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秦代文学思想与风格的变化

客卿政策变化之后，处于不同政治环境中的文人心态及其文章写作，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同时对文学风格、文学思想带来一定影响。结合以上对秦客卿政策四次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借助韩非、李斯的作品以及《吕氏春秋》，来讨论客卿政策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秦代文学思想与风格的变化，以及由此对汉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秦始皇初期，尤其是吕不韦为相时，客卿政策较为宽松，文章写作较为自由，所以吕不韦才有“一字千金”之诺。当时的文章风格，显得自由、洒脱。《吕氏春秋》的语言色彩，体现了秦统一之前秦代文学的特殊风格。该书未必成于一时，但总体上能够反映秦始皇时期的文学思想。以其中的“论”为例，《吕氏春秋》六“论”，具有明显的“以说为论”的特点，即在“论”中较少使用“议论”，而是借用很多历史或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这在“八览”、“十二纪”中也多有反映，并且被《韩非子》以及汉代著作如《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所继承。从文学角度看，这种文本风格给《吕氏春秋》带来的文学特征就是典雅、庄重，并且具有类似于后来汉赋的“讽谏”风格，体现了秦王朝统一前夕包容万千的政治气魄。也正是因为这种气度，吕不韦采取的客卿政策，才招致李斯之流进入秦国，为秦所用。

秦始皇逐客之时，政治形势较为严峻，李斯的《谏逐客书》既有很高的文学色彩，也体现了其文学风格“峻急”特征的变化。李斯此文，大致代表着当时众多客秦者的共同认识，故可以将其作为例子，讨论当时客秦士人的文学作品风格。

从文学性分析，李斯《谏逐客书》大量运用排比、用典、比喻、反问等不同修辞手法，体现了与《吕氏春秋》截然不同的说理方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量用典，存在不少后来汉赋常用的句式，如:“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37]三、四、五、六言穿插使用，给人汉赋俳俪之美感。

还有一些语句，大量列举奇珍异宝，完全是后来汉赋表述方式:“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38]其中的“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以及“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都能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的赋中找到影子。

还有些排偶句式，则在后世汉赋中被反复模拟，成为汉赋的基本体式之一，如:“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39]这在一些主客问答的汉赋中，多能找到明证。由此而言之，探寻汉赋的起源，不能仅仅从先秦《诗经》《楚辞》中寻找线索，还应该从先秦这些应用文中寻找渊源。

总体上看，《谏逐客书》大量排比、对偶句式的使用，在增强文章语气的同时，也反映了秦代文学初期文学风格的变化，即变“以说为论”到直接以议论说理。西汉初期陆贾、贾谊的作品，就具有此类风格。

韩非子的某些作品，其实也能反映秦代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其《初见秦》，虽然是韩非后学编纂《韩非子》一书时搜集其原始材料而成^[40]，但该文应成于秦始皇时期。从本篇文字看，开篇即提出观点，行文中除了直接的议论，还有简化的历史典故(如武王伐纣、智伯伐赵)以及对前代成词或谣谚的引用(如“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这种文学写法，与李斯《谏逐客书》相似，同时在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有所反映。

李斯的《上二世书》，即与韩非《初见秦》写法相仿，如开篇即点明主题“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然后引申子、韩非语佐证自己的观点，其中也有简略的历史典故。这种文学思想，孕育于先秦，而秦代作品中有更多体现，并影响到汉代文学的写作。如李斯此文中“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䍧牧其上”句式^[41]，在汉代诸子著作尤其是汉赋作品中多有继承。

另外，秦始皇时期石鼓文的创制，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有关。这种歌功颂德体，从体式上为“颂”，属于“典雅”一路。这种“颂德”思想以及石鼓文这种特殊的文体，为后世文学之歌功颂德思想提供了范式。唐宋元明之石鼓歌或石鼓诗，显然具有文体继承与模拟意义。

后世总以为“秦世不文”，从目前看到的秦代作品的匮乏看，这或者是一个事实。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秦朝统一六国，统一文字，为汉王朝文化、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不容否认的。秦代产生了丰富的文学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文学的繁荣。而从学术著作看，一部《吕氏春秋》，不仅仅是对此前诸子百家学说的综合著录，而且也为后世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战国末年至嬴秦，是中国古代士人思想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面对卑贱、穷困、利禄与荣华富贵，他们在国家与个人、人性与道义等问题上曾有不同的抉择。而“畏死患失”，使得韩非、李斯等人做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最终造成了他们的个人悲剧。

有人或者会提出疑问:战国时期许多士人远离宗国，奔秦为“客卿”，他们的行为是否与韩非、李斯一样呢?笔者认为，他们与韩非、李斯有所不同，原因有两点:第一，周为各诸侯宗主国、其他国家(包括本宗国)为诸侯国，这种意识，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各国为客卿;第二，秦一直作为替周御边的形象出现，秦与西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征伐，一方面保障了周王朝的安全，另一方面使秦成为了周室某种意义上的“边塞”，并为各诸侯国士人提供了便于建功立业的舞台。这两点，使得战国时期的士人并无助秦亡周或灭本宗国的意识。周秦之际，秦鲸吞六国与代周之心已暴露无遗，此时的韩非、李斯，为秦统一六国出谋划策，其行为已经涉及“气节”问题，其“畏死患失”之心带来的道义上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生悲剧，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警醒价值。

西汉建立之后，也曾有韩非、李斯类似的“畏死患失”之人，如李陵、扬雄，后人在给予他们悲剧命运的深深同情之余，仍然不免会对其投降、附逆之举有所鄙弃。宋代以后，忠奸之辩更趋激烈，民族大义成为主流。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每当面对外侮，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总有人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也不乏“畏死患失”之徒，选择了另一条可耻的人生道路。韩非、李斯离我们很远，但他们的人生选择与历史教训，离我们仍然很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注释】

[1]袁礼华《秦客卿制述论》，《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3]黄留珠《秦客卿制度简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

[4](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7册，第2612页。

[5]《韩非子·初见秦》，(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页。司马光据此指出韩非“首欲覆其宗国”(《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司马光曰”)，《史记》记载李斯、姚贾说韩非“终为秦”，由此处所言看，或为污蔑之辞。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297页。

[7]《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7册，第2613页。

[8]《孔丛子·答问》，孙少华《孔丛子校正》(未刊本)。

[9](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十《刑德》，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0页。

[10]汪荣宝撰《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9页。

[11]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册，第279页。

[12](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1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83—3084页。

[14](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三《史论》“李斯杀韩非”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40册，第473页。

[15]《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16]《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8册，第3049页。

[17]《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85页。

[1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86—3091页。

[19]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6页。

[20]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第967页。

[2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22]《战国策·秦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第294页。

[23]《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7册，第2621页。

[2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232页。

[25]《战国策·秦策五》，上册，第295—296页。

[26](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页。

[27](明)李贽评纂《史纲评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页。

[28]《史记·秦始皇本纪》称“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

[29]《史记·李斯列传》:“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

[3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99、3104页。

[3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107页。

[3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105页。

[3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102—3103页。

[3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107页。

[3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页。

[36]《资治通鉴》卷六《秦纪》，第43—44页。

[37]《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86页。

[3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88页。

[39]《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89页。

[40]孙少华《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

[4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8册，第30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