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斯之死与秦二世时期客卿政策的变化

秦二世时期，秦客卿政策发生变化，标志性事件应该是“李斯之死”。李斯之死，除了客卿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还反映了秦国旧贵族对秦客卿新兴士人的排斥。

李斯之死，表面上是因为个人贪图富贵而最终被赵高陷害致死，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背后有秦国王公大臣的力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秦国贵族与客的较量，一直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并且最终采取了与秦始皇不同的客卿政策。否则，区区一个赵高，如何会将位高权重、足智多谋的李斯逼上绝路?当初赵高矫诏立秦二世之时，不可能是赵高一人之谋;作为客卿之楚人李斯，且还曾为罪臣吕不韦舍人，怎么会有能力、有胆量抗拒以秦二世和赵高为核心、包括秦王公大臣在内的利益集团?在李斯之死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士人人心的险恶、奸诈。

秦二世上台之后，以李斯为首的秦客集团，与以赵高为首的宦官新贵或秦保守势力产生了矛盾。赵高攫取权力，主要有两个基础，第一，他曾经是胡亥的师傅，属于秦二世的心腹人物^[28];第二，他有长达二十余年的宫廷政治经验，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29]。

要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热衷于权势的人，就必须切割他与所依附权力的政治联系，并将其置于他所寄予希望且依赖其发达的权力的对立面。这就是自古以来的“政治陷害”。赵高诛杀李斯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守，而不能禁止陈胜、吴广之乱，并暗中勾结暴乱之徒。这是足以对李斯“一击致命”的“政治陷害”。

这里至少有两股力量参与了李斯冤案的制造，第一，“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这个使者很可能是赵高所委派，属于宦官集团甚至是旧贵族势力的代表;章邯显然也参与了这个阴谋，说明秦国部分旧军官也加入到反对李斯的阵营。第二，赵高以为“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30]，这说明赵高和章邯很可能联手制造了李由勾结陈胜、吴广的冤案。李斯乡里上蔡属沛，与陈胜邻县，其中的“闻其文书相往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构陷。

本来，以赵高为首的势力，要谋害李斯家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里除了李斯本人是丞相之外，李斯的子女，实力也非同小可。《史记》李斯本传记载他“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群体。赵高区区一个宦官，即使背后有秦二世支持，如果仅仅靠一个“虚构”的政治指控，没有其他强力宗室的支持，要彻底族灭李斯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正是借助这一个“政治陷害”，赵高足以对李斯周围的秦国王公大臣形成心理震慑、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他又联合一贯反对李斯的王公大臣，展开了对李斯家族的政治绞杀。

在造成李斯被杀的过程中，客也起到了恶劣的作用:“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31]此处之“客”，既然能够“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显然也是赵高网罗的客卿。李斯凭借客卿至秦相的吕不韦与宦者起家，最后也死在客与宦者之手，这实在是历史跟李斯开的一个玩笑。

李斯之死与韩非之死非常相似的一个历史情景是:当初秦始皇将韩非指责姚贾的话转述给姚贾，终致其身死;后来李斯批评赵高之时，竟然发生了相同的事情，李斯指责赵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而“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32]，并且“以李斯属郎中令”，将李斯的案子交给他的对手去办理，与当年秦始皇“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如出一辙。另外，李斯死前曾想通过上书二世自辩，被赵高阻止。正如当年韩非欲自辩被李斯阻止一样，李斯也受到了宿命的嘲弄。这真是历史的可笑、可怕的循环。

李斯在回应秦二世的怀疑的时候，提出了“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暂时缓解了自己的危机，出现了“杀人众者为忠臣”的局面，得到了秦二世的欢心。但即使如此，李斯最终仍然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从此处这个“忠”字看，客卿政治尴尬的症结，即在于此。同时，笔者怀疑，赵高“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之“所杀”、“报私怨”者与所“恐大臣”之中^[33]，可能包括很多客。至此，秦二世改变了秦始皇采取的客卿政策，底层崛起的客，被宦官为首的赵高集团、秦二世为首的秦王公大臣集团联合绞杀了。此后，我们在史书中，已经很难看到客在秦亡国过程中的任何记载。

李斯被杀后，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指鹿为马”闹剧的产生。《史记》记载:“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34]这个“左右”，除了赵高的信用之人，当然主要还是一些客卿或近臣，但肯定也有李斯的盟友。此时，他们已经被赵高的淫威所慑服。从某种程度上说，底层崛起如李斯一样的客卿，在政治上完全“失声”了。秦国客卿政策的变化，不仅见证了客卿在秦国政治命运的变化，也见证了秦国政权由兴至衰的整个过程。

李斯死前上书，显示他对“死亡”具有深深的恐惧;而按照王夫之的说法，还有他“患失”之心过重。而正是这种“畏死患失”之心，才造成了他本人的人生悲剧^[35]。而韩非的“欲自陈，不得见”，说明了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的无奈与首鼠两端，符合王夫之所说的“畏死患失”。其实，除了韩非、李斯，周秦之际的士人，大多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类似的心态。

后世对韩非、李斯之死多有讨论。王夫之称李斯的悲剧就在于“畏死患失”，这是基于人性的深刻评价。其实，将这句话放在韩非甚至其他客卿身上，同样适用。他们面对利禄，本能上产生了患得患失之心，尤其是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畏惧。

司马光则有他自己的认识，《资治通鉴》曾称: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36]

扬雄以为韩非之死，在于其“说”不合“礼义”，“说不由道”。司马光则以为韩非不懂的“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的道理。这实际上也可以归结到“畏死患失”上。

李斯杀韩非、赵高杀李斯，二人身份相同，结局亦相同。在封建社会士人看来，二人皆背叛宗国，罪不可恕。对于我们而言，韩非、李斯之死，是他们本人的悲剧，也是一种时代悲剧。但作为士人，在国难家仇与荣华富贵面前如何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