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自然的反击
我们已经竭尽努力、冒了诸多风险、试图把自然塑造成我们满意的样子，但我们却没实现目标，这真是一个终极讽刺。然而，这似乎正是我们的现状。事实是，自然并没有那么容易改造、那些昆虫正在想方设法、避开我们对它们的化学袭击。这点尽管很少有人提及，却是有目共睹的。
“昆虫世界是自然界最神奇的景象，”荷兰生物学家C.J.布列吉（C.J.Briejer）感叹道。“在昆虫世界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最不可思议的事，在那个世界中时有发生、司空见惯。如果你深入到这个神秘世界中，你也许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在昆虫世界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就连完全不可能的事，也会经常发生。”
现在，在两个广阔的领域中，这种“不可能的事”正在大量发生。现在，昆虫正在通过基因选择过程，形成一种抵御化学品的机制。这个问题会在下一章中讨论。但更普遍的问题，即我们现在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发起的化学袭击正在削弱环境自身的防御体系。自然的防御体系，旨在实现各种物种之间的制衡。每次我们侵入这些防御机制，就会有大量昆虫袭来。
世界各地传来的报道，都证明我们陷入了一种尴尬处境中。在实施密集的化学控制之后的十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昆虫学家们发现，一些他们以为几年前就已解决的问题，现在又卷土重来了。新出现的问题是，一些以前数量并不多的昆虫，现在竟然迅猛增加、成了头等害虫。鉴于昆虫的这种本领，化学控制已经不攻自破。因为，在设计和应用这些化学控制措施时，完全没有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纳入考虑，完全是盲目的。这些化学品也许针对一些生物进行过测试，但并没有测试过其对整个生物群落的影响。
如今，在一些地区，无视自然界的平衡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的观点：只有在更古老、更简单的世界中，自然的平衡才占统治地位。目前这种状态已经彻底不复存在，我们还是把它忘了的好。有人认为这样的假设很方便，但把它作为一种行动指南，就高度危险了。现在的自然平衡不同于以往的状态了，但它仍然存在着：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你再也不能随便忽视它的存在，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就像站在悬崖边的人会遭到重力作用的惩罚一样。自然的平衡并不是静止的，它是易变的，在不断变化、不断调整。人类也是这一平衡的组成部分。有时这种平衡对人类有益，有时——常常是人类活动所致——这种平衡会变得不利于人类。
在部署现代昆虫防控计划时，我们忽略了两大极端重要的事实。第一，真正有效的控制，应该是自然实施的，而非人类。自然控制着各种生物的数量，这称作“环境阻力”，自生命出现以来，就一直如此。能获得的食物数量、天气和气候条件、竞争和天敌的存在——这些因素都很重要。昆虫学家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指出，“避免昆虫泛滥成灾的最关键机制是生物内部的自相残杀。”但现在我们使用的大部分化学品，不分好歹地杀死了所有的昆虫，包括我们的朋友和敌人。
第二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一旦环境的制约能力遭到削弱后，一种生物会爆炸式地迅猛繁殖。很多生物的生殖力超乎我们的想象力之外，尽管有时我们也能见识一下。我还记得在我读书时，在一个只装着干草和水的罐子里，加入了几滴原生动物的培养液，想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奇迹。结果，在短短几天之内，罐子中就充满了各种旋转着的、向前奔突的生命——那是难以计数的草履虫。每只草履虫就像尘土颗粒那样微小，它们在这个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没有天敌的伊甸园中，毫无限制地大量繁殖。我想起了那些岸边的岩石，目力所及之处都长满了藤壶，看上去一片白茫茫的；又像是大量水母游过时的壮观景象，绵延数里、似乎无止无尽。这种幽灵般的、身体不断颤动的生物，似乎和海水一样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当我们看到鳕鱼在冬天的海水中穿行、前往产卵地点时，我们就能见识到自然神奇的控制力量。每条雌鳕鱼会在产卵地产下数百万枚卵。如果所有鳕鱼后代都能生存下来，那么海洋里就会鱼满为患。但事实并未如此。根据自然界的制约机制，在每一对鳕鱼所繁殖出来的数百万后代中，平均只有两三条能活到成年，其数量正好替代它们的父母。
过去，生物学家们常常自娱自乐地假设，如果发生了什么无法想象的灾难，导致自然的制约机制土崩瓦解，一个个体的所有后代都存活下来了，将会出现怎样的一幕？托马斯·赫胥黎[1]在一个世纪之前计算了一下，一条雌蚜虫（具有神奇的无偶繁殖能力）在一年中所繁殖的后代，其总重量等于当时中国所有国民的总重量。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这样极端的情况，只在理论上成立。但扰乱自然秩序将引起可怕的后果，这是所有生物学学者的共识。牧场工人曾掀起消灭郊狼的热潮，导致田鼠成灾，因为郊狼控制着田鼠的数量。另一个一再发生的典型例子，就是亚利桑那州凯巴布高原的鹿。凯巴布鹿的数量一度和环境保持均衡。一些捕食性动物——狼、美洲豹和郊狼——的存在，让那些鹿不至于食物短缺。随后，人们发起了一场通过杀死天敌“保护”凯巴布鹿的运动。天敌消失之后，凯巴布鹿的数量迅猛增加，它们很快就无法得到充足食物了。这些鹿四下搜寻食物，树木的摘食线变得越来越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饿死的鹿比之前被天敌捕食的还多。而且，整个生态环境都被这些四处疯狂觅食的鹿给破坏了。
田野和森林中的捕食性昆虫，扮演着和凯巴布高原的狼和郊狼同样的角色。如果把这些捕食性昆虫赶尽杀绝，那么其猎物的数量就会大肆飙升。
没人知道地球上生活着多少种昆虫，因为还有许多种昆虫等着我们去发现。但人类已经发现了70多万种昆虫。这意味着，从物种的数量来看，地球上70%到80%的生物都是昆虫。大自然的力量遏制了大多数昆虫疯狂孳生，而人类并没有出手干预。否则真不知道得用多少化学物质——或什么办法——才能遏制这些生物的数量。
问题是，我们很少认识到各种生物的天敌所带来的保护机制，除非这种机制失去了作用。大多数人行走世间，却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对自然的美好与神奇、对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生物那奇异甚至可怕的强大力量一无所知。因此，很少有人了解这些捕食性昆虫和寄生虫的活动。也许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花园中的某一棵灌木上，有一种举止凶恶、形态怪异的昆虫；并且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螳螂的存在是以其他昆虫的生命为代价的。但只有当我们在夜间打着手电筒走在花园中、看到螳螂悄悄逼近它的猎物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一切，并真切地体会掠食者和猎物上演的这出戏剧。然后我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自然进行自我控制时所施加的那种无情的压迫力。
捕食性昆虫有许多种，它们都会猎杀其他昆虫。有的动作敏捷，拥有燕雀那样的速度，能在空中捕食；有的会沿着食物的茎秆有条不紊地缓缓爬行，并一路吞食蚜虫等不爱动的昆虫。小黄蜂会捕捉软体昆虫，用其汁液喂养雏儿。泥蜂会在屋檐下建造圆柱状的泥土巢穴，并在巢中贮存昆虫，以备将来用它们喂养幼蜂。沙黄蜂在吃草的牛群上方盘旋，杀死那些折磨牛群的吸血蝇。那种嗡嗡大叫、常被当成蜜蜂的食蚜蝇，把卵产在下满蚜虫卵的植物叶片上，这样孵化出来的幼虫，正好吃掉那一大堆蚜虫。在毁灭蚜虫、蚧壳虫和其他食植昆虫方面，瓢虫是数一数二的高效专家。事实上，一只瓢虫需要吃下成百上千只蚜虫，才能获得它产一窝蛋所需要的能量。
那些寄生性昆虫的习性更加特别。它们不会直接杀死宿主，而是通过一系列适应性变化，把它们的猎物作为自己后代的营养来源。它们很可能会将卵产在其受害者的幼虫或卵之中，这样，它们那些正在发育的幼虫，就能直接以宿主为食。有的寄生虫会用一种黏液，把卵黏附在毛毛虫身上。卵孵化出来后，寄生虫就会从宿主的皮下钻出。有的寄生虫似乎颇有先见之明，它们直接把蛋卵下在叶片上，那些外出觅食的毛毛虫，就会在无意中把它们的卵吞入腹中。
无论是在田野中、灌木篱墙上，还是花园中、森林里，都有捕食性昆虫和寄生虫在忙碌。这儿，在一个池塘上，蜻蜓飞来飞去，阳光照得它们的翅膀发出火焰般的光芒。而它们的祖先，曾经在那些巨型爬行动物生活的池沼上空快速掠过。和古代一样，那些目光锐利的蜻蜓逮住了空中的蚊子，用它们那杯形的腿把它们铲起。而在下面的池水中，它们的后代，那些蜻蜓若虫，或者说水中的仙女，以水生阶段的蚊子幼虫和其他昆虫为食。
或者，在那儿，一片叶子上停着一只不易察觉的草蜻蛉，它长着绿纱一样的翅膀、金黄色的眼睛，腼腆害羞、神神秘秘，它们是二叠纪一种古老物种的后代。成年的草蜻蛉主要以植物汁液和蚜虫的蜜汁为食。过段时间，它会将卵产在长长茎秆的末梢，并将茎秆末梢固定在叶片上。它的子女们就会在那儿出生——那是一些奇特的、多刚毛的幼虫，叫作蚜狮，它们以捕食蚜虫、蚧壳虫、螨虫为生。它们逮到虫子后，会吸干其汁液。它们的生命是一个循环过程，不久之后，它们会结出白色的丝茧，在那儿度过它们的蛹期。在此之前，每一只蚜狮会吃掉数百只蚜虫。
另外还有许多黄蜂和蝇虫，也通过寄生手段毁坏其他昆虫的卵或幼虫才生存下来。有的卵寄生黄蜂特别微小，它们数量众多、活动频繁，凭借这两大优势，成功遏制了许多破坏庄稼的昆虫大量滋生。
所有这些小生物都在不停工作着——无论天晴还是下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甚至在严酷的寒冬、它们的生命之火仅剩些许灰烬的时候。它们只余苟延残喘的生命力，静静等待春回大地、唤醒昆虫世界之时，再度燃起生命的烈焰。与此同时，在积雪的白色毯子之下、在冻硬的土壤下、在树皮的缝隙中、在隐蔽的洞穴中，各种寄生虫和掠食动物都已经找到了顺利过冬的办法。
螳螂的卵被妈妈安放于黏附在灌木树枝上的轻薄的羊皮纸般的小匣子里。随着夏天的结束，螳螂妈妈已经过完了她的一生。
雌长脚黄蜂带着她的一肚子受精卵，在某个阁楼中的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中，找到了栖身之所。那一肚子受精卵，承载着它们整个种群的未来。这个孤独的幸存者，会在春天筑起一个小小的纸巢，在每个巢室中下几枚蛋，小心翼翼地养大一小群工蜂。在它们的帮助下，她会扩建蜂巢、扩张自己的种群。接下去，那些在整个酷暑不断觅食的工蜂，会消灭无数的毛毛虫。
鉴于它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需求，所有这些生物都是我们维护自然平衡的盟友。但我们却把火炮对准了自己的朋友们。它们牵制着那股黑暗势力。可怕的是，我们大大低估了它们的价值。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那股猖獗的黑暗势力一定会把我们压倒。
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杀虫剂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加，毒性不断增强，环境的抵抗力正在全面并持续不断地降低，这一可怕的阴影已经变得越来越真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能会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昆虫大爆发，包括传播疾病的昆虫和破坏庄稼的昆虫，其种类之多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没错，不过这些不都是理论上的吗？”你也许会问，“这样的事当然不会真的发生——反正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
但此时此地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截至1958年，科技期刊已经记录了约50种严重破坏自然平衡的物种。每年都会出现新的物种。近年的一篇关于这一课题的综述性论文中提到了215篇论文，这些论文报告并研讨了杀虫剂导致昆虫数量失衡所引起的一系列恶果。
有时，化学喷雾剂反而招致了某种昆虫数量的大幅飙升，而这种昆虫正是这种喷雾剂最初的消灭对象。在喷洒了化学喷雾剂后，安大略黑蝇的数量，比喷药前高出了17倍。还有，在喷洒一种有机磷化学物质后，英国白菜蚜虫的数量出现了大爆发——史无前例的大爆发。
有时，尽管喷药能够有效消灭那些目标昆虫，但却把潘多拉盒中的一大堆破坏力极强的害虫都放了出来，它们泛滥成灾，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比如说，自从DDT和其他杀虫剂将其天敌赶尽杀绝之后，红叶螨已经成为了一种遍布全球的害虫。红叶螨并不是一种昆虫。它小得几乎看不见，长着八条腿，和蜘蛛、蝎子以及扁虱是近亲。它长着适合穿刺和吮吸的口器，特别喜欢食用给世界带来葱茏绿意的叶绿素。它会将自己那小小的、匕首一般锋利的口器，刺入植物叶片和常青树针叶的外层细胞中，并提取叶绿素。树木和灌木丛如果出现了轻微的红叶螨感染，会变得一片斑驳。如果植物上滋生了大量的红叶螨，树叶就会变黄并飘落。
几年之前，在美国西部国家森林中的一些地区，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956年，美国林业局在885 000亩森林中喷洒了DDT，目的是控制云杉食心虫的数量。但到了第二年夏天，一个比云杉食心虫更糟糕的问题出现了。从空中俯视这些森林地带可以发现，美丽的花旗松林正在变黄，针叶纷纷脱落，大片树木枯萎。在海伦娜国家森林和大贝尔特山西部山坡，在蒙大拿州的其他地区直到爱德荷州，一片片森林就像被烤焦了一样。显然在1957年夏天，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严重的红叶螨感染。几乎所有喷药地区都受到了影响。而其他地区都不存在明显损害。林业学家们回顾历史，想起了其他几次红叶螨灾害——尽管那几次都没有这次严重。1929年在黄石公园的麦迪逊河一带，20年后在科罗拉多州，1956年在新墨西哥州，都发生过红叶螨大爆发。每次虫灾都是在森林喷药后发生的。（1929年DDT还没问世，当时喷洒的是砷酸铅）。
为什么红叶螨在遭到杀虫剂喷洒后，反而更加兴盛？除了它们对杀虫剂不太敏感这一明显事实之外，似乎还有两个原因。自然界为红叶螨设置了各种天敌，比如瓢虫、瘿蚊、捕食性螨虫和好几种蝽虫，它们控制着红叶螨的数量。但这些昆虫都对杀虫剂极端敏感。第三个原因和红叶螨的族群数量压力有关。一个没有受到打扰的红叶螨，是一个分布极为稠密的群体，它们挤在一张保护网下躲避天敌。在喷药之后，这些受到惊扰但并没被毒死的红叶螨四下逃窜、寻找不受侵扰的新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和充足食物。现在它们的天敌已经死了，这些红叶螨再也无需浪费精力编织保护网了。相反，它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繁殖后代上。它们产的卵比以前多了3倍，这绝非个别现象。这一切都是拜杀虫剂所赐。
维吉尼亚的雪伦多纳河谷，是一个著名的苹果种植区。在用DDT代替砷酸铅后，大量名叫红带卷叶蛾的小昆虫，成了果农们的心头大患。这种小虫以前从未造成严重破坏。很快，50%的苹果都遭到了虫灾。随着DDT使用量的增加，这种害虫也一跃成为了这一地区乃至美国中部和中东部地区对苹果树破坏最大的害虫之一。
现实总是充满讽刺。20世纪40年代后期，新斯科舍喷药最频繁的那些苹果园，恰恰也是苹果卷叶蛾灾害最严重的地方（“长虫的苹果”的成因）。在没有喷药的果园中，红带卷叶蛾的数量并不至于构成危害。
在苏丹东部地区，喷药太勤也招致了类似令人不快的“回报”，让那些棉花种植者尝到了DDT带来的苦果。在盖斯三角洲，大约有6万亩棉花在灌溉下生长。一开始农民们试用DDT时效果不错，因此他们加大了喷药的力度。这时麻烦出现了。棉铃虫是对棉花破坏性最大的昆虫之一，喷药的棉花田越多，出现的棉铃虫也越多。没有喷药的地区，棉桃和成熟的棉朵受到的损害相对较轻。在曾经两次喷药的棉花田中，棉籽的产量显著下降。尽管杀虫剂消灭了一些食叶昆虫，但喷药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棉铃虫成灾带来的损失。最后，种植者不得不面对惨痛的现实：如果他们不去喷药，既省了麻烦，又省了费用，而且说不定棉花的收成会比现在高得多。
在比属刚果和乌干达，为了消灭咖啡树上的一种有害昆虫而大量喷洒DDT，几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发现，这种害虫几乎完全没有受到DDT的影响，而其天敌却对DDT极为敏感。
在美国，由于喷药打乱了昆虫世界的种群动态平衡，农民们往往在赶走一种害虫的同时，迎来一种更糟糕的害虫。最近实施的两次大范围喷洒计划，就带来了这样的后果。一次是南部地区的消灭火蚁计划，另一次是在东西部地区喷药对付日本金龟子。（分别见第十章和第七章）
1957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农田中大规模喷洒七氯导致的结果是，甘蔗田最糟糕的害虫——甘蔗小卷蛾泛滥成灾。喷洒七氯后没过多久，甘蔗小卷蛾带来的损害急剧增长。针对火蚁的化学物质，杀光了小卷蛾的天敌。作物遭到严重损毁，导致庄稼人准备起诉，告政府没有发出预警、疏忽了这种可能性。
伊利诺亚洲的农民也得到了同样的苦痛教训。为了控制日本金龟子的数量，他们最近对伊利诺亚洲东部的一些农田喷洒了大量狄氏剂。随后农民们发现，在喷药地区，玉米螟的数量出现了疯狂飙升。生长在这片地区中的玉米中的玉米螟幼虫的数量，是其他玉米中的两倍。农民们也许还不知道，发生这种现象的生物学原理是什么，但他们并不需要科学家去告诉他们，他们做了一笔糟糕的买卖。为了消灭一种害虫，结果招来了一种破坏性更大的昆虫。根据农业部预估，在美国，日本金龟子造成的总损失，约为一年1000万美元；而玉米螟造成的年度总损失，高达8500万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人们一直倚重自然力控制玉米螟。1917年，这种昆虫偶然从欧洲传播到了美国。不到2年，美国政府就开始实施一个史上最强有力的计划之一，收集并引进了这种害虫的几种寄生虫。自那时起，政府斥资先后从欧洲和东方国家引进了24种寄生虫，其中有5种效果显著。无需赘言，现在玉米螟的天敌被这些农药喷雾剂杀死了，让之前付出的诸多努力付诸东流。
如果你觉得这很荒唐，请看看加利福尼亚州柑橘园的情况。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生物防治试验，是在19世纪80年代开展的。1872年，那儿出现了一种以柑橘树汁液为食的蚧壳虫，在之后的15年中，它们发展成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害虫，导致很多果园蒙受了惨重损失。新兴的柑橘产业面临失败。很多农民都选择了放弃，他们把柑橘树连根拔了起来。随后，人们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种蚧壳虫的寄生虫——一种小小的澳洲瓢虫。首度引进瓢虫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在加州的所有柑橘园中，这种蚧壳虫被全面控制住了。从那时起，就算你在柑橘园中连续找上几天，也找不到一只蚧壳虫。
随后，到了20世纪40年代，橘农开始试用一些新的化学物质，对付其他昆虫。随着DDT以及其他毒性更强的化学物质的出现，加州许多地区的澳洲瓢虫被赶尽杀绝了。政府当年引进这些澳洲瓢虫时，才花了不到5000美元，但每年能为橘农挽回几百万美元的损失。可一时疏忽就导致前功尽弃。蚧壳虫感染很快又卷土重来了，造成的损失是过去50年中前所未有的。
“这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里弗赛德柑橘实验站的保罗·德巴赫博士（Dr.Paul Debach）说。采取新的措施防控蚧壳虫非常复杂。只有反复投放澳洲瓢虫、并谨慎安排喷药时间，尽可能将澳洲瓢虫和杀虫剂的接触减到最小，才能留住这些澳洲瓢虫。然而，无论柑橘种植园主怎样做，那些瓢虫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邻近农民的影响，因为杀虫剂扩散已经造成了多起惨重损失。
这些例子都只提到了那些破坏农作物的昆虫。那么那些携带疾病的昆虫呢？自然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了。比如，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岛上，二战期间曾密集地喷药，但敌对状态结束后，喷药就停止了。很快大群传播疟疾的蚊子，再次侵入了这个岛屿。这些疟蚊的天敌都被斩尽杀绝了，而新的天敌种群尚未形成，这为疟蚊大量繁殖扫清了道路。马歇尔·莱尔德（Marshall Larid）已描述过这一事件，他把化学控制比成踏车。一旦踏上去，就再也无法停下，因为我们害怕停下后要面对的后果。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喷药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传播疾病。由于某种原因，类似蜗牛的软体动物，好像对杀虫剂完全免疫。多次观测都发现了这样的结果。
对佛罗里达东部的盐沼湿地大规模喷药，带来了一场大屠杀。这场屠杀过后，只有水生螺一种生物活了下来。据有关描述，当时那一幕可怖之极——就像是哪位超现实主义家画出来的。水生螺在死鱼的尸体、奄奄一息的螃蟹旁缓缓移动，吞食着这些致命毒雨的受害者。
但是，这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这很重要，因为许多水生螺是多种危险寄生蠕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蠕虫在软体动物体内度过生命中的部分时光，再在人体中度过部分时光。比如，血吸虫或裂体吸虫会通过饮用水或当人在受感染的水域中洗澡时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内，并使人染上重病。这些吸虫是通过其宿主——水生螺——进入水中的。在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这些疾病特别流行。如果在那些地区采用会导致水生螺大量滋生的昆虫防治措施，很有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当然，人类并不是唯一一种会受水生螺传染而罹患疾病的生物。牛、羊、山羊、鹿、麋鹿、兔子和其他一些温血动物的肝病，很可能是肝吸虫导致的。这些肝吸虫的部分生命，在淡水螺体内度过。感染这些蠕虫的动物肝脏，不适合人类食用，并且常常遭到没收销毁。因此，美国牧场主每年会蒙受约350万美元的损失。任何会导致水生螺增多的事物，都有可能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在过去的10年中，这些问题已经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我们却迟迟没有认识到。很多最适合研究并帮助实施自然防治措施的科研人员，都在忙着研究更加刺激的化学防治。据报道，1960年，在美国的所有经济昆虫学家中，只有2%从事生物防治工作，剩余的98%都在忙着研究化学杀虫剂。
为什么会这样？几家大型化学公司都为各大高校提供了高额投资，支持杀虫剂方面的研究。这为研究生带来了充满吸引力的奖学金，还带来了充满吸引力的高校职位。而生物防控方面的研究，从未获得过这样的资助，原因很简单，这样的研究不会给化学工业带来任何财富。因此这些工作被甩给了国家和各州的研究机构，而这些机构付的薪酬要少得多。
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为何一些首屈一指的昆虫学家，都在大力鼓吹化学防治。调查一下他们的背景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都是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职业声誉，有时甚至还包括他们的工作，完全依赖于化学防治措施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能指望他们去咬喂他们食物的手吗？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们的偏向，还能对他们发出的杀虫剂无害的抗议，给予多少信任呢？
尽管将化学物质作为昆虫防控的主要手段的做法获得了一片欢呼声，但仍然有极少数生态学家偶尔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他们看清了一个基本事实：自己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而是生物学家。
英国的F.H.雅各布（F.H.Jacob）宣称，“从许多所谓经济生态学家的种种行为来看，他们似乎相信，喷雾嘴才能拯救世界——如果那些害虫卷土重来、出现了抗药性或者毒害哺乳动物，似乎那些化学家就会献上另外一种灵丹妙药似的。我不这样认为……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给虫害防治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经济生物学家必须明白，”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A.D.皮克特（A.D.Pickett）写道，“他们是在和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他们的工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杀虫剂毒性测试或寻找药效更强的化学物质。”皮克特博士自己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主张充分利用掠食性昆虫和寄生物种，合理地进行昆虫防控。他和他的同事们所提出的方法，已经成为了一个杰出范例，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我们发现，美国只有加州一些昆虫学家提出的综合性防治计划，才能与之比肩。
皮克特博士约在35年前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当时他考察的是新斯科舍省安纳波利斯谷的苹果园，那儿曾经是加拿大著名的水果种植区之一。当时人们以为，杀虫剂——当时还只是一些无机化学物——能解决昆虫防治问题，唯一要做的就是劝说果农采用他们推荐的方法。但这玫瑰色的美好画面并没有成为现实。昆虫问题仍然存在。于是人们又添加了新的化学物质，设计了更优良的喷药设备，并且人们对喷药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但昆虫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随后，DDT承诺将“终结苹果小卷蛾大爆发的噩梦”。实际上，喷洒DDT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螨虫灾害。“我们只不过从一个危机走向了另一个危机，把一个问题换成了另一个问题而已，”皮克特博士说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皮克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与其他那些生态学家分道扬镳了。其他人仍在追逐鬼魅般的幻影、继续追寻毒性更强的化学物质。而皮克特等人意识到，自然界中有他们的强大同盟，因此开发了一个项目，最大化地利用自然控制，并将杀虫剂的使用降至最少。即便使用杀虫剂，也只使用最少的剂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种害虫、同时避免毒害其他有益生物。同时，还要考虑适当的喷药时间。比如，选择在苹果花变成粉红色之前、而不是之后喷洒硫酸烟碱，因为此时这种害虫的一大天敌仍处于虫卵阶段。这时喷药就不会伤害到它们。
在选择化学物质方面，皮克特博士非常谨慎，尽量减少对寄生昆虫和捕食性昆虫的伤害。“如果我们把DDT、对硫磷、氯丹和其他新型杀虫剂作为日常防控措施使用，就像过去我们使用无机化学品那样，那么那些对生物防控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也许只能无奈地放弃了，”他说道。他没有选用这些高毒性的广谱杀虫剂，而是主要依赖鱼尼丁（提取自一种热带植物的块茎）、硫酸烟碱和的砷酸铅。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用浓度很低的DDT或马拉硫磷（每100加仑1或2盎司，而非通常的每100加仑1或2磅）。尽管这两种化学品是现代杀虫剂中毒性最弱的，但皮克特博士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中，找到更安全、更有选择性的材料替代它们。
这个计划取得的成效如何呢？那些采用了皮克特博士改良的喷药计划的新斯科舍果农，收获的一级水果和那些大量喷洒化学农药的果农一样多，总的收成也和他们一样高，但成本要低得多。在新斯科舍的苹果园中，用于杀虫剂的开销，只有大多数其他苹果种植区的10%到20%。
除了这些丰硕的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斯科舍昆虫学家改良的喷药计划，没有破坏自然界的平衡。10年前加拿大昆虫学家G.C.乌里耶特（G.C.Ullyett）提出的理念，正在慢慢变成现实：“我们必须改变观念，摒弃人类优越论并且承认：从自然环境中寻找限制某些生物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比我们自己动手更加划算。”
【注释】
[1]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教育家，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