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始皇时期客卿政策的三次变化

秦客卿制，自秦惠王时期的张仪始，或惧诛而奔他国(如张仪)，或因事被诛(如范雎)。蔡泽历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算得上是善终者。从中我们知道，秦每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尤其是客卿被诛之后，都会对客卿政策带来暂时的影响。例如，秦诛商鞅之后，秦惠王就拒绝了苏秦的来奔^[15];吕不韦死后，秦始皇有逐客之举。这都反映了政治事件与客卿政策变化的紧密联系。

秦始皇时期，韩非之死至李斯之死之间的二十余年，有“逐客”、杀韩非、李斯上书“焚书”三事，其间既可见秦上层贵族与客卿之间、秦攫取权力的新兴客卿与旧客卿之间的矛盾关系，也能看出秦客卿政策的细微变化。

秦始皇时期客卿政策的第一次变化，与吕不韦死后、秦始皇逐客有关。《史记·李斯列传》与李斯《谏逐客书》，已经透露了秦国贵族对外来之“客”的排斥与敌意，并且能够反映秦客卿政策的第一次变化。

李斯出身卑微，旧为新蔡小吏，《史记索隐》以为其曾“掌乡文书”。至秦后，李斯求为秦相吕不韦舍人，被任以为郎。吕不韦与嫪毐应该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秦始皇十年，吕不韦为嫪毐事牵累，被秦始皇免官;一年之后又受命迁蜀，饮鸩自杀。李斯起家，有吕不韦之功，无论他后来如何表现，身上总有吕不韦的标签。这是不争的事实。宦者嫪毐失势后，得势者即赵高。吕不韦和嫪毐死后，尤其是秦二世当政后，无论是吕不韦的对立面，还是嫪毐的对立面，都将李斯置于极端凶险的政治环境中。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吕不韦当政时，主要的政治力量就是这些客或辩士。秦始皇欲杀吕不韦时，出面求情的也是这批人。《史记·吕不韦列传》称:“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16]此处之“宾客辩士”，可以说明这个道理。而吕不韦死后，这些曾经受到吕不韦信任的“宾客辩士”，必然成为吕不韦政敌打击的对象。

李斯的《谏逐客书》，其实就是在宗室大臣对客秦士人的极端敌视下写成的。《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17]云云。这里有五个关键信息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说明提出大规模驱逐秦客者，并非外来客卿，实际上是出于秦“宗室大臣”与上层权贵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后肯定也是李斯强大的政治对手。

第二，逐客的理由是“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除了其中可能有一定事实，秦王对客卿的重视与信任，肯定也引起了宗室大臣的嫉恨;这也反证当时背叛本国的士人并非只有韩非、李斯。

第三，“请一切逐客”，说明这次逐客的规模很大，并非个别宗室大臣的意见，证明秦宗室对外来之客(即背叛本国的士人)敌意甚浓。同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韩非、李斯之流在秦的尴尬处境。

第四，并非所有客都在被逐之列，“李斯议亦在逐中”，这个“议”字，说明还有协商的余地。

第五，当然，秦客的上书之路并未被封，“斯乃上书曰”，说明秦王对于宗室大臣的建议并未完全采信或立即施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事件，是秦王宫大臣与部分秦客(尤其是逐渐进入秦政治权力中心的客)之间的一次尖锐冲突。李斯的《谏逐客书》算得上是秦客的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秦始皇最后接纳了李斯的建议，既说明他调整了自己的客卿政策，也说明秦客与王公大臣之间的矛盾虽未彻底解决，但毕竟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李斯的《谏逐客书》写得很巧妙。他并未正面指责宗室大臣的“逐客”建议，也并未批评秦王或宗室大臣的昏庸之举，而是从客对秦国强盛的贡献、秦国从其他诸侯国获得的利益、逐客的弊端三个角度展开论述，有理有据，说服力强。最终，“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18]。这是一种较为取巧的做法，也能够避免秦始皇的客卿政策引起王公大臣的激烈反对。

表面上看，李斯因一篇《谏逐客书》保住了自己乃至大批秦客的政治利益，但必然招致提出逐客动议的宗室大臣的更大的愤恨，其实也为他后来被杀埋下了祸根。

秦客卿政策的第二次变化，就是韩非之死。这反映了秦“旧客”中的新兴势力，对外来“新客”的敌视与排斥。韩非入秦，虽然有被动的成分，但韩非并无“存韩”、“忠韩”之心，其实“是有心用秦的”^[19]。韩非客观上就处于秦客的位置。韩非的著作，受到秦上层贵族的普遍喜爱，如秦二世杀李斯、李斯上书二世自辩，皆曾引韩非之语，即可为证^[20]。李斯作为客卿，在秦的地位并不稳固。韩非不仅文名超过李斯^[21]，出身也好，自然比他更容易受到秦国贵族的欢迎和重视。韩非大概内心是看不起李斯之流的。如与李斯联手杀害韩非的姚贾，是一个看门人的儿子(“监门子”)，韩非即评价他是“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而据《战国策》的记载，姚贾与秦王一番辩解，竟然说服秦王“复使姚贾而诛韩非”^[22]。姚贾为看门人的儿子，由此可见，同为秦客，也有“贵族客”与“下层客”之间的矛盾。

《史记》《战国策》记载，韩非之死，似乎出于李斯、姚贾的谗言，其实从《战国策》记载的秦始皇将韩非指责姚贾的话完全转述给姚贾看，秦始皇内心的天平已经开始偏向姚贾之辈。再结合后来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同意诛死韩非分析，秦始皇当时已经在客卿的态度上有了自己的决定，即政治上依靠来自底层的客。对于贵族客，仅仅保留其著述或学说，但在国家管理上并不信赖、使用他们。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秦始皇在知识分子的使用政策上发生了变化。

《史记·韩非列传》记载称韩非为李斯所杀，然此事值得怀疑。《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的记载，主要开始于三件事:第一，“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之后，“西入秦”;第二，为吕不韦舍人，为郎，上《谏逐客书》;第三，上书禁《诗》《书》百家语。前两件事，在其发迹之前，但在秦之事主要记载，又在始皇三十四年其为左丞相后，对李斯杀韩非后至秦始皇三十四年之间的事情，毫无记载。

韩非之死，事不见《李斯列传》。《史记·韩非列传》记载:“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23]又《秦始皇本纪》:“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24]《秦始皇本纪》并未明确记韩非为李斯所杀，那么，李斯杀韩非之说，就仅见于《韩非列传》。

韩非见杀，在秦始皇十四年(前233)。上推两年(即前235)，文信侯吕不韦自杀。李斯因吕不韦见用，韩非死之年，正好是他政治上较为困难的时期。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李斯没有杀韩非之心，如果此时有人提出建议，相信李斯不敢反对。但从《韩非列传》所记“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分析，显然是将韩非之死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了李斯身上。这个材料，也不见于《秦始皇本纪》。如果排除司马迁为避免重复，未在《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杀韩非的可能性，将李斯定为杀韩非凶手的说法，就主要见于《韩非列传》。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列传》记韩非之死，还有一个凶手就是姚贾。从这里推测，即使李斯不是主谋，但至少应该是韩非之死的知情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韩非死于秦客卿政策的事实。这是秦客卿政策的第二次变化。

“下层客”之所以能打败“贵族客”，受到秦王的信任，关键在于一个“忠”字。秦王将韩非指责姚贾的理由一一摆出，针对“以寡人财交于诸侯”，姚贾以“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为例，证明自己“忠王而王不知”的道理;针对“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以太公望、管仲、百里奚、中山盗为例，说明“皆有垢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的道理^[25]。这两点都是秦王非常看重的东西。韩非被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始皇也认为他有“存韩”、“忠韩”之心。虽然韩非在《初见秦》中开篇即言“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26]，但在秦王眼里，没有背景、出身较低的客(如李斯、姚贾)，或许具有更高的忠诚度。

韩非死之年(始皇十四年，前233)，韩王臣服于秦。此后，秦国加快了统一的步伐:秦始皇十七年(前230)，灭韩;十九年(前228)，灭赵;二十二年(前225)，灭魏;二十四年(前223)，灭楚;二十五年(前222)，灭燕;二十六年(前221)，灭齐。此时，李斯为廷尉。七年以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为丞相，上书建议“焚书”。这是秦客卿政策的第三次变化。

这次李斯上书，非常值得注意。我们知道，秦始皇十四年韩非死开始，秦国专心征伐六国，士人不闻有上书事。也就是在本年，韩非上书说秦王，引起李斯嫉恨。此后，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上书，中间相隔20年。可以肯定的是，韩非死后，客上书大为减少，并且被逐渐排除在主流权力之外。很多儒生，不敢言或不能言，甚至在儒生之中出现了发表意见而不下结论的可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封泰山，诏儒生议封禅之礼，“议各乖异”，这一方面可能有众说意见不统一的因素，但摄于秦政淫威，或者也是一个原因。

李斯上书“焚书”，历代被认为是他与秦始皇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巨大戕害。明代李贽则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27]这种评论，在封建社会无疑是被认为非常叛逆的思想。但站在今天的立场反观历史，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李贽所言，“战国横议”，舆论混乱，“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非当世”，给嬴秦新王朝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了适应天下初定的政治形势，使得思想上也如“法令出一”，获得政治上的完全统一优势，秦始皇和李斯必然会严厉打击战国诸侯并争时召集的游学之士，为秦王朝夺取政治上的统一的话语权。从学术上看，这种做法具有很大危害性。但李斯、秦始皇本身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故李贽虽然承认这种做法“下手太毒”，又不得不认为这“大是英雄之言”。从当时的形势看，儒生厚古薄今思想，秦推行的郡县制以及“书同文、车同轨”等新政，很可能引起了守旧腐儒的非议。从历史进程看，儒生此类思想，显然不利于秦王朝的统治，也不利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巩固。汉初藩国制度，类似于先秦封建制，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从这里推测，秦国的“焚书坑儒”，或者并未完全彻底消灭周代封建制思想。汉代陆贾、贾谊、晁错等人在削藩、推行郡县制方面遇到很大阻力，就说明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