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意想不到的毒药
大规模喷药并不是造成毒素横流的唯一原因。事实上，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与少量毒物进行亲密接触。相形之下，大规模喷药对大多数普通人造成的影响反而无足轻重了。正如滴水可以穿石，人们在一生之中不断与少量危险化学物质重复接触，使得毒素慢慢积聚，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哪怕所接触到的化学物质剂量非常小，如果人们不断地重复接触，该物质就会在人体内慢慢聚集，待到毒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中毒。这些化学物质正不断开疆扩土，所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如想完全摆脱化学物质造成的污染，只有跑到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居住方可实现。让人眼花缭乱的营销手段和推销员的甜言蜜语为各种毒物披上了一层极具迷惑性的外衣，普通民众很难意识到致命毒物正环绕四周，他们甚至在使用这些物质时也没有意识到手中之物是致命毒药。
这是一个毒药触手可及的年代。一个人上药店购买毒药时还要在“有毒物质销售记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如果他走进隔壁的店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毒性更强的物质，而且根本不会有人过问。走进超市的消费者如果对货架上的化学物质稍有了解，即使是最勇敢沉着的人在逛了几分钟后也会感到惊恐不安。
如果摆放杀虫剂的货架上方挂着一面巨大的骷髅旗，那么消费者在进入这一售卖区时至少还能意识到自己面前摆放的是致命毒物，谨慎与敬畏也油然而生。可现实中杀虫剂售卖区看上去却是如此温馨舒适。摆满杀虫剂的货架排成几排，通道对面的货架上摆着腌菜和橄榄，毗邻的货架上摆着洗浴用品和洗衣用品。杀虫剂大多装在玻璃容器中，摆在好奇的孩子伸手可触之处。如果一个孩子或粗心的大人一不小心把一瓶杀虫剂打翻在地，某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就会从破碎的玻璃容器中溢出，飞溅到周围的人身上。而一些喷药工人正是由于接触了这类物质而出现抽搐痉挛的症状。如果一个人购买了其中一瓶杀虫剂，这种危险便如影随形，跟随他一起回到家中。例如，一罐含有DDD的防蛀虫药物在外包装上用小之又小的字体印着一则警示信息，告知消费者该罐药物为高压填充，遇热或遇到明火就可能爆炸。氯丹是一种居家常用的杀虫剂，即使是在厨房中也能见到它的踪迹。然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首席药理学家宣称“在喷洒过氯丹的房子中居住会有很大危险”。另一些居家常用的杀虫剂中甚至含有比氯丹毒性更强的狄氏剂。
现在厨房里的搁板上大多贴着一层贴纸，这些贴纸有多种颜色，消费者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贴有贴纸的搁板有时会长虫，而杀虫剂生产商给消费者们发放了《如何自己动手除虫》的小册子，告诉他们只需拿起一罐杀虫剂，轻轻按一下喷洒按钮，一团狄氏剂浓烟就会进入橱柜和角柜的死角中，渗入搁板的缝隙中，把各种害虫送上西天。在喷药杀虫的过程中，厨房搁板的贴纸也因此吸收了大量的毒物。这种看似轻松惬意的杀虫方式就这样让毒物在我们的厨房中安家落户。
如果消费者饱受蚊虫恙螨等害虫的困扰，他们还可以从无数洗液、药膏和喷剂中进行选择。这些化学药物有的直接涂抹在皮肤上，有的喷洒在衣物上。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某些化学物质能溶解油漆、颜料和合成纤维，可是许多人却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物质不会渗入皮肤。为了确保人们能随时随地驱赶各种“害虫”，纽约一家专卖店推出了可随身携带的小瓶杀虫剂。消费者们可以把这种小瓶装的杀虫剂放在提包中，带到海滩上和高尔夫球场上，也可以在垂钓时使用。
我们用含有杀虫剂的蜡给地板打蜡，商家宣称只要害虫接触到这层蜡就会被杀死。我们把浸泡过林丹的绳子挂在衣橱里，放在衣物袋和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此一来在半年内都不会有蛀虫侵扰。可是商家对林丹这种化学药物的危险性却只字不提。另外，目前还出现了一种可以喷洒林丹的电器设备，可是该设备的广告只是告诉消费者喷雾无毒无异味，并未提及林丹的危险性。事实上，美国医学协会认为林丹喷雾器极其危险，并不屈不挠地在行业杂志上对这种设备进行声讨。
美国农业部在一期《居家园艺通讯》中建议民众在衣物上喷洒油剂DDT、狄氏剂、氯丹和其他几种杀虫剂，借此消灭衣物上的蛀虫。农业部说如果由于过度喷药而导致衣物上出现白斑，可以用刷子进行清理。可是农业部却没有告知民众在进行清理时要多加小心。所有这一切把我们带入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结束了与杀虫剂频频接触的一天，最后盖着一张泡过狄氏剂的防虫毯安然入睡。
目前园艺已经与超级毒药紧密联系在一起。每家五金店、园艺设备店和超市都摆放着成行成列的杀虫剂，帮你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园艺难题。几乎每份报纸的园艺版和绝大多数园艺杂志都把使用杀虫剂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如果一个人没能好好地利用这些有毒喷雾和致命粉尘来打理自家花园，那么他就会被看作一个懒惰的家伙。
能迅速致死的有机磷杀虫剂也被人们狂施滥洒，用在自家草坪和观赏植物上。在佛罗里达州发生了几起对硫磷致死案例。1960年，鉴于当时有机磷杀虫剂滥用的情况，佛罗里达州卫生委员会不得不颁布以下规定：符合一定要求并事先获得许可的个人方可在居民区将杀虫剂用于商业用途。
可是当屋主或园艺工人与极其危险的毒物打交道时，却很少有人告诉他们手中之物具有致命毒性。相反，层出不穷的园艺新装置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致命毒物。例如，人们可以在用于浇灌花园的水管上安装一个罐形配件，如此一来当人们给草坪浇水的时候，氯丹和狄氏剂等极其危险的化学物质也会随着水流洒遍整片花园。这种装置不仅会给使用者造成危害，还会对当地公众的安全构成威胁。有鉴于此，《纽约时报》在其园艺版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告诉人们这种园艺装置应与特殊的安全装置配套使用，否则该装置中的有毒物质就极有可能因虹吸作用进入当地的供水系统。鉴于使用此类装置的人如此之多，而这类警示性文章又是如此之少，我们的公共水体受到污染也不足为奇了。
而使用这些毒物来打理花园的人又有何遭遇？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位外科医生的故事。这位外科医生对园艺这项业余爱好极为投入，他先是将DDT用于自家花园的灌木和草坪，之后又换成了马拉硫磷。他每周都定期喷洒杀虫剂，有时使用手持喷雾剂来喷洒，有时在花园水管上加装上文所提到的那种装置。在喷洒杀虫剂的过程中，他的皮肤和衣物时常与杀虫剂进行接触。大约一年之后，他突然晕倒，之后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医务人员对他身上的脂肪组织进行活检，结果显示他的脂肪组织中积聚了浓度为百万分之二十三的DDT。他的主治医生认为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大规模永久性损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日渐消瘦，虚弱无力，并出现了异常的肌无力症状——而肌无力恰恰是马拉硫磷中毒的典型症状。这些永久性损害如此严重，因而这位爱好园艺的外科医生再也无法继续行医了。
原本无害的花园水管化身为喷着毒液的恶龙，而割草机也装上了杀虫剂的毒牙。一种可以用于割草机的杀虫剂喷洒装置已经问世。人们可以把这种装置安装在割草机上，在除草的过程中这种装置会喷出一团杀虫剂毒雾。杀虫剂形成一片片高度分散的颗粒，与有毒的汽车尾气同流合污。如此一来，草坪和房屋周围的空气无比浑浊，即使是在市区也很少能碰到污染如此严重的状况。而使用杀虫剂的居民对此却无知无觉。
现在，使用毒药打理花园已经成为一种新风尚，在家中喷洒杀虫剂也是稀松平常。可是很少有人提及滥用杀虫剂的危害。杀虫剂的包装上也有警示信息，可是这些信息使用的字体比蚂蚁还小，而且大多印在边边角角，因此也很少有人会费心阅读并遵从这些警告。为了弄清究竟有多少人阅读杀虫剂包装上的警示，一家公司最近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只有不到15%的受访者在使用杀虫剂气雾剂和喷雾时意识到外包装上有此类警告。
“不惜一切代价清除马唐草”已经成为了郊区住宅区的新风尚，拥有几袋专门为铲除马唐草而研发的除草剂简直成了身份的象征。这种除草剂在销售过程中大多被冠以一个商品名，消费者仅凭这个商品名根本无从推断出这些除草剂的实际成分和属性。在除草剂外包装最隐蔽的边角处印着该产品的成分说明，消费者只有在费尽心思阅读那字体极小的成分说明后才知道该产品中含有氯丹或狄氏剂。五金店和园艺设备店免费分发的广告仅用寥寥数句便将使用这类产品可能造成的危害一笔带过，有的甚至只字未提。相反，除草剂的广告图片通常是一幕温馨和乐的居家场景：父子俩面带微笑，正准备向草坪喷洒除草剂；小孩子和狗在草地上打滚嬉戏。
现在一个引起热议的话题是食物中的化学物质残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关生产厂家要么全盘否认这种残留物的存在，要么轻描淡写地说这种残留不会对人造成影响。与此同时，那些坚持要求食物杀虫剂零残留的人很容易就会被贴上“偏执狂”和“狂热分子”的标签，而这一乱象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相互矛盾的重重疑雾中，真相到底是什么？
根据常识推断，在DDT被研发并投入使用之前——即在1942年之前离世的人体内不会含有DDT或类似的化学物质。而这一点已经被科学研究证实了。本书第三章中曾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1954年至1956年间，在普通人群中采集的人体脂肪样本被检测出DDT残留，其平均浓度为百万分之五点三至百万分之七点四。同时还有证据表明这一数值正在不断攀升。而因职业或其他原因与杀虫剂频繁接触的个人体内所含的DDT残留浓度更高。
那么对于接触杀虫剂较少的普通人群而言，其体内的DDT残留又来自何方？其中一个推论是DDT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中，并在脂肪组织中聚积。为了证明这一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的一个科研团队对饭馆餐厅和公共食堂的食物进行了取样研究，结果表明抽取的每份样本中均含有DDT。调查者们据此做出合情合理的推论：“几乎所有食物中都含有DDT，完全不含DDT的食物是少之又少。”
而有些食物中的DDT含量非常高。在美国公共卫生部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调查者们对监狱中的饮食进行取样调查。他们发现在炖煮干果这类食物中所含的DDT浓度高达百万分之六十九点六，而面包的DDT残留浓度则高达百万分之一百点九。
在一般民众的家常饮食中，肉类和动物脂肪类食材所含的氯化烃类物质残留最高。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此类化学物质溶解于油脂所致。蔬菜水果的氯化烃残留量较小，不过清洗并不能去除残留物。如果想要在食用蔬果的过程中完全避免摄入此类物质，唯一的方法就是去除生菜和白菜等蔬菜的外层菜叶，将水果剥皮后食用，绝不使用任何果皮类或外壳类食材。烹煮过程无法去除食物上的杀虫剂残留。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规定少数几种食物中不允许出现任何杀虫剂残留，而牛奶正是其中一种。然而事实上在所有针对乳制品的检测中均发现了杀虫剂残留，其中残留量最高的是黄油和其他乳制品加工品。1960年食品药品管理局对461个乳制品样本进行检测，其中1／3的送检样本均检出了化学物质残留。食品药品管理局认为这一结果“令人失望”。
如果想让DDT及其相关化学物质完全在自己的饮食中绝迹，唯有去到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放弃一切文明带来的便利。目前仅存的“净土”零星分布在阿拉斯加州北冰洋沿岸地区。可是即使是在那里，人们也能发觉阴影正在步步逼近。科学家们在对当地爱斯基摩人的饮食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包括新鲜的鱼和鱼干；从河狸、白鲸、驯鹿、驼鹿、北极熊和海象身上获取的肉、油和脂肪；蔓越莓、鲑莓和野生大黄……在所有样本中均未检测出杀虫剂残留。唯一的例外是在两只从波因特霍普飞来的白猫头鹰身上检测出微量的DDT残留——或许这是猫头鹰在迁徙途中摄入的。
调查者们还对爱斯基摩人体内的脂肪组织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其中含有微量的DDT残留，其浓度在百万分之零至一点九之间。得出这种结果的原因显而易见：调查者们让这几个爱斯基摩人到美国公共卫生部下属的定点医院进行活体取样检测，这些爱斯基摩人离开故土，住进了医院，并食用了医院提供的饮食。而医院和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一样，其饮食中都含有大量DDT残留。几个爱斯基摩人到文明世界中走了一圈，而DDT毒素则趁此机会进入他们的体内。
农民们对各种农作物喷洒大量杀虫剂，这一除虫方式在世界各地已经成为常态。正因如此，我们的饮食中不可避免地含有氯化烃类物质。如果农民们在喷洒杀虫剂时能严格遵照标签上的使用说明，那么农作物的农药残留就不会超过食品药品管理局所定下的最高残留量标准——姑且不论这类标准是否真能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众所周知，农民们经常超量使用农药，他们在作物即将成熟之时使用农药，还经常同时使用几种不同的农药——而大多数时候仅使用其中一种便可杀灭害虫。另一种常见的失误是他们并没有费心去阅读那些字体比蚂蚁还小的说明和警示。
即使是化学物质生产厂家也意识到这种滥用农药的现象正在不断蔓延，他们因此决定对农民进行指导。最近出版的一期化学工业主要期刊声称：“许多农药使用者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农药的使用量超过了推荐用量，作物上的农药残留就有可能超出许可的范围。此外，一些农业工作者会一时兴起滥用杀虫剂。”
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档案中保存了许多违规使用杀虫剂的记录，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只需从中挑几个例子便可说明人们对农药使用说明的忽视程度。一个菜农在生菜即将上市时使用了8种不同的杀虫剂；一个蔬菜供应商在芹菜上使用了毒性极强的对硫磷，其喷洒量是最高剂量的5倍；一个菜农在生菜上喷洒毒性最强的氯化烃杀虫剂——异狄氏剂，而按照规定生菜上不允许出现任何此类物质的残留；还有一位菜农在菠菜上市销售之前一周内喷洒DDT。
此外还有一些偶发性污染的案例：大量装在粗麻袋中的生咖啡豆在运输途中受到污染，原因是有一批杀虫剂与之同船一起运输，货仓反复喷洒DDT、林丹和其他杀虫剂进行杀虫，导致堆放在货仓中的袋装食品受到污染，杀虫剂残留渗透食品的包装袋，在食品中大量聚积……食品储存时间越长，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大。
看到这不禁有人要问：“难道政府不能保护我们不受杀虫剂污染的危害吗？”事实上政府只能给予我们极其有限的保护。食品药品管理局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一是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权限问题——它只对跨州流通的商品享有管辖权，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商品超出了它的管辖范围，哪怕这些食品的杀虫剂残留超标它也无能为力。第二个极为关键的因素是食品药品管理局人手不足的问题——该部门中仅有不到600名检测人员，而面对的工作却十分繁重。食品药品管理局一位官员透露，就现有的人手和条件而言，食品药品管理局只能对跨州贸易中极小的一部分商品——甚至不足其总量的1%——进行检测。而如此低的检测比例根本无法形成任何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对于本州生产本州销售的食品，由于大多数州在这方面的法律极不完善，因而情况有可能更糟。
另一方面，食品药品管理局为杀虫剂残留物制定的“许可的残留最高值”标准体系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当前的情况下，食品药品管理局定下的标准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且它还给消费者造成一种错误印象——杀虫剂残留物存在安全阈值，而大部分商品的杀虫剂残留在这个阈值之内。那么在确保各种食品杀虫剂残留不超标的前提下，在我们的饮食中东加一点西添几分杀虫剂是否真的无害？对此许多人提出了质疑。他们列举了各种可信的证据，证明食品中任何剂量的任何毒素都不可能是安全的，而且这类毒素根本就不应该进入我们的饮食中。在设定杀虫剂残留标准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翻阅已有的实验室检测报告，查看某种杀虫剂在实验室动物身上的作用如何。他们参照引发实验室动物出现中毒症状的剂量，取一个比这一剂量小得多的数值作为“许可的杀虫剂残留最高值”。这一标准体系原本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可惜却忽略了几个重要事实。实验室的动物生活在高度人工控制环境中，所摄入的是一定数量的某种化学物质。而一般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普通人能接触到多种化学物质，其中大部分的成分无从知晓，其剂量无可衡量且难以控制。例如，假设一个人在午餐时食用了生菜色拉，而生菜中含有百万分之七的DDT残留。虽然DDT残留在许可范围之内，可并不能就此断言这顿午餐就是安全的。除了生菜之外，这个人还吃了其他食物，每种食物都有可能含有“符合标准的杀虫剂残留物”。如上文所述，除了饮食之外，人类还以多种方式与杀虫剂进行亲密接触，而在饮食中摄入的化学物质仅占摄入总量的一小部分。来源不同的多种化学物质不断在人体内积聚，其总量实在是难以估算。因此，片面地讨论任何一种化学物质残留的“安全标准值”是毫无意义的。
而杀虫剂残留的“安全标准体系”自身也有很大缺陷。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案例一样，“安全标准”的确定有时与食品药品管理局科学家们的判断相悖。有的时候相关人员未对相关物质进行深入研究便贸然定下“安全标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研究之后，有关部门提高了某种化学物质的安全标准，降低其许可的残留量，甚至做出了“零残留”的要求。可是在此之前，公众一直暴露于危险剂量的化学物质之中，其时长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例如，有关部门原本针对七氯残留定下一个“安全残留量”，之后又撤销了这一标准，要求实现七氯零残留。某些化学物质在注册使用之前尚无针对这种物质的实地分析方法，而监管部门在检测某种新物质时也会碰到重重困难。例如，对“蔓越莓农药”——氨基三唑的检验工作就因此受到非常大的阻碍。另外，经过拌种处理的种子如果在播种季结束时未能在泥土中安家落户，就很可能作为食物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可是对于拌种处理常用的杀菌剂仍缺乏行之有效的检测方法。
事实上，建立食品中化学物质残留量标准体系无异于为了让农产品生产者和加工者降低成本获取利润而听任有毒物质流向消费者的餐桌，同时却又要消费者支付税款来维持一个监管机构，以确保消费者不会摄入致命剂量的毒物。可是就目前农用化学物质的毒性和使用剂量来看，这样一个监管机构势必要花费巨额公帑方可维持运行。面对如此巨额的费用，任何政策制定者都会望而却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倒霉的消费者付钱纳税，还要忍受各种毒素的污染。
那么出路究竟在何方？首先要撤销氯化烃类物质、有机磷类物质和其他高毒性物质的许可残留标准，实现这些物质的“零残留”。如此一来必定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无异于让农民背负难以承受的重担。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几种杀虫剂的残留标准：DDT的残留标准为百万分之七；对硫磷为百万分之一；多种蔬果的狄氏剂残留标准为百万分之零点一。既然农业工作者可以达到目前的标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多加小心，实现杀虫剂零残留？事实上，“零残留”并非不可实现。按照现行规定，对于某几种特定作物而言，必须实现七氯、异狄氏剂和狄氏剂零残留。既然可以实现这几种物质的零残留，为何不能推而广之？
但是这绝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有关零残留的规定有时也会沦为一纸空文。目前超过99%的跨州流通商品都未经过检测。当务之急是食品药品管理局提高警惕，勇于进取，增派大量检测人员以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
简言之，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有意让毒素流向我们的餐桌，之后又对其进行监管。这种有意为之过后补救的行径让人想起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白骑士[1]。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使用毒性较弱的物质，如除虫菊酯、鱼藤酮、鱼尼丁和其他从植物中萃取的物质。如此一来便可大大减轻滥用杀虫剂的危害。人工合成的除虫菊酯最近已经问世，而一些出产除虫菊酯的国家也已经做好准备扩大产量以满足市场之需。此外一般消费者在面对成行成列的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时大多会摸不着头脑。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教育，让他们大致了解哪些是致命毒物，哪些相对安全。
除了改用毒性较弱的杀虫剂，我们还应努力研发无需使用化学物质的除虫方法。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开始尝试在农业领域对害虫展开“细菌战”——针对某种特定的害虫，找出对其具有高致命性的细菌，使用该细菌进行灭虫。这一方法正在试行推广之中。本书第十七章还将详细讲解多种现有的灭虫方法。这些方法不仅行之有效，还不会造成食物中的化学物质残留。对于任何有常识的人而言，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实在是难以容忍。只有当灭虫方法发生重大转变，多种非化学性的方法得以实施推广，我们在面对食物之时才有可能稍稍松口气。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就和波吉亚家族[2]的座上宾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吞下毒药。
【注释】
[1]白骑士：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中的人物。这个白骑士所唱的歌谣中有一句：“我正打算把一个人的胡子染成绿色，然后再用一把大扇子加以掩盖，不让旁人看到。”
[2]波吉亚家族：具有西班牙血统的意大利贵族家族，在15—16世纪对欧洲政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传这个家族的人惯用毒药对付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