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每四个中有一个
生命体和癌症的对抗由来已久，历时遥远得不可追溯，但这一定发生在一种自然环境中。无论生存在地球上的是何种生物，它一定会受到日出日落、风霜雨雪以及古老地球的种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无论这些影响是好是坏。假如一些环境因素会危害生命体，各种生物要么努力适应环境，要么遭到淘汰。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能诱发恶性肿瘤。同样，一些具有放射性的岩石、以及从土壤或岩石中冲刷出来、污染食物和水源的砷，也会诱发恶性肿瘤。
早在生命出现之前，环境中就已经存在这样一些敌对因素了。然而地球上仍然出现了生命，并且在经过了数百万年的变迁之后，生命体数量和种类之多，已不可胜数。随着自然界悠悠岁月的流逝，自然选择淘汰了那些适应性较差的物种，只让抵抗力最强的生命体存活了下来，形形色色的生命体和自然界的破坏性力量，形成了某种制衡。这些天然存在的致癌因素，仍然会引发恶性肿瘤。然而，它们的数量极少，并且这种安排是古已有之的，是生命体从一开始就适应了的。
随着人类的出现，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因为在各种生命体中，唯有人类能创造引发癌症的物质，医学术语中将之称为致癌物质。一些人造致癌物质，几百年来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比如含有芳香烃的煤烟。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我们的世界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变化不断加速。一个充满新型化学因子和物理因子的环境，正在飞快地取代原来的自然环境。许多这样的物理和化学因子，具有诱发生物改变的强大力量。对于这些人类自身活动所创造的致癌物质，人类并没有任何防护机制。人类的生理遗传特性进化缓慢，与此类似，人体对新环境做出的适应，同样进展缓慢。其后果是，这些强效的致癌物质能轻而易举地突破人体薄弱的防御机制。
癌症具有久远的历史，但我们对癌症起因的认知却发展缓慢。直到近200年前，一位伦敦的医生才首度认识到，外部因素或环境因素会诱发恶性病变。1775年，波西瓦·帕特爵士[1]断言，扫烟囱的人易患阴囊癌，这一定是他们体内积聚了大量煤烟的缘故。他无法提供我们现在要求的所谓“证据”，但现代医学研究已经从煤烟中分离出了致命化学物质，这证明其观点是正确的。
在波特做出惊人发现之后的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中，人们似乎并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生活环境中的某些化学物质，有可能通过多次皮肤接触、呼吸摄入或吞咽摄入而诱发癌症。没错，有人注意到，很多在康沃尔郡和沃尔什的炼铜厂和炼锡厂工作、并长期接触含砷烟雾的工人，都患上了皮肤癌。人们还注意到，在萨克森州的钴矿和波西米亚约阿希姆斯塔尔的铀矿中干活的工人，容易罹患一种肺部疾病（后来这种疾病被确诊为肺癌）。但这些都只是前工业时代的现象，远在工业文明遍地开花、其产品渗透到几乎所有生命体的生活环境中之前。
人们对恶性肿瘤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工业时代刚刚来临之时。就在巴斯德[2]忙着演示、论证许多传染病的微生物成因之时，其他一些科学家正在探索癌症的化学成因——新生的萨克森褐煤工业和苏格兰页岩油产业中的工人，容易罹患皮肤癌，还有由于职业性接触焦炭和沥青而引发的其他癌症。到19世纪末，人们已经发现了6种工业致癌物质。在20世纪，人类创造出了无数新的致癌性化学物质，并听任普通大众密切接触它们。自波特的发现之后，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唯有从事特殊职业才有可能接触危险化学物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危险的化学物质，已经扩散到了每个人——甚至是未出生的胎儿——的生活环境之中。所以现在的恶性疾病出现惊人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急剧增长绝非一种主观印象。1959年7月，人口动态统计办公室的月度报告宣称，1958年，死于恶性肿瘤——包括淋巴组织和造血组织的恶性肿瘤的病人，占全年死亡总人数的15%；而1900年仅为4%。从目前的癌症发生率来判断，美国癌症协会预测，目前在世的美国人中，将有4500万人终将患上癌症。这意味着，恶性肿瘤将袭击2／3的美国家庭。
而儿童的情况更让人忧心。在25年前，儿童罹患癌症的现象极为罕见。如今，死于癌症的美国学龄儿童，比死于任何其他疾病的儿童都多。情况已经极为严重，以至于波士顿已经建立了全美第一所专治患癌儿童的医院。在1—14岁的死亡儿童中，有12%死于癌症。在那些不到5岁的儿童体内，发现了许多恶性肿瘤。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许多这样的恶性肿瘤，在患病儿童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已存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C.胡珀博士（Dr.W.C.Hueper）是环境致癌领域的顶级权威，他认为，先天性癌症和婴儿罹患癌症，很可能和母亲在怀孕期间曾接触致癌物质、导致致癌物质穿透胎盘并迅速作用于正在发育的胚胎组织有关。有关试验表明，动物接触致癌物质时年龄越小，罹患癌症的机率就越高。佛罗里达大学的弗朗西斯·雷博士（Dr.Francis Ray）曾发出警告，“（在食物中）添加化学物质，有可能诱发儿童患癌……也许在一两代之内，我们都无法知道，这些物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随着我们做出试图控制自然的种种尝试，我们所使用的那些化学物质，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癌症。根据我们从动物试验中得到的证据可以确定，有5种（有可能是6种）杀虫剂，绝对可以被列为致癌物。一些科学家认为，有的物质会引发人类罹患白血病。如果我们把这些化学物质算上，那么这份致癌物质名单就会大大加长。由于我们不能进行人体试验，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充分，但这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我们把对活体组织或细胞具有间接致癌作用的那些化学物质计算在内，那么我们还能再列上几种杀虫剂。
砷是最早被查出的一种杀虫剂中的致癌成分，主要存在于用作除草剂的亚砷酸钠以及砷酸钙和其他用作杀虫剂的化合物中。人类及动物罹患癌症与含砷物质的关联性，早已存在多年。胡珀博士（Dr.Hueper）在他的经典专著《职业性肿瘤》（《Occupational Tumors》）一书中，记叙了一个关于接触砷类物质导致不良后果的典型例子：近千年来，西里西亚的莱肯斯坦（Reichenstein）一直是金矿和银矿的重要开采地，上百年来它也是砷矿的一大开采地。多个世纪以来，砷矿废料堆积在矿井附近，并被从高山上流下来的溪流冲走。地下水也受到了污染，砷渗透到了饮用水中。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许多居民，一直遭受着“莱肯斯坦病”——慢性砷中毒，并伴有肝脏、皮肤、胃肠和神经系统紊乱等症状。恶性肿瘤也是这一疾病的常见症状。现在，莱肯斯坦病早已成了历史，因为在25年前，这一带就已更换了新供水系统，水中已基本不再含砷。然而，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省，伴有皮肤癌的慢性砷中毒，仍然是当地的流行病，因为在岩层中的砷物质污染了饮用水。
如果长期、持续地使用含砷杀虫剂，那么并不难制造出类似于莱肯斯坦和科尔多瓦的环境。美国烟草种植区、西北部果园、东部蓝莓产地中那些富含砷元素的土壤，都容易导致水源污染。
受到砷污染的环境，不仅危害人类，也会影响动物的健康。1936年，德国发布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报告。在萨克森州的弗莱伯格地区，炼银和炼铅的熔炼炉将含砷烟雾大量排向空中，这些烟雾在周围的村庄上空飘荡，最后落在那儿的植被上。据胡珀博士称，那儿的马、牛、羊、猪显然食用了这些植物，它们出现了毛发减少、皮肤增厚的现象。生活在附近森林中的鹿，有时会出现反常的色斑和癌症前期的疣。有一头鹿绝对已经出现了癌症病变。无论家畜还是野兽，都受到了“砷肠炎、胃溃疡和肝硬化”的影响。在熔化炉附近养殖的绵羊，纷纷患上了鼻窦癌。它们死亡后，在它们的脑部、肝脏和肿瘤中发现了含砷物质。在那个地区，“昆虫大量死亡，特别是蜜蜂。当雨水将叶片上的含砷粉尘冲到小溪流和池塘中后，大量鱼儿都死亡了。”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一种新型有机农药中的致癌物质，被广泛用于灭除螨虫和扁虱。其使用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尽管有法律提供保障，但公众仍可能暴露在某种已知的致癌物质中，直到几年之后，进展缓慢的法律程序才最终控制局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很有意思：这足以证明，今天要求公众接受的所谓“安全”物质，到了明天很可能被证明是极端危险的。
1955年这种化学品上市时，其生产商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容许值”——允许喷过药的作物上，存在少量农药残余。根据相关法律的要求，生产商已在实验室的动物身上检测了这种化学物质，并将检测结果随申请一起提交上去了。然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审阅之后，认为检测结果说明这种产品有致癌倾向，于是局长建议“零容忍度”，这等于说，不允许跨洲运送的食物中含有任何农药残余物。但生产商拥有依法上诉的权利，因此委员会重审了此案。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是妥协性的：“允许设立1 ppm的容许值，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销售2年。在此期间，应继续进行检测，以最终确定这种产品是否真会致癌。”
尽管委员会并没有把话挑明，但其决定无异于将公众当成豚鼠：公众得和实验室的小狗和老鼠一起，用身体检测这种疑似致癌物质。但实验室的动物们给出的反馈更快。两年之后，这种杀螨剂被确认为致癌物质。当时是1957年，即便到了这时，食物和药物管理会仍未立刻撤销容许值，也就是允许这种已知致癌物质的残余物，继续污染公众的食物。各种法律程序又耗费了1年时间。最后，直到1958年12月，局长于1955年推荐的零容忍度才终于生效了。
杀虫剂中存在的已知致癌物质，绝非只有这些。在实验室动物试验中发现，DDT导致了疑似肝脏肿瘤。那些汇报了这一发现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不知道该如何给它们分类，但他们感到，“将它们鉴定为低等级的肝细胞癌，是比较公允的。”现在，胡珀博士将DDT明确鉴定为“化学致癌物质”。
研究人员发现，两种属于氨基甲酸酯的除草剂——IPC和CIPC，都会导致老鼠患上皮肤肿瘤，包括恶性肿瘤。这些化学物质似乎能引发恶性病变。然后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其他类型的化学物质，将继续完成这一癌变过程。
除草剂氨基三唑会导致实验动物罹患甲状腺癌。1959年，一些种蔓越莓的农民误用了这种物质，导致一些已经上市的蔓越莓中，含有农药残留物。受到污染的蔓越莓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没收了，结果引发了一场争议。该化学物质会致癌，这一事实遭到了广泛挑战，甚至许多医学人员也对此提出了质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公布的科学事实，已经证明了氨基三唑对实验老鼠的致癌效应。在老鼠的饮用水中，加入浓度为100 ppm的氨基三唑（或者在一碗清水中加入一茶匙氨基三唑），到了第68周，老鼠就开始长出甲状腺肿瘤。2年后，一半以上的老鼠得了甲状腺肿瘤。经诊断，所有老鼠都长出了不同的良性或恶性肿瘤。即便摄入氨基三唑剂量较少的老鼠，也出现了肿瘤——实际上，任何剂量都会产生影响。当然，谁都无法知道，多大剂量的氨基三唑会诱发人类患癌。但是，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大卫·鲁茨坦博士（Dr.David Rutstein）指出，这个剂量一定是个休戚相关的祸福临界点。
迄今为止，时间的流逝还不足以揭示新型氯化烃杀虫剂和现代除草剂的全部影响。大多数恶性病变发展得非常缓慢，也许需要在受害人度过大半生后，才会表现出临床症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那些在手表表盘上涂发光图案的女性们，在刷子不小心触碰她们嘴唇时，摄入了微量的镭。在过了15年甚至更久之后，其中一些女子患上了骨癌。由于职业需要，接触化学致癌物质而引发的癌症，会在15—30年甚至更久之后，才发作出来。
与工业环境中接触致癌物质相比，军事人员和普通民众分别于1942年和1945年首次暴露于DDT环境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量化学杀虫剂才开始投入使用。这些化学品种下的恶之果即将成熟。
尽管大多数恶性病变都有很长的潜伏期，但据我们目前所知，有一个例外，就是白血病。广岛原子弹事件的幸存者们，在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三年之中，就患上了白血病。并且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白血病的潜伏期也许还要短得多。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癌症的潜伏期也相对较短。但在目前看来，白血病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癌症的发病过程都特别缓慢。
在现代杀虫剂大行其道的那段时间，白血病的发病率也出现了稳定的上升。国家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清晰地表明：造血组织的恶性病变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显著上升。1960年，白血病夺走了12 290个病人的生命，而罹患各种血液和淋巴恶性病变而死亡的病人，总计达到25 400人；而1950年这一数字仅为16 690，出现了显著上升。至于每10万人的患病死亡率，也从1950年的11.1人上升到了1960年的14.1人。显然这一增长并非仅限于美国；根据世界各国登记在案的记录，各个年龄层的白血病患者的死亡率，都在以每年4%至5%的速度迅猛增长。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新近出现于环境中的致命物质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接触那些物质？
梅奥医学中心等世界知名机构已经确认，这些造血器官的疾病，已经导致成千上万名患者死亡。梅奥医学中心血液病科的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博士（Dr.Malcolm Hargraves）和他的同事们报告称，这些病人都曾暴露在各种各样的有毒化学品中，包括含有DDT、氯丹、苯、林丹和石油馏出物的喷雾剂。
哈格雷夫斯博士认为，和使用各种有毒物质相关的环境性疾病出现了增长，“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他凭借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判断，“大多数罹患血液紊乱和淋巴疾病的病人，都曾大量接触过碳氢化合物，而现在的大多数杀虫剂包含碳氢化合物。一份准确的病史，几乎总能显示出这样的关联。”这位专家治疗过不少患有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淋巴肉芽肿病和其他血液和造血组织紊乱的病人，手头掌握着大量详细的病历。“他们都曾暴露在那些致癌的环境因素中，并曾大量暴露其中。”他报告道。
这些病历说明了什么？有一份病历记录了一个家庭主妇，她非常讨厌蜘蛛。8月中旬的一天，她带着一个气雾喷雾器，来到地下室中。气雾喷雾器中装有DDT和汽油馏出物。她把整个地下室彻彻底底地喷洒了一遍：楼梯下、水果柜，还有天花板和椽子周围的所有隐蔽地带。喷完气雾后，她开始觉得难受起来：恶心、烦躁、高度紧张。在随后的几天中，她好了一点，但她显然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病因。9月的一天，她又重复了全套程序，去喷了两次药，结果又病倒了。身体暂时恢复后，她又继续喷药。在第三次使用喷雾器时，她出现了新的症状：发烧、关节疼痛、全身不适、一条腿还患上了急性静脉炎。经哈格雷夫斯博士诊断，她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过了一个月她就死去了。
哈格雷夫斯博士的另一位病人，是一位职业人士。他的办公室在一栋老建筑中，常有蟑螂出没。他被这些昆虫骚扰得不堪忍受，决定自行采取措施、消灭蟑螂。一个周日，他花费了将近一天时间，给地下室和其他的隐蔽地带都喷了药水。他使用的是浓度为25%的DDT，悬浮于含有甲基荼的溶剂中。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出现瘀青和流血。当他进入诊所时，全身有多处出血。血液分析显示，他的骨髓出现了一种叫作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功能衰退。在随后的5个半月中，他接受了59次输血，还接受了其他一些治疗。他的身体局部康复了，但约9年后，他仍然患上了致命的白血病。
在病历中最为显眼的那些化学杀虫剂包括：DDT、林丹、六氯化苯（六六六）、硝基苯酚、普通防治蛀虫的对二氯苯、氯丹，当然还有它们各自的溶液。就像这位医生强调的那样，单纯暴露在一种化学品中的情况很少发生，绝对不是普遍情况。市场上的农药中，通常包括好几种化学物质，悬浮在石油馏出物和一些分散剂中。此外，作为其载体的芳香环类和不饱和烃等物质，也是损害造血器官的一大罪魁祸首。从实用而非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区别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在常见的药物喷洒中，这些石油溶剂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成分。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文献中都记载着许多重要病例，这些病例都支持哈格雷夫斯博士的理论，即，某些化学物质会引起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紊乱疾病。这些患者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比如，在自己的喷药设备或喷药飞机中遭到毒害的农民；在自己的书房中喷药驱赶蚂蚁、并在喷药后继续待在书房中学习的大学生；在家中安装可携带式林丹喷雾器的女子；在喷洒过氯丹和毒杀芬的玉米地中干活的劳动者。这些文献以隐晦的医学术语，记载了一幕幕悲剧。捷克斯洛伐克有一对年轻的表兄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镇子中，经常在一起工作、玩耍。他们最后的一份工作、也是最倒霉的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合作农场中干活。他们的任务是从车上卸下一袋袋杀虫剂（六六六）。8个月后，其中一个男孩患上了急性白血病。9天后他就死去了。就在这段时间前后，死者的表兄弟也开始变得容易疲倦、并发起了烧。他的病情在随后的3个月中不断恶化，他住进了医院。经确诊他也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并且也不可避免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还有一个瑞典农民，说来奇怪，他的遭遇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日本渔夫。这名日本渔夫叫久保山，他有一艘名叫“幸运龙”的捕金枪鱼的渔船。和久保山一样，这位瑞典农夫之前一直很健康，他靠土地谋生，就像久保山靠大海谋生一样。但是，从空中飘来的两种有毒物质，分别给他俩判了死刑，这两种有毒物质分别是：放射性微尘和化学粉尘。一天，这位农夫在60亩田地中喷洒了含有DDT和六氯化苯的粉尘。在他干活时，一阵阵风吹起了一小团一小团的粉尘，粉尘缭绕在他的周围。“当天晚上，他觉得特别疲惫。在随后几天中，他总是感到特别虚弱，背疼、腿疼、浑身发冷，不得不躺在床上养病，”隆德医疗中心的一份报告中记载道，“但他的病情仍然不断恶化。5月19日（喷药后一周），他申请住进了当地医院。他发高烧、血细胞数量也不正常。”他被转入隆德医疗中心，躺在病床上2个半月后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他的骨髓已经完全萎缩了。
细胞分裂这样一个正常且必不可少的生理进程，究竟是如何变得这样怪异并具有破坏性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科学家关注。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大量资金已经投入。在一颗细胞中，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有序的细胞繁殖过程，导致癌症细胞不受控制地疯狂扩散？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找到的答案，一定是多样化的。癌症本身是一种带有多重伪装的疾病，其病源、病情，以及影响其发展或消退的因素多种多样，因此一定也有各种各样的致癌原因。但在各种表面现象之下，也许真正损害细胞的致癌原因，归根结底也就那么几种。各地都在进行有关研究，各种分散的、甚至并非针对癌症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第一道曙光。有朝一日，也许这道曙光能指引我们攻克癌症这一难题。
我们再一次发现，唯有从生命的最小单位——细胞和细胞中的染色体——着手，我们才能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洞察这一奥秘。在那个微观世界中，我们必须找到那些改变细胞的神奇运行机制、让细胞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因素。
德国生物化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细胞生理学研究所的奥托·瓦博格教授（Professor Otto Warburg），提出了一个关于癌症细胞起源的著名论断。瓦博格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细胞内氧化过程的复杂过程。在这一深广的学术背景的基础上，他对正常细胞如何变成了恶性细胞这一问题，做出了一个发人深省又清晰易懂的解释。
瓦博格认为，辐射或化学致癌物质通过摧毁正常细胞的呼吸，使其无法获得能量。微小剂量的反复施加，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后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不可逆转。那些没有被这种遏制呼吸的毒素直接杀死的细胞，会竭力补偿自己失去的能量。最后，它们再也无力继续这样高效的循环——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ATP，于是被迫进入一种原始而低效的模式——发酵。它们想要通过发酵生存下来，努力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细胞继续分裂，这种情况持续着。就这样，所有的后代细胞都渐渐开始采用这种不正常的呼吸方式。一颗细胞一旦失去了自己正常的呼吸能力，就再也无法恢复了——1年、10年、多少年都不行。在这场残酷斗争中，幸存的细胞开始通过增加发酵，获得能量的补偿。这是一种达尔文式的竞争，只有最适合生存的或适应能力最强的细胞，才能生存下来。最后他们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通过发酵所产生的能量，和通过呼吸产生的能量一样多。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癌症细胞已经从正常身体细胞中创造出来了。
瓦博格的理论解释了许多让人困惑的问题。大多数癌症的潜伏期都很长，这是因为：在一开始破坏了呼吸作用之后，发酵过程逐渐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细胞发生分裂，而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发酵作用发展到占据统治地位所需的时间，对不同生物来说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生物的发酵速率各不相同：老鼠需要的时间很短，所以癌症在老鼠身上发展得很快。人类需要的时间很长（甚至长达数10年），因此人类恶性病变的演变旷日持久。
瓦博格的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多次地接触致癌物质，比一次性大量接触它们危害更大：因为，后者会直接杀死那些细胞；而前者能让一些细胞生存下来，尽管这些细胞已经遭到损害。这些幸存的细胞可能会在今后发展成癌细胞。这就是为什么不存在致癌物质“安全”剂量的原因所在。
瓦博格教授的理论，还为一些我们原本无法理解的事实提供了解释——同样一种物质，既能帮助治疗癌症，但同时也能诱发癌症。所有人都知道，辐射就具有这样的效应。它能杀死癌细胞，也能诱发癌症。许多现在用于治疗癌症的化学物质，也是这样的双刃剑。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类物质都会破坏呼吸作用。癌细胞的呼吸作用已经存在缺陷了，如果再加以刺激等于雪上加霜，因此它们就会死亡。而正常的细胞则是第一次遭受呼吸系统的损害，它们不会死亡，但从此走上了转化成恶性细胞的道路。
瓦博格的理论在1953年得到了验证。当年，一些研究人员仅仅通过长期间歇性地剥夺健康细胞氧气，就把正常细胞转化成了癌细胞。1961年，他的理论再次得到了证实。这次，证据来自于活的动物，而不是人工培养的组织。在患癌老鼠体内注射了放射性指示剂物质，在仔细检测这些老鼠的呼吸作用后，实验人员发现，和瓦博格预言的一模一样，老鼠细胞的发酵速率，远远高于正常值。
如果以瓦博格制定的标准来衡量，大多数杀虫剂完全符合致癌物质的标准。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许多氯化烃、苯酚和一些除草剂，会扰乱细胞内的氧化过程和能量供应。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有可能会创造出休眠的癌细胞，不可逆转的恶性病变会在细胞内潜伏很长时间、不被发现。直到有一天，当病因早已被人遗忘、甚至不再被人怀疑的时候，癌症才终于显山露水。
染色体可能是引发癌症的另一途径。许多这一领域中最杰出的研究人员，对任何损害染色体、干扰细胞分裂或引发突变的介质都心存疑虑。在他们看来，任何基因突变都是癌症的潜在原因。尽管有关基因突变的探讨，常常只涉及生殖细胞，且其效应要到后代才会显示出来，但身体细胞中也有可能发生突变。根据癌症起源的基因突变理论，一个细胞——也许是在辐射或某种化学物质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基因突变，使它摆脱了正常细胞分裂过程中肌体所施加的控制。因此它能以一种疯狂的、不受控制的方式大量增殖。这种分裂产生的新细胞，同样具有摆脱控制的能力。如果假以时日，这些细胞就会大量积聚、引发癌症。
其他的研究人员指出：癌症组织中的染色体是不稳定的，容易断裂或损坏，数量也不稳定，甚至可能出现两套染色体。
科学家阿尔伯特·莱文（Albert Levan）和约翰·J.比耶塞勒（John J.Biesele）率先追踪了病患从染色体出现异常到发展成恶性病变的历程。他俩都在纽约的史隆-凯特琳研究所工作。究竟是恶性病变率先出现，还是染色体异常率先出现？这两位研究人员毫不犹豫地说，“染色体异常先于恶性肿瘤出现。”也许他们怀疑，在染色体最初受到损伤并由此导致染色体不稳定之后，许多代细胞进行了长时期的反复尝试（即，恶性病变的漫长潜伏期）。在此期间，一系列突变逐渐积累，导致细胞脱离控制、开始了没有规律的大量增殖，而这就是癌症。
欧吉维德·温厄（Ojvind Winge）——染色体不稳定说的早期支持者，认为染色体加倍增长的问题尤为关键。多次观察实验已经证实，六氯化苯及其同类化学品林丹，能让实验植物的染色体数量翻倍；而在许多有据可查的病例中也记载着，这些化学物质和多例致命的贫血症有关。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那么其他那些干扰细胞分裂、导致染色体断裂和基因突变的杀虫剂呢？
这就很容易看出来，为何白血病会成为接触辐射或类辐射化学品导致的最常见疾病之一。这些物理或化学诱变剂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正在进行活跃分裂的细胞，包括各种组织，但最重要的是造血组织。在人的一生中，骨髓是红血球的主要制造者，它每秒钟内把约1000万颗新细胞输入人体血流中。白血球主要是在淋巴腺中形成的，但有时也会在骨髓细胞中形成，其速率并不稳定，但也快得惊人。
有的化学物质——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了锶-90这样的放射物质——似乎对骨髓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苯——杀虫溶剂的一种常见成分，会停留在骨髓中，并在骨髓中沉积长达20个月之久。而在多年前的医学文献中，苯就已被列为白血病的致病因素之一。
快速生长的儿童身体组织，也给恶性细胞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麦克法兰·班奈特爵士（Sir Macfarlane Burnet）指出，白血病不但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增长，而且还成了3—4岁儿童的常见病，而其他疾病并没有在这一年龄段集中出现。根据这位权威专家的说法，“3—4岁成为了白血病的高发年龄段，对此唯一的解释是：幼小的生命体在出生前后，暴露在了诱变刺激物之中。”
另一种已知的致癌突变原是尿烷。如果让怀孕的老鼠接触这种化学物质，不仅它们自己会患上肺癌，就连它们的后代也会。在这些实验中，幼鼠只在出生之前接触过尿烷，这证明，这种化学物质一定穿透了胎盘。如果孕妇接触尿烷或相关化学物质，那么就有可能通过产前接触而在婴儿体内形成肿瘤，就像胡珀博士警告的那样。
尿烷是一种氨基甲酸酯，和IPC和CIPC等除草剂的化学成分类似。尽管癌症专家已经分发出警告，但我们仍然在大量使用氨基甲酸酯，不仅用于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中，还用于许许多多的产品之中，包括塑化剂、药物、衣服和绝缘材料。
间接因素也有可能引发癌症。从常规意义上来说并不会致癌的物质，也有可能扰乱身体某个部位的正常功能，导致恶性病变。癌症——特别是生殖系统的癌症——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它似乎和性激素失衡有关。反过来，在有些情况下，肝脏维持这些激素正常水平的功能，在受到某些物质的破坏之后，也会导致性激素失衡。氯代烃就是这样一类能够间接致癌的介质，因为它们都对肝脏有一定毒性。
正常情况下，性激素存在于生命体体内，起着刺激各种生殖器官生长的作用。但生命体具有一个内在的保护机制，能避免这些性激素过多积累。肝脏会维持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平衡（男女两性的体内都会分泌这两种激素，只是分泌的数量不同而已），并防止其中一种激素在体内积累过多。如果肝脏功能遭到疾病或化学物质的破坏，或者B族维他命的供应量出现了下降，那么肝脏就无法履行这些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雌性激素就会上升到一个反常的高水平。
这会对生命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至少我们有大量来自动物实验的证据。一位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动物实验中发现，肝脏受到疾病损伤的兔子罹患子宫肌瘤的概率极高。他们认为这种疾病的病因就是：兔子肝脏再也无法遏制血液中雌激素的活性，因此雌激素“上升到了致癌水平”。大量田鼠、家鼠、豚鼠和猴子实验说明，雌激素长期占主导地位（不一定非得处于高水平）会导致生殖器官的组织发生改变，“出现从良性增生到百分百恶性肿瘤的各种病变。”被注射雌激素的仓鼠，也出现了肾脏病变。
尽管医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不一，现有的不少证据都支持这一观点：人类组织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他们研究的150个子宫癌病例中，有2／3患者出现了反常的高雌激素水平。在后来的另一组病例中，共有20例患者，其中有90%出现了类似的高雌激素活动水平。
还有一种可能，即，肝脏受到的损害足以干扰其抑制雌激素的功能，但目前可用的医学手段，无法查出这种情况。氯化烃很容易导致这种情况。正如我们所知，只需摄入极少量的氯化烃，就会引发肝脏细胞的改变，还会导致B族维他命流失。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有一系列证据表明，B族维他命具有预防癌症的保护功效。史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已故的C.P.罗兹（C.P.Rhoads）发现：在让实验动物接触一种非常强效的化学致癌物质后，如果喂给它们酵母——酵母含有丰富的天然B族维他命，那么它们就不会患上癌症。研究发现，口腔癌和消化道其他部位的癌症，常常伴随缺乏B族维生素出现。除了美国之外，瑞典和芬兰的北部偏远地区——那儿的饮食通常缺乏各种维他命，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容易罹患原发性肝癌的族群，比如非洲的班图部落，往往存在典型的营养不良。在非洲的一些地方，男性乳腺癌非常普遍，这和肝脏疾病以及营养不良有关。在战后的希腊，大饥荒过后，也出现了男性乳腺癌增多的现象。
简而言之，事实证明，杀虫剂会损害肝脏、并降低B族维他命供应，从而导致“内源性”雌性激素增多，或者说身体自行分泌的雌性激素增多，从而间接诱发癌症。除此之外，我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各种合成雌激素——包括化妆品、药品、食品中的雌激素，还有职业中的暴露也越来越多。其综合效应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人类正以各种方式、不可控制地暴露在各种致癌化学物质（包括杀虫剂）中。一个个体有可能以不同方式暴露在同一种化学物质中。砷就是一例。在各种各样的不同伪装之下，砷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中：它有可能存在于空气污染物、水污染物、食物上的残留杀虫剂、药物、化妆品、木材防腐剂或涂料和墨水的染色剂之中。单独接触其中一种物质，也许并不足以诱发恶性病变——但任何单一的“安全剂量”添上其他已有的“安全剂量”，足以让天平倾斜。
或者，两种或更多致癌物质的共同作用，导致效果叠加，造成了损害。举例来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那些暴露在DDT中的个体，也暴露在其他损害肝脏的碳氢化合物中，这些碳氢化合物被广泛用于溶剂、脱漆剂、脱脂剂、干洗液和麻醉剂中。那么DDT的“安全剂量”从何谈起呢？
一种化学物质有可能作用于另一种化学物质并改变其性能。这一事实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也许有的时候，需要两种化学物质的共同作用才会致癌。其中一种物质让细胞或组织变得敏感，促使其日后在另一种物质或增进剂的作用下，发生真正的恶性病变。就这样，IPC和CIPC等除草剂也许是引发皮肤肿瘤的始作俑者，它们埋下了恶性肿瘤的种子，让其他物质——很可能是一种普通的清洁剂——将它真正激发出来。
一种物理因子和一种化学因子之间也可能相互作用。白血病很可能是分成两步形成的：X射线启动了恶性病变，而某种化学物质——比如尿烷——起到了推动作用。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各种来源的辐射下，并且频繁地和多种化学物质接触，这将是现代世界中的一个严峻的新问题。
水源遭到放射性物质污染，这也是一个问题。含有放射性污染物质的水源中，也含有化学物质。并且放射性物质有可能通过电离辐射的影响，改变这些化学物质的性状，并以无法预测的方式重新排列它们的原子，从而创造出新的化学物质。
目前，全美的水污染专家都在担心下面这个问题：现在，清洁剂已经成为了公众水源中普遍存在的污染物质。目前没有实用的方法，可以处理掉这些清洁剂。会直接致癌的清洁剂很少，但它们会作用于消化道的内壁、改变其组织、使消化道组织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物质，从而加剧致癌化学物质的作用，它们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诱发癌症。但谁能预见并控制这样的情况呢？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除了零之外，还存在致癌物质的“安全”剂量吗？
我们百般容忍环境中的种种致癌物质，就要为此承担风险。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61年春天，许多国立、州立和私人孵化场中的虹鳟鱼都患上了肝癌流行病。美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鳟鱼，全都受到了影响。在有的地区，几乎所有超过3岁的鳟鱼都患上了肝癌。为了尽早发出水污染导致致癌风险的警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环境癌症科、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预先做出部署、要求各个孵化场及时通报所有患肿瘤的鳟鱼情况。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一发现。
尽管此次流行病的确切原因还在调查中，但据说最有力的证据，指向了预先加工好的饲料中存在的某些物质。这种鱼类饲料中包含各种化学添加剂、药物制剂和基本食物。
虹鳟鱼事件非常重要，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当一种强效的致癌物质被引入某一物种的生活环境中后，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胡珀博士说，这一流行病就是自然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关注，好好控制环境致癌物质的数量和种类。“如果不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胡珀博士说，“将来类似的灾难会在人类身上重演。”
正如研究人员所言，我们生活在一片“致癌物质的海洋”中。毫无疑问，这一发现让人沮丧、并容易引发绝望感和挫败感。人们的普遍反映是，“这样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吗？”“为什么不试着在我们的世界中根除这些致癌物质，难道尝试一下都不可能了？”“不要再浪费时间做这样的尝试了，还不如把精力投入到研究中、找到治疗癌症之法，难道这样不是更好吗？”
胡珀博士已经从事癌症研究多年，成果斐然，因此他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当有人问胡珀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显然经过了长期思考，而他的判断基础，是他一生的研究和经验。胡珀博士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癌症问题，非常类似于19世纪最后几年中，人类所面临的传染病问题。巴斯德和科赫[3]的杰出研究，明确了病原有机体和多种疾病之间的因果联系，让医学人士、甚至普通大众开始了解，大量致病微生物，就存在于人类生活环境中，正如现在致癌物质遍布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一样。很多传染病现在已经得到了合理控制，有的已经基本根除了。这一卓越的医学成就，应归功于双管齐下的措施——既强调预防，也强调治疗。尽管外行信赖什么“魔术弹”、“万能药”，但和传染病作战的绝大多数重大战役，都包括采取措施，从环境中根除病原体。历史上有过一个这样的例子：100多年前，伦敦曾经出现过一次霍乱大爆发。当时有一个名叫约翰·斯诺[4]的伦敦医生，标注出了暴发疾病的各个地点，发现该疾病起源于一个地区，那个地区的所有居民，都从宽街的一个抽水泵中汲水。斯诺先生立即采取了果断的预防措施，更换了抽水泵的把手，就这样，这种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并非哪种有魔力的药丸杀死了霍乱病毒（并不知道这是霍乱），而是从环境中清除这种病原体。可见，不仅治疗病人能收到成效，减少传染源也能收到不错的成效。现在结核病相当罕见，这是因为，普通人如今很少会接触结核菌了。
如今我们发现，我们的世界中充斥着致癌物质。在胡珀博士看来，集中全部或大部分精力、一心寻找能够对抗癌症的治疗措施（甚至幻想能找到一种“灵丹妙药”），一定会招致失败。因为这样做丝毫没有触及致癌物质的大本营，它们会继续让人患上癌症，其速度远远快于这种目前尚且虚无缥缈的“治疗药物”减轻疾病的速度。
预防为主乃是常识，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预防癌症的措施方面，行动如此迟缓？很可能是因为，“治愈癌症病人的宏伟目标，比预防癌症更加令人兴奋、更加具体可感、更加辉煌荣耀、更有成就感。”胡珀博士说。然而从源头抓起预防癌症，“绝对更加人性化”，而且“比治疗癌症更加有效”。奢望“每天早餐之前吃一粒疗效神奇的药丸”就能预防癌症——胡珀对这样的痴心妄想没什么耐心。公众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误期待，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癌症存在误解：误以为癌症尽管很神秘，却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致病原因也是单一的，因此有希望找到一种单一的治疗方法。这显然和真相差之万里。环境引发的癌症是多种化学和物理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恶性病变本身也会以各种生理上迥异的方式表现出来。
无论何时会实现突破、是否会实现突破，我们都不该寄希望于这样的突破，把它幻想成治疗各种恶性病变的万灵药。研究人员一定会继续寻找有效的治疗措施，医治那些已经罹患癌症的患者、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如果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有效的疗法会突然凭空出现，显然于事无补。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寻找治疗方案。我们投入了数百万元进行研究、并寄希望于那些试图找到癌症疗法的大型项目，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一再忽视预防癌症的宝贵机会。
当然，这一使命绝非毫无希望。我们目前的局面，比世纪之交传染病大行其道时的局面要好得多。当时世界上到处都是致病菌，就像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致癌物质。但当时人类并没有故意将细菌投放到环境中，人类并没有故意传播细菌。相反，现在人类把大量致癌物质投放到了环境中。如果我们愿意，完全可以彻底清除大部分致癌物质。化学致癌物质通过两种方式侵入了我们的世界中：第一，人类想要追寻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这点挺讽刺的；第二，大量制造和销售此类化学物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因此大家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幻想我们能把所有的化学致癌物质都从现代世界中清除出去，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化学物质，并非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除去了这些物质，那么致癌物质的总量就会大大减少；每4人中有1人患癌的威胁，也会大大减轻。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根除那些污染我们的食物、水源、大气的致癌物质，因为接触这些致癌物质最为危险——微量的接触不断重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不少杰出的癌症研究专家，都持有和胡珀同样的观点：下定决心、努力找到环境致病因，然后根除它们或减轻它们的影响，能大量减少恶性疾病的发病率。对于那些已经潜伏癌症或者显露癌症迹象的患者来说，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发现治疗药物。但对于那些尚未患病的人群来说，还有尚未出生的后代来说，预防才是我们最紧迫的需求。
【注释】
[1]波西瓦·帕特爵士（Sir Percivall Pott，1714—1788）：英国外科医生，整形外科术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位证明环境中的致癌因子有可能导致癌症的研究者。
[2]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家、化学家，巴氏消毒法的发明者。
[3]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曾凭借他在肺结核研究方面的贡献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4]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英国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首位提出预防霍乱的措施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