何呈现出来并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则问题便回归到诸子著述的层面，也就回到了先秦子书的编集与成书上。

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一书中谈及汉、魏以上的古书——特别是先秦典籍——的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论断，尤其是说到与先秦子书的成书相关的意见:一、古书不皆手著;二、古书单篇别行之例;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4]。大略说来，余先生的意思是指，先秦古书的体例与汉、魏以后的书籍有着甚大的差异:就作者而言，先秦时期的著书是不自我署名的，“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5]。因此，题为某氏某子之书者，乃是从学术渊源上“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而不都是出自某人之手，其中还附有其后学之作。就流传而言，先秦古书大都是作者“随时所作，即以行世”:

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6]

因而多单篇的流传，非如后世书籍那样汇成一编之后才开始传播;就性质而言，西汉之前并无后来意义上的“文集”一类，故“诸子即后世之文集”:

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受，故其平生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则虽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作为书疏论说，亦所以发明其学理，语百变而不离其宗，承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7]

如此，则汇编有师徒之作、“成一家之学”的诸子之书就相当于后世的文集了。

余先生的这些看法的确是通人之解，深得先秦古书的实际。以这种眼光去审视先秦子书，则其编集与成书当中原本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进一步说，先秦子书的结集多非一次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期间则不断有补充、增益及改动的情况。整个诸子的著述在这一点上大致都相近或者相似，自有其共通性在内。郑良树先生说:“根据个人的浅见，有些子书恐怕是多次、多人、多时及多地才结集而成。”^[8]这一意见是很对的。

《韩非子》的成书正是如此。作为先秦诸子的代表性著作，《韩非子》的编集过程尤能体现出先秦子书的成书状况，我们以之为个案，也正是立足于这些基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