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同一片天空下
农田和森林上空的空中喷药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喷药的剂量也逐渐增大。最近英国一位生态学家将空中喷洒的农药称为“落在大地上的死亡毒雨”，而我们对毒物的态度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毒物大多装在罐子里，再加上一个骇人的骷髅标签。人们也只是偶尔使用到这些毒物，使用时也是加倍小心，尽量对准目标喷洒以避免殃及无辜。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人们已经研发出新型的有机杀虫剂，而二战后大量闲置的飞机又为大规模空中喷洒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将谨小慎微抛在脑后。尽管今天的毒物毒性更强，可是人们却任其从空中洒落，让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万物雨露均沾。除了作为喷洒目标的昆虫和树木之外，喷药范围内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都不得不与毒物进行亲密接触。这一骇人的景象不仅发生在农田和森林地区，在乡镇城市也屡见不鲜。
飞机在方圆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上空飞过，倾洒大量的致命毒物。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而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两次大规模喷药行动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这两次喷药行动的目标分别是东北地区的舞毒蛾和南部地区的火蚁。舞毒蛾和火蚁这两种外来昆虫已经在美国存活了很长时间，一直以来它们并没有惹出大麻烦，因而人们也从未想过要不惜一切手段除之而后快。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农业部突然决定要开展针对这两种“害虫”的灭虫活动，而农业部的决策机构向来将“只看结果，无论手段”这一教条奉为圭臬。
在扑灭舞毒蛾的行动中，不顾后果的大规模灭虫行动取代了之前较为温和的局地控制手段，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扑灭火蚁的行动中，有关部门夸大了治理火蚁的迫切性，在确定喷药剂量时既没有援引相关资料作为参考，也没有考察喷药剂量对其他生物的影响。这次扑灭火蚁的行动最终成为一个负面典型。这两场轰轰烈烈的灭虫行动最终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舞毒蛾源自欧洲，这一物种在进入美国之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存活了近百年。1869年一位名为利奥波德·特鲁维洛特的法国科学家试图让舞毒蛾与蚕进行杂交。他一时大意，让几只舞毒蛾从位于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市的实验室中逃了出去。这几只舞毒蛾在野外繁衍，其种群渐渐扩大，蔓延至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风是舞毒蛾扩散蔓延的主要媒介。舞毒蛾的幼体是体量很轻的毛毛虫，它们或是乘风行至远方，或是借风势攀上高处。舞毒蛾还可借助人力去到各地。舞毒蛾的幼虫和成虫都熬不过冬季，只有虫卵能存活下来。而舞毒蛾的虫卵可以粘附在植物上，被人们运往各地，舞毒蛾的生存范围也因此进一步扩大。在春季，处于幼虫阶段的舞毒蛾会对橡树等几种阔叶树的树叶造成危害，但这一时期仅持续几周的时间。现在舞毒蛾主要分布在新英格兰地区全境，在新泽西州和密歇根州也有零星分布。1911年，一艘载满云杉的货轮从荷兰行至新泽西，同时也把舞毒蛾带到了这片区域。至于舞毒蛾是如何来到密歇根州的，目前仍不得而知。1938年的飓风将新英格兰地区的舞毒蛾幼虫带到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不过舞毒蛾对阿第伦达克山区的树种不感兴趣，并未继续向西扩张，而阿第伦达克山脉也成了让舞毒蛾止步的一道屏障。
之前人们已经采用各种手段，成功地将舞毒蛾的活动范围控制在美国东北部的几个州。舞毒蛾刚在美国出现的时候，有人担心这种昆虫会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的大片阔叶林造成危害。但是经过了近百年之后，这种担忧已经被证明是多余的。人们从国外引入13种寄生虫和肉食性生物来对付舞毒蛾。这些外来的帮手已经在新英格兰地区站稳脚跟，防控措施也初见成效。而农业部也承认这些防控措施不仅减少了舞毒蛾虫灾的发生次数，也减轻了虫灾所造成的损失。当地的舞毒蛾防控以自然防控为主，辅以检疫隔离和局地喷药。1955年农业部对当地防控工作做出正面的评价，称其“在控制舞毒蛾扩散和降低该昆虫所造成的危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可是就在农业部做出正面评价一年之后，其下属的植物虫害控制科就做出了以下决定：为了彻底铲除舞毒蛾，计划每年对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实施地毯式喷药。“铲除”一词的本意是彻底消灭在某一区域活动的特定物种，实现该物种的局地灭绝。可是在经过一连串不见成效的行动之后，农业部只得宣称在同一区域对同一物种实施“二次铲除”甚至“三次铲除”。
农业部对付舞毒蛾的全方位化学战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1956年，有关部门对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和纽约州近100万英亩的土地喷洒了杀虫剂。喷洒区域的居民纷纷投诉喷药行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环保主义者的忧虑也与日俱增——他们担心这类大规模的喷药即将成为常态。在此之后，有关部门又推出了新计划：将于1957年对300万英亩土地实施喷药。此计划一出，反对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可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农业官员对民众的抗议和投诉置之不理——当然，这类官僚机构的作风一贯如此。
被纳入1957年喷药计划的长岛地区包括几个居住着大量人口的城镇和郊区，还包括盐沼遍布的沿海地带。长岛地区的纳苏郡是纽约州人口密度仅次于纽约市区的区域，而该郡也被纳入喷药范围之内。有关部门为此次行动辩解，说此举是“为了防止舞毒蛾对纽约市区造成威胁”。这一理由本身就是荒谬之极。舞毒蛾是生活在森林地带的昆虫，它们不会以市区为家，也不会在草坪、耕地、花园和沼泽等地流连忘返。
1957年，由美国农业部和纽约州农业市场部共同雇佣的飞机按计划升空喷药，倾洒下大量DDT油剂。飞机在喷药过程中对所有地区“一视同仁”，菜园、牧场、鱼塘和盐沼都不得不经受毒雨的洗礼。飞机飞过郊区的住宅区，DDT也随之降落到这一区域。一位主妇试图在飞机到来之前遮盖自家的庭院，可是却被飞机洒下的毒雨弄湿了衣裳。毒雨洒落在正在玩耍的孩子身上，聚集在车站的上下班人群也无法逃脱毒雨的侵袭。在锡托基特，当喷药飞机飞过之后，一匹优良的赛马在一口露天马槽中喝了几口水，10个小时之后这匹马便倒地暴毙。汽车上布满了斑斑油迹，花朵灌木遭到破坏，大量鸟类、鱼类、蟹类和有益的昆虫纷纷殒命。
一群长岛居民在世界知名鸟类学家罗伯特·库什曼·墨菲的带领下申请一项法院禁令，希望借此阻止1957年的喷药行动。预先禁令被驳回，因此这群发起抗议的民众只好继续忍受从天而降的DDT毒雨。他们继续努力，试图使一项针对喷药的永久性禁令得以通过。可是由于喷药行动已经发生，法院认为他们的申诉“毫无意义”。这份申诉一直递交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却拒绝受理。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对“不予受理”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许多专家和有责任感的官员都对DDT的危害表示担忧，这也说明了该案件对民众而言意义重大”。
长岛居民提起的诉讼至少让公众意识到大规模喷洒杀虫剂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这起案件也让广大民众意识到一些手握重权的部门对公民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视若无物，横加践踏。
为了扑灭舞毒蛾而进行的喷药行动对牛奶等农产品造成了污染，这一意外的消息激起了公众的不满。方圆200英亩的华勒农场位于纽约州威彻斯特郡北部，这个农场所经历的一切也逐渐为公众所知。华勒夫人深知在对林地进行喷药的过程中，毗邻的牧场也会受到波及。因此她向农业部官员提出请求，希望他们不要对她家的农场实施喷药。她说她同意相关人员对她家的农场进行检测，一旦发现舞毒蛾造成的虫灾即可实施定点喷药。有关部门向她保证说绝不会对农业用地实施喷药，可是她的农场还是经历了两次直接喷药。此外，杀虫剂形成的毒雾曾两次飘到她家的农场。在实施喷药48小时后，华勒农场的纯种格恩西奶牛所产的牛奶被送去检测，检测结果表明牛奶中含有浓度为百万分之十四的DDT。之后在对华勒农场的牧草进行检测时也发现该处的牧草已经受到DDT污染。尽管此事已经上报该郡卫生部门，可是相关部门并未下令禁止出售这些受污染的乳制品。有关部门对消费者的安全漠不关心，这种现象甚为普遍，而华勒农场的牛奶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例。尽管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规定牛奶中不得含有杀虫剂残留物，可是该规定的执行力度不足，而且仅针对跨州流通的商品。各地的地区法规中鲜有关于食品中杀虫剂残留的条规。如果当地法律没有就食品中的杀虫剂残留做出明确规定，当地州政府和郡县政府便无须遵从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规定。
喷药行动也让菜农遭受了损失。杀虫剂导致一些叶菜焦枯并形成大量斑点，以至于无法进行售卖。还有一些作物中含有大量的杀虫剂残留。康奈尔大学农业实验所对一份豌豆样品进行检测后发现该样品中的DDT残留浓度高达百万分之十四至百万分之二十。根据相关规定，此类作物的DDT残留不能超过百万分之七。菜农们发现他们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要么违规售卖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要么承受巨大的损失。其中一些菜农开始寻找并搜集相关证据。
飞机倾洒下的DDT毒雨越来越密集，而相关诉讼也随之增加。其中一例是纽约州多个地区的蜂农提起的诉讼。在1957年大规模喷药实施之前，蜂农们曾因毗邻的果园喷洒DDT而损失惨重。一位蜂农愤愤地说：“在1953年以前，我还一直把农业部和农学院所说的话当成金玉良言。”可是在1953年5月政府对一大片区域实施喷药之后，这位蜂农损失了800多个蜂群。之后他和14个蜂农联合对州政府提起诉讼，并提出了25万美元的赔偿要求。在1957年的喷药行动中，另一位蜂农的400多个蜂群成为了喷药行动的无辜受害者，调查发现这位蜂农所有的蜂群，在森林地带活动的工蜂全数死亡；而在喷药相对分散的耕地，将近半数的工蜂死亡。这位养蜂人写道：“想想看，在5月里走进养蜂场却听不到蜜蜂的嗡嗡声，这是多么黯淡悲惨的景象啊！”
在扑灭舞毒蛾的行动中，有关部门不负责任的行径也浮出水面。由于飞机喷洒杀虫剂的费用是以喷洒药物总量来计算而不是以喷洒的面积来计算，在喷药过程中狂施滥洒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区域被重复喷洒了好几次。一般来说，本州的公司按照规定必须在相关部门进行登记，以明确其法律责任。可是在与喷药相关的合同契约中，总是至少有一份是与外州公司签署的。该公司在本地未设分部，没有本地的注册地址，因而也无须遵从本州的法律。在这种责任不明的情况下，本地居民发现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空中喷药给他们的果园或蜜蜂养殖业造成了直接的损失，可他们却找不到被告来提起诉讼。
1957年的大规模喷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之后有关部门突然叫停该项目，并含糊其辞地解释说“要对之前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对其他杀虫剂进行测试”。1957年的喷药面积为350万英亩，1958年的喷药面积减至50万英亩，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的喷药面积皆为10万英亩。在减少喷药面积的这几年中，从长岛地区传来的消息令负责防控虫害的相关部门甚感不安：长岛地区的舞毒蛾数量出现反弹。所费不赀的喷药项目降低了农业部的公信力和信誉——该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完全铲除舞毒蛾，可是到头来却毫无成效。
与此同时，隶属于农业部的植物虫害控制科暂时将舞毒蛾扑灭计划抛在脑后，准备在南部实施规模更大的喷药行动。“铲除”一词再次出现在农业部的公文中，农业部的宣传资料宣称此次铲除的对象是火蚁。
因为被火蚁叮蜇之后会产生火辣辣的痛感，火蚁的名字便由此而来。最早一批火蚁借道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港从南美进入美国。一战结束后，人们在莫比尔港一带发现了这种昆虫。1928年火蚁扩散至莫比尔郊区，之后继续蔓延。现在南部各州均可见到火蚁的踪迹。
火蚁登陆美国已有40多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这种昆虫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火蚁的巢穴是一个个小土堆，有时这些土堆的高度超过一英尺，为运作中的农用机械设下障碍。火蚁数量最多的几个州也因此将这种昆虫视为“讨厌的家伙”。尽管如此，仅有两个州将火蚁纳入本州20种危害最大的昆虫之中，而且火蚁在这份害虫名单上排位靠后。一直以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当地居民，从来没有人担心火蚁会对庄稼和牲畜造成危害。
可是随着多种致命化学物质不断被研发出来，有关部门对火蚁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1957年，农业部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宣传运动，火蚁突然成了政府灭虫广告和动画宣传片中的主角。有关部门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个故事，将火蚁描绘成南部农业的破坏者以及祸害鸟类、牲畜乃至人类的凶手。针对火蚁的大战即将打响，联邦政府决定与火蚁肆虐的几个州展开联合行动，对南部9个州共计2000万英亩的土地实施喷药。
1958年，扑灭火蚁计划正式启动。对此，一份化工行业杂志欢欣鼓舞地做出以下推断：“随着农业部铲除害虫的战争不断升级，杀虫剂生产商也将从中获得大发其财的好机会。”可是除了既得利益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对火蚁治理项目表示反感。此次灭虫行动成为一个负面典型：计划不周，执行不力，所费不赀。这次影响恶劣的灭虫行动不仅使无辜的动物惨遭池鱼之殃，也使得农业部进一步丧失其公信力。经历这件事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农业部的决策如此不得人心，为什么还能获得拨款？
当初有关部门为了获得国会的支持不断进行游说，罗列种种事实说明火蚁的危害。后来这些“事实”都遭到了质疑。有关部门描述火蚁的危害：这种昆虫会破坏庄稼，南部的农业生产也因此受到影响；它会攻击在地面筑巢的鸟类的雏鸟，因此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火蚁还会叮蜇人类，危及人类的健康……
这些说法中究竟有几分属实呢？农业部为了获得拨款，援引了相关证人的证词以证明其论断的真实性，可是这些证词与之前农业部公开发布的官方宣传资料并不一致。例如，1957年农业部发布了《关于防控对农作物及牲畜有害的害虫的一些建议》，这份公告中并未提及火蚁。如果农业部官员真心相信火蚁具有如此大的危害，那么这份公告的“疏漏”非同寻常。此外，农业部发布的1952年年鉴中关于昆虫的分册收录了总计约50万字的信息，关于火蚁的信息只占了其中很短的一段。
阿拉巴马州的居民与火蚁接触最多，该州农业实验所的详细报告与农业部关于火蚁有害的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阿拉巴马州的科学家认为：“火蚁对农作物造成危害的情况很罕见。”阿拉巴马州理工学院的昆虫学家F.S.阿伦特博士曾于1961年担任美国昆虫协会的主席，他说他所属的部门“在过去5年内从未收到任何一份关于火蚁危害植物的报告……也从未发现火蚁对牲畜造成危害。”这些经常在实验室和野外与火蚁打交道的学者们说火蚁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而火蚁的食物中还包含许多对人类有害的害虫。曾有人观察到火蚁捕食棉花上的棉铃象甲幼虫。此外火蚁的筑巢活动也起到了松土和排水的作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调查则进一步证实了阿拉巴马州学者的论断。反观农业部，其论断的基础主要是对农民进行的访谈和过去的研究结果。一些受访者并不能清楚地分辨火蚁，经常将火蚁与其他种类的蚂蚁混为一谈，因此他们的话并非百分之百可信。至于过去的研究结果，有学者认为火蚁数量大增之后，其捕食习性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继续援引几十年前的研究报告是不可取的。相形之下，学者们关于火蚁的论断比农业部的说法更为可信。
关于火蚁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的说法也有待商榷。为了赢得支持，农业部出资拍摄了一部宣传片，片中详细地描绘了被火蚁叮蜇之后的恐怖后果。当然，被火蚁叮蜇后会产生剧烈的痛感，这种感觉与被蜂类叮蜇大体相同，公众也应避免被火蚁叮蜇。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被火蚁叮蜇后会产生剧烈的反应，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医学史上，被火蚁叮蜇致死的病例仅有一例，而且还不能完全确定火蚁毒液就是致死的主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死亡统计办公室公布的数字，仅在1959年一年内就有33起因蜂类叮蜇致死的案例。可是却从没有人想过要“彻底铲除蜜蜂、黄蜂和马蜂”。
来自火蚁活动区域的证据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火蚁主要聚集在阿拉巴马州，并在这个州存活繁衍了40多年，可是阿拉巴马州卫生部门表示“在阿拉巴马州从未出现过因火蚁叮蜇致死的案例”，并认为受到火蚁攻击而急需医疗救护的情况只是“偶发事件”。在操场或草坪上筑巢垒土的火蚁或许会叮蜇正在玩耍的孩子，可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向几百万英亩土地倾洒杀虫剂的正当理由。为了让儿童免受火蚁的侵袭，只需对蚁巢进行定点处理即可。
火蚁对狩猎野禽的危害也缺乏事实证据支持。莫里斯·F.贝克博士在位于阿拉巴马州奥本市的野生动植物研究所担任主管。他从事研究多年，在该领域经验丰富，也有资格就火蚁对鸟类造成危害这一问题发表高见。但是贝克博士的观点与农业部的说法大相径庭。他说：“在阿拉巴马州南部和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美洲鹑等狩猎野禽与大量火蚁共生共存，形成良好的狩猎环境。大约40年前，火蚁进入阿拉巴马州南部并一直存续至今。近40年来，该区域的狩猎野禽数量一直呈稳定增长趋势，其增长的幅度也甚为可观。如果火蚁对野禽构成了严重危害，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而用于扑灭火蚁的杀虫剂又会对野生动物造成何种危害？这又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扑灭火蚁行动中所用的化学物质是狄氏剂和七氯，两者都是当时刚投入使用不久的新型杀虫剂。人们在实地使用这两种杀虫剂方面缺乏经验，谁也说不准大规模喷洒这两种物质会对野禽、鱼类和哺乳动物造成何种影响，只知道这两种物质的毒性是DDT的好几倍。DDT已经投入使用近10年，人们已经知道每英亩1磅DDT的喷洒密度可以导致某些鸟类和许多鱼类死亡。尽管如此，在扑灭火蚁的行动中，狄氏剂和七氯的喷洒密度甚至高于每英亩1磅。在大多数情况下，狄氏剂的喷洒密度为每英亩2磅，如果同时还要治理白缘象甲的话，喷洒密度会增加到每英亩3磅。对于鸟类而言，每英亩2至3磅的七氯与每英亩20磅DDT毒性相当，每英亩2至3磅的狄氏剂则相当于在每英亩土地上投下120磅DDT！
各州的环保部门、全国环保组织、生态学家和昆虫学家马上发起抗议，请求时任农业部长伊兹拉·本森暂缓实施该项目。他们希望在实施大规模喷药之前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七氯和狄氏剂对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的影响，明确治理火蚁所需的最低剂量。可是有关部门对这些抗议和提议充耳不闻，扑灭火蚁项目于1958年如期启动，并在第一年内对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实施喷药治理。显而易见，到了这个地步，任何研究都只能是事后对喷药造成的损害进行考察了。
随着喷药项目的推进，来自各州和联邦野生动物研究机构以及几所大学的生物学家们也开展了考察研究，搜集了大量事实证据。这些研究表明喷药区域出现野生动物大规模死亡的现象，在某些区域甚至还出现了野生动物局地灭绝的情况。除此之外，家禽家畜和宠物也难逃一劫。可是农业部却认为这些报告“夸大其词，具有误导性”，并将其束之高阁，不予理会。
然而关于喷药造成损害的报告仍然层出不穷，不断增加。在德克萨斯州的哈丁郡，负鼠、犰狳和大量浣熊在喷洒杀虫剂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到来年秋天，人们还是很难见到这些动物的踪迹。在该区域现身的浣熊只剩下寥寥数只。经过检测，它们的机体组织中均查出了杀虫剂残留。
在喷药地区发现的死鸟也被送去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这些鸟的机体组织中均含有治理火蚁所用的杀虫剂，看来这些鸟儿的死因是直接接触或误服杀虫剂。在喷药地区的鸟类中，只有家雀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来自其他地区的报告也显示家雀对杀虫剂有较强的抵抗力，不过其他鸟类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59年，阿拉巴马州的大片土地被纳入喷药范围，喷药后该区域半数鸟类死亡，栖息在地面和低矮灌木丛中的鸟类死亡率高达100%。在喷药一年后，当春天来临之时，鸣禽依然不见踪影。原本为鸟类所钟爱的筑巢地一片死寂，没有鸟儿光顾。在德克萨斯州，人们在鸟巢中发现了乌鸫、斯皮扎雀和草地鹨的尸体，另有许多鸟巢空空如也。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收到了来自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鸟类尸体，经检测后发现超过90%的送检样本体内含有狄氏剂残留或某种形态的七氯残留，其浓度高达百万分之三十八。
山鹬一般在北方繁殖，而后飞往路易斯安那州过冬。人们在这种鸟的体内也发现了治理火蚁的杀虫剂残留。山鹬主要以蚯蚓为食，它们喜欢用长喙啄食泥土中的蚯蚓。在喷药6—10个月之后，人们对路易斯安那州幸存的蚯蚓进行检测，结果表明这些蚯蚓体内组织中含有浓度为百万分之二十的七氯。一年后蚯蚓体内的七氯残留为百万分之十。显而易见，山鹬体内的杀虫剂来自它们的食物——蚯蚓。山鹬体内的杀虫剂所导致的恶果也逐渐显现。在喷药之后，当年该地区的山鹬雏鸟数量锐减，雏鸟与成年鸟的比例不断下降。
对于南部的猎鸟者来说，关于美洲鹑的消息最令人担忧。美洲鹑习惯在地面筑巢觅食，而在喷药地区这种鸟完全绝迹。阿拉巴马州野生动植物联合研究所的生物学家们针对鹌鹑属鸟类开展了一项初步调查，他们的研究区域是方圆3600英亩的计划喷药区。在喷药之前，共有13群鹌鹑属鸟类共计121只在该区域栖息；在喷药两周之后，该区域只剩下鹌鹑属鸟类的尸体。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对该地区送检的死鸟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体内含有杀虫剂残留，其浓度之高足以导致这些鸟类死亡。之后，德克萨斯州也开展了类似的调查研究。学者们选择一片方圆2500英亩的区域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在这片土地上喷洒七氯之后，所有鹌鹑属鸟类全数死亡。此外，该区域约90%的鸣禽也难逃一劫。对送检鸟类的尸体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体内组织中含有七氯残留，与之前阿拉巴马州的检测结果如出一辙。
扑灭火蚁的喷药行动不仅使鹌鹑属鸟类大批死亡，也使得野生火鸡数量锐减。在喷洒七氯之前，阿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某地区大约有80只野生火鸡，可是在喷药之后的夏天，一只活的野火鸡都见不到了，只剩下一窝没有孵化的蛋和一只死去的雏鸟。在喷药区域的农场中，实施喷药后家养火鸡繁育的后代少之又少。家养火鸡下的蛋几乎无法孵化出雏鸡，少数破壳而出的雏鸡也无法存活。或许野生火鸡的命运也是如此。相形之下，未经喷药的地区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火鸡不是唯一遭此劫难的鸟类。克拉伦斯·考塔姆博士是美国最被尊崇的野生生物学家，他走访了喷药区域的一些农场。受访者们表示“喷药后树上的鸟儿好像完全消失了”，其中大部分受访者还提到家禽、家畜和宠物也受到损害。考塔姆博士在报告中写道：“一位受访者对实施喷药的工人十分不满，他说此次喷洒使他损失了19头奶牛，除此之外他还了解到别处至少有三四头牛也死于从天而降的杀虫剂。他还提到死亡的牛中包括出生不久的小牛犊，而这些小牛落地以后一直以牛奶为食，根本没吃过别的东西。”
对于喷药后他们的土地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受访者们仍然摸不着头脑。一位女性受访者说她在实施喷药的地区放养了几只母鸡。可她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破壳而出的鸡雏那么少？为什么小鸡总是夭折？”一位农场主说在喷药之后他养的猪都没能繁育下一代，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九个月。他说有些猪仔落地时就是死的，另一些也活不了多久。另一位农场主也提到了类似的状况。他说喷药之后他家的猪共产下了37窝共计250只猪仔，可是只有31只存活下来。他还说喷药之后已经无法养鸡了。
对于扑灭火蚁行动造成家禽家畜死亡的报告，农业部一直极力否认。佐治亚州班布里奇的一位兽医奥提斯·L.波特维特博士治疗了许多为喷药所害的动物，他认为这些动物的死都应归咎于杀虫剂。他列举了相关论据：首先，动物死亡出现在喷药后两周至数月之内，受到影响的动物大多有机会接触到受杀虫剂污染的水和食物，而圈养的动物未受影响；其次，受到波及的牛、羊、马、鸡、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表现出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病症，最终导致其死亡，而波特维特博士和其他兽医观察到的症状与权威资料罗列的狄氏剂和七氯中毒症状高度吻合；一些受到殃及的动物被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这些动物没有染上任何其他疾病；此类情况只出现在进行灭蚁行动的区域，其他未进行喷药的区域一切正常。
波特维特博士还记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案例。一头两个月大的牛犊出现七氯中毒的症状，经过大量详尽的实验室分析检测之后发现这头牛犊的脂肪中含有浓度为百万分之七十九的七氯残留。检测时间距离喷药已有5个多月，七氯是如何进入牛犊体内的？是在进食中直接摄入，还是通过母乳间接摄入？抑或是在牛犊出生之前七氯便从母体进入牛胎之中？波特维特博士说：“假设七氯残留是通过母乳间接摄入的，那么有关部门是否采取了相应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否防止受污染的乳制品出现在孩子们的餐桌上？”
波特维特博士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牛奶污染问题。被纳入治理火蚁范围的地区大多是农田和牧场，喷药对在该区域觅食的奶牛有何影响？生长在喷药区域的牧草不可避免地含有某种形式的七氯残留，如果奶牛吃了受污染的牧草，杀虫剂必定会出现在其所产的牛奶中。早在扑灭火蚁计划启动之前，学者们于1955年通过实验发现奶牛摄入的七氯会直接进入其产出的牛奶中。之后在对狄氏剂进行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而狄氏剂和七氯恰恰是用于扑灭火蚁的两种主要杀虫剂。
现在农业部发布的年鉴指出受到七氯和狄氏剂污染的植物不宜作为产奶牲畜和产肉牲畜的饲料，而农业部下属的虫害控制部门却推动这样一个灭虫计划，将大量七氯和狄氏剂倾洒在南部大片牧场上。谁来确保消费者饮用的牛奶不受狄氏剂和七氯的污染？可想而知，美国农业部肯定会说他们已经建议农民们在喷药后30—90天内不要让奶牛涉足喷药区域。但是考虑到许多农场面积很小，而火蚁治理项目覆盖的面积如此之大，加之大部分杀虫剂都是通过飞机进行喷洒，有多少人会奉行农业部的建议？他们能否坚持奉行这一建议？这些问题的答案仍不得而知。此外，就这两种杀虫剂的残留时间来看，农业部提出的“30—90天间隔期”显然太过短暂。
对于牛奶中出现杀虫剂残留一事，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大皱眉头，却无计可施。火蚁治理项目范围内的各州乳制品生产规模较小，其产品多为本地消费，没有进行跨州销售，因此也不属于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出台的一个灭虫项目使各州的乳制品产业受到影响，而确保乳制品不受污染的责任却落在各个州政府的肩上。1959年，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卫生官员和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在问询中表示，并没有对乳制品进行任何测试以确定其是否受到杀虫剂污染。因此消费者们根本无从知晓喝下去的牛奶中是否含有杀虫剂残留。
火蚁治理项目启动之后有关部门才开始对七氯的特性进行研究。关于这种所谓的“研究”，更准确的说法是查阅之前发布的研究结果。这些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七氯在动植物组织和土壤中残留一段时间之后会转化为毒性更强的环氧七氯。环氧七氯是环氧化物的一种，通常在风干过程中产生。七氯残留转化为环氧化物这一事实早在1952年便为人所知。当时食品药品管理局发现在母鼠摄入浓度为百万分之三十的七氯两周之后，其体内出现了毒性更强的环氧化物，其浓度高达百万分之一百六十五。如果行动滞后的联邦政府在喷药之前就知晓这一事实，或许整个火蚁治理项目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
1959年，食品药品管理局出台新规，禁止任何七氯残留及其环氧化物出现在食品中。七氯会转化为环氧七氯这一研究结果得以从专业的生物文献中走进公众视线。此新规一出，各地农业部门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如果农民们使用了某些杀虫剂而导致出产的作物含有禁止出现的杀虫剂残留，那么这些作物便无法上市售卖。因此，各州农业部门不再建议农民们使用这类杀虫剂，以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由此看来，尽管农业部仍在拼命为火蚁治理项目争取年度拨款，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新规定至少暂时阻止了该项目继续推进。
简而言之，农业部在启动该灭虫项目之前并未对所使用的化学物质进行充分调研，甚至都不了解与之相关的已有信息。或许，有关部门已经了解了相关信息，却有意忽视。同样，有关部门也没有进行事前研究以确定达到目标所需的最低剂量。在狂施滥洒了3年之后，有关部门于1959年突然将七氯的喷洒密度从原来的每英亩2磅减至每英亩1.25磅，后来喷洒密度又降至每英亩0.5磅，分两次喷洒，每次的喷洒密度为0.25磅／英亩，两次喷洒的时间间隔为3—6个月。农业部的一名官员声称“经过积极改进之后，发现低浓度的杀虫剂更为有效”。如果有关部门在实施大规模喷药之前就知晓这样的信息，那么喷药造成的重大损失不仅可以避免，还可以让纳税人少花一点冤枉钱。
1959年，或许是为了安抚这个灭虫项目所引发的不满情绪，农业部决定向德克萨斯州的土地业主们免费供应杀虫剂，前提是他们要签署一份免责声明，如发生任何损失概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政府无涉。同年，阿拉巴马州的民众对杀虫剂造成的危害感到担忧，而该地区的灭虫项目也激起众怒。阿拉巴马州政府决定不再对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该州一位官员对火蚁项目做出以下评价：“这是一个负面典型。该项目事前调研不足，计划不周，仓促上马。有关部门依仗手中重权，将责任推卸到其他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身上。”尽管失去了当地的资金支持，来自联邦政府的经费还在源源不断地注入阿拉巴马州当地的火蚁治理项目中。1961年，经过一番游说之后，阿拉巴马州的立法机构决定再次为该项目划拨小额资金。与此同时，路易斯安那州的农民们不愿再签署与该项目相关的协议，理由是扑灭火蚁项目导致对甘蔗有害的害虫数量大增。此时民众也发现治理火蚁项目根本毫无成效。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农业实验所的昆虫研究项目带头人L.D.纽森博士在1962年春对该项目的黯淡现状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他说：“到目前为止，联邦和州相关部门针对外来火蚁发起的‘铲除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与计划启动前相比，路易斯安那州受火蚁侵袭的区域不减反增。”
现在人们似乎倾向于采用更理智更保守的方法来解决火蚁问题。佛罗里达州也声称“与扑灭火蚁项目启动之前相比，佛罗里达州的火蚁数量反而有所增加”。该州同时宣布停止进行大规模的铲除行动，转而采用局地控制的措施。
长久以来，局地控制火蚁的措施已为人所知。这些措施不仅花费不多，且卓有成效。火蚁有垒土筑巢的习性，一种简单的治理方法就是针对各个蚁穴实施定点喷药。定点喷药的费用约为1美元／英亩。密西西比州农业实验所还研发出一种器械，对蚁穴众多的区域实施有效的治理。这种类似耕耘机的器械可以将蚁丘铲平，而后再向其中注入杀虫剂。此类治理方法能消灭90%至95%的火蚁，而费用仅为23美分／英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部的大规模喷药项目所需的费用约为3.5美元／英亩。在所有治理方案中，农业部的治理方案费用最高昂，造成损失最大，而成效却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