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消逝的鸟鸣
候鸟的回归宣告春天的降临。它们的身影为大自然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和风韵，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可现在美国多地已经看不到这群报春使者的身影了。原本洋溢着莺歌燕语的清晨现在却寂然无声，而这类不闻鸟语的地区还在不断增加。这种现象不知不觉中席卷而来，而在那些尚未受到波及的地区，人们对这潜伏的阴影仍然无知无觉。
罗伯特·库什曼·墨菲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馆的名誉馆长，一位来自伊利诺斯州辛斯代勒的主妇在绝望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写信的日期为1958年）：
“我们的村镇这几年一直给榆树喷洒杀虫剂。我们一家人于6年前搬到这里，当时这里有很多鸟。冬天的时候，我在门外摆上鸟食罐，红雀、山雀、五子雀和绒毛啄木鸟蜂拥而至。夏天的时候，红雀和山雀还会带上雏鸟频频光顾。
“可是在给榆树喷了几年DDT之后，我们这里已经见不到椋鸟和知更鸟了。整整2年来，山雀也不再光顾我家的鸟食罐。而今年红雀也消失不见了，选择在我们这里定居的只剩下一对鸽子和一窝猫鹊。
“对于鸟类消失的现象，我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呢？在学校里，孩子们了解到联邦法规禁止人们捕捉或伤害鸟类。他们问：‘鸟儿还会再回来吗？’而我简直无言以对。此地的榆树和鸟类正在渐渐死去，是否有应对此类现象的对策？是否已经采取了措施？而我又能做些什么？”
无独有偶，在联邦政府为扑灭火蚁展开了大规模的喷药行动1年之后，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妇女写道：“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家乡一直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去年7月我们还说：‘今年来这儿的鸟儿比往年多。’可是等到8月中旬，所有鸟儿都消失了。我最喜欢的牡马刚刚下了驹，我每天早上都起个大早去照料它们。现在的清晨实在是安静得吓人，根本听不到一声鸟叫。我们的世界原本如此完美，如此美妙，而人类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苦苦等待了5个月，最后只见到了一只蓝冠鸦和一只鹪鹩。”
在这位女士信中所提到的那年秋天，从南部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由全美奥杜邦协会和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联合出版的季刊《野外记录》如是写道：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鸟类真空”，完全看不到鸟类的踪迹。《野外记录》所刊发的文章一般出自经验丰富的观察者之手，他们在各自特定的区域进行了多年的观察，对当地的鸟类活动颇有研究，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其中一名观察者说当年秋天她在密西西比州南部驾车而行时发现“一路上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鸟儿的身影”。另一位巴吞鲁日的观察者说：“几个星期以来根本没有鸟儿从我放置的鸟食罐中取食。”她同时还提到自家前院的浆果灌木已经挂果，“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浆果早已被鸟类啄食一空，可是今年却依然是硕果累累。”还有一位观察者提到，往年这个时节当他透过落地窗往外望去，总能看到四五十只红雀和其他鸟类，可现在只能见到一两只了。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莫里斯·布鲁克斯教授是阿巴拉契亚地区鸟类学的权威，他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西弗吉尼亚地区的鸟类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这种消亡阴影威胁着全美所有鸟类，一些种类的鸟已经受到波及。其中知更鸟的遭遇极具代表性。知更鸟是人尽皆知的鸟，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每年第一只知更鸟的现身意味着凛冬将逝。知更鸟到来的消息成为人们早餐桌上的热点话题，甚至还能在当地报纸上占据一席之地。当草木开始染上一抹绿意，回归的知更鸟数量也逐渐增多，而当地的人们也有幸在拂晓时分聆听知更鸟的大合唱。可现在一切都变了，甚至没人说得准知更鸟是否还会归来。
知更鸟和其他多个物种的命运现在与美洲榆树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大西洋沿岸到落基山脉，榆树已经融入了成百上千个城镇的历史。它们美化街道、城镇广场和大学校园，相互交织的枝叶形成一道道碧绿的长廊，投下片片浓荫。而现在一种树木疾病在榆树的生长区域迅速蔓延，所有榆树都受到波及。此次榆树病害非常严重，有些专家甚至认为所有拯救榆树的努力都会无果而终。
失去榆树固然令人难过，可是更悲哀的是我们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不仅没能救治榆树，反而使大批鸟类濒临消亡的边缘。而现实情况正是如此。
1930年，一种被称为“荷兰榆树病”的树木病害通过装饰业进口的榆木树节从欧洲传入美洲。这是一种真菌引起的树木病害：某种真菌侵入树木体内输送水分的导管，随着树木汁液的流动将孢子输送到树体各处；真菌孢子不仅堵塞了树木的脉络，还释放出毒素，树木的枝干开始枯萎，整棵树逐渐走向死亡。荷兰榆树病菌还可以通过一种名为榆小蠹的甲壳虫进行传播。这种甲壳虫喜欢在榆树皮下钻洞，如果它选择的正好是感染荷兰榆树病的死树，在它钻洞的过程中荷兰榆树病菌的孢子就会附着在它身上。沾染病菌孢子的榆小蠹飞到哪儿，这种树木病就传播到哪儿。因此，荷兰榆树病的防控措施主要以扑灭榆小蠹为主。美国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地区是榆树密集生长区域。在这些地区，一个接一个的社区投入到扑灭榆小蠹的行动中，而大面积喷洒杀虫剂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这种喷洒杀虫剂的行动对鸟类——尤其是知更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最先关注此事的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两位鸟类学家——乔治·华莱士教授和他指导的研究生约翰·梅纳。1954年梅纳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的课题恰好与知更鸟的数量相关。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知更鸟正面临着威胁，而梅纳的选择也极具偶然性。不过当他着手研究的时候发现自己连研究样本都难以找到，而一连串事情的发生也改变了研究的性质。
为了防控荷兰榆树病，密歇根州立大学从1954年开始在校园内小规模地喷洒杀虫剂。第二年，该大学所在城市东兰辛市也加入了喷洒杀虫剂的行列。当地政府同时还开展了扑灭舞毒蛾和蚊虫的行动，校区喷洒杀虫剂的范围也因此扩大。杀虫剂的毛毛细雨现在已经化作倾盆大雨。
在进行小规模喷药的第一年——1954年，情况看起来还不错。第二年春天，南迁过冬的知更鸟开始返回校园。这些知更鸟如同汤姆林森在散文《失落的森林》中所描绘的蓝铃花：“它们重返故园，殊不知厄运将至。”
不久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有些不大对劲。在春天，校园中原本有大量的知更鸟栖息觅食，可现在却只见到寥寥数只。知更鸟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知更鸟开始在校园中出现，而鸟巢和雏鸟却难觅其踪。等到来年春天，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对于知更鸟来说，校园内喷洒杀虫剂的区域已经成了“死亡陷阱”。归来的知更鸟如果选择在这些区域中落脚，大约一周之内便会悉数死亡。一批批知更鸟前赴后继，其死亡数量不断增加。这些不幸的鸟儿在死前剧烈地抽搐，看上去十分痛苦。
华莱士教授说：“这些知更鸟在春天回到校园定居，可是校园却成了它们的坟场。”华莱士教授开始思索造成这一现象的根由。起初他怀疑这是某种鸟类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但不久之后真正的原因已经一目了然：“尽管出售杀虫剂的人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的产品对鸟类‘绝对无害’，可是事实证明这些知更鸟的确是死于杀虫剂。它们表现出典型的杀虫剂中毒症状：丧失平衡感，继而发生抽搐痉挛，最后死亡。”
事实表明，知更鸟并不是因直接接触杀虫剂致死的，其死亡多是由于捕食了体内含有杀虫剂的蚯蚓所导致的。在该校另一个研究项目中，研究人员无意中给小龙虾喂食了在校园内捕获的蚯蚓，所有小龙虾在喂食后不久迅速死亡。另一个实验室养殖的一条蛇在食用这些蚯蚓之后也出现了剧烈抽搐的症状。而蚯蚓却是知更鸟在春季的主要食物来源。
罗伊·巴克博士当时在位于厄巴纳的伊利诺斯州自然历史研究所工作，他为解开知更鸟死亡谜题提供了关键的信息。在发表于1958年的著作中，巴克博士对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追根溯源，最终确认了蚯蚓是知更鸟与榆树之间的媒介，正是蚯蚓把知更鸟的命运和榆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年首次喷洒杀虫剂通常在春季进行，喷洒密度为每50英尺树木喷洒2至5磅DDT。在榆树密集区域，这一密度相当于在每平方英亩的土地上投下23磅DDT。到了7月还要进行二次喷洒，其喷洒密度约为春季喷洒的一半。在最高树木周围要进行全方位喷洒，进而形成毒雾毒流。荷兰榆树病菌和榆小蠹被杀死，而其他一些昆虫——包括给植物授粉的昆虫、肉食性蜘蛛和其他种类的甲壳虫——也遭受池鱼之殃。DDT在树叶和树皮表面形成一层薄膜，雨水也无法将这层有毒的薄膜冲刷干净。当秋季来临之时，叶子凋零飘落，地面上的落叶不断堆积，缓慢分解，形成潮湿的腐殖质层，最终成为土壤的一部分。在落叶转化为土壤的过程中，勤劳的蚯蚓功不可没。腐烂的落叶是蚯蚓的食物，而榆树叶子则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蚯蚓吃掉落叶的同时，杀虫剂也进入到蚯蚓的体内，并在其体内聚积。巴克博士在蚯蚓的消化道、血管、神经和体壁发现了DDT残留物。当杀虫剂进入蚯蚓体内时，一些蚯蚓被毒死了，而存活下来的个体却对有毒物质起到了“生物放大[1]”的作用。春天回归的知更鸟又为食物链加上新的一环。大约11条富含毒素的大蚯蚓便可致1只知更鸟于死地，而知更鸟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可毫不费力地吞下10到12条蚯蚓。和它们每天的食量相比，11条蚯蚓实在是不值一提。
并不是所有知更鸟都摄入了致死剂量的毒素，但即使它们没有被杀虫剂残留杀死，杀虫剂所造成的另一后果也足以导致知更鸟的消亡。在杀虫剂可以影响到的范围内，不育的阴云不仅笼罩在鸟类头顶，几乎所有生物都受到波及。在方圆185英亩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内，在喷洒杀虫剂之前，每年都能看到大约370只成年知更鸟——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而在喷洒杀虫剂之后，每年只有二三十只知更鸟现身。在正常的情况下，知更鸟应产下与成年鸟同等数量的雏鸟才有可能保持种群的延续。根据上面的数字可以推断出在喷洒杀虫剂之前，每年春季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内诞生的雏鸟数量至少为370只。1954年，梅纳所观察到的每一个知更鸟巢中都有雏鸟诞生。可是在1957年，直到6月下旬梅纳才发现了一只雏鸟。一年之后，华莱士教授在报告中写道：“在1958年的春夏两季，我在主校区内连一只知更鸟的雏鸟都没见到。我向其他人询问之后发现他们在主校区内也没有见到知更鸟的雏鸟。”
造成知更鸟无法繁育后代的一个原因是雄鸟或雌鸟在交配产卵前已经死去，还有一些不幸的知更鸟夫妇在此之前便双双殒命。不过华莱士教授所做的记录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即使知更鸟有幸活到交配产卵之后，它们的生殖能力也已遭到破坏。华莱士教授写道：“我们发现知更鸟等鸟类筑巢但不产卵的现象。另一种现象是鸟类产卵并进行孵化，可是却不见雏鸟破壳而出。我们曾观察到一只知更鸟尽职尽责地孵化了21天，可是依旧没有雏鸟破壳。而知更鸟正常的孵化期为13天。……研究表明，处于繁殖期的雄知更鸟的睾丸和雌鸟的卵巢中存在高浓度的DDT残留。”1960年华莱士教授对全国委员会说：“在研究当中，我们发现10只雄知更鸟睾丸中的DDT残留浓度为百万分之三十至百万分之一百零九，两只雌鸟卵泡中的DDT残留浓度分别为百万分之一百五十一和百万分之二百一十一。”
不久之后，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瑟夫·西奇教授和他的学生对喷洒杀虫剂区域和未喷洒杀虫剂区域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喷药区域的知更鸟死亡率至少为86%至88%。坐落于密歇根州布隆菲尔德山上的克兰布鲁克科学研究所致力于对榆树喷药行动所造成的鸟类死亡进行评估。1956年该研究所要求人们将所有怀疑死于DDT中毒的鸟类尸体送交研究所进行检测。这一要求所获得的“热烈反响”让研究所始料未及。仅仅几个星期之后，研究所的深度冷藏空间便宣告用磬，研究人员们不得不拒收其余的样本。截止1959年，该地区上报或送检的鸟类死亡案例就多达1000起，其中知更鸟是数量最多的受害者。一位女士向克兰布鲁克科学研究所报告说就在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家草坪上又多了12具知更鸟的尸体。除了知更鸟之外，该研究所收到的检测样本中还包括63种不同的生物。
众多的喷药项目让我们这片土地毒素横流，而榆树喷药项目不过是其中之一。相对而言，在这条以榆树为起点的生态毁灭链中，知更鸟不过是其中的一环。约90种鸟类出现了大规模死亡的现象，其中包括郊区居民和自然爱好者们最熟悉的几种。在一些实施喷药的城镇，筑巢鸟类的数量下降了90%。各个种类的鸟类，无论是在树顶觅食的还是在地面觅食的，无论是以树皮为食的还是肉食性的，全部都难逃一劫。
从知更鸟的遭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所有以蚯蚓或土壤中有机体为食的鸟类和哺乳类都会受到杀虫剂的威胁。山鹬是45种以蚯蚓为食的鸟类之一，它们的越冬栖息地恰好是南部最近大规模喷洒七氯的地区。目前关于山鹬的研究有两个重大发现：在新布伦瑞克省的山鹬栖息地，山鹬幼鸟的数量明显减少；成年山鹬体内被检测出大量DDT和七氯残留。
另有20多种地面觅食的鸟类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高死亡率。这些鸟类的食物包括蠕虫、蚂蚁、蛴螬和其他存活于土壤中的有机体，而杀虫剂的毒素残留已经进入这些“食物”体内。3种叫声最为婉转的鸫属鸟类——橄榄背鸫、林鸫和北美隐居鸫——也成为杀虫剂的受害者。活跃在灌木丛底层的麻雀在落叶中觅食时会发出沙沙响声，其中两种麻雀——歌鹀和白喉带鹀——也未能幸免。
哺乳动物也很容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陷入毁灭循环之中。蚯蚓是浣熊重要的食物来源，而负鼠在春秋两季也以蚯蚓为食。还有一些喜好在地下打洞的动物——如鼩鼱和鼹鼠也大量捕食蚯蚓。如果它们的食物受到污染，毒素进入它们体内之后还有可能向食物链更高一级传递，因而以鼩鼱和鼹鼠为食的鸣角鸮和仓鸮也不可避免地被拖入这条毁灭链中。此外鸣角鸮本身也以蚯蚓为食。在春季几场暴雨过后，威斯康星州的居民发现了几只奄奄一息的鸣角鸮。根据报告，它们极有可能是捕食蚯蚓后中毒的。人们还发现一些鸮形目鸟类和鹰科鸟类出现剧烈抽搐的现象，其中包括大角鸮、鸣角鸮、红肩鹰、食雀鹰和沼泽鹰。这些鸟类以其他鸟类和鼠类为食。它们捕食了体内含有杀虫剂残留的猎物之后，进而引发二次中毒。
在地面觅食的生物以及以前者为食的生物并非榆树喷药行动的唯一受害者。在树顶觅食的鸟儿通常以叶面上的昆虫为食，而在一些杀虫剂密集喷洒的区域，这类鸟也消失了。它们中包括素有森林精灵之称的红冠鹪鹩和金冠鹪鹩、小型食虫鸣禽以及莺科鸟类。莺科鸟类在春天时往北迁徙，它们成群结队的身影犹如五彩缤纷的生命浪潮，涌入树林之中，使树林焕发勃勃生机。1956年暮春的喷药行动推迟了，正好赶上莺科鸟类北归，而且当年北归的莺科鸟类数量比往年都多。喷药之后便出现了大批鸟类死亡的现象，而几乎所有莺科鸟类都出现在这张死亡名单上。1958年之前，生活在威斯康星州白鱼湾的人们在每年候鸟回迁时节至少能见到1000只桃金娘林莺，可是在1958年当地对榆树喷洒杀虫剂之后，鸟类观察者们只见到了两只桃金娘林莺。从其他地区传来的消息使得这份死亡名单越来越长，其中包括最迷人最富魅力的几种莺科鸟类：黑白林莺、黄色林莺、木兰林莺、栗颊林莺、栗胁林莺、加拿大莺、黑喉绿林莺……翅膀火红的黑斑林莺和五月时节为森林带来勃勃生机的灶巢鸟亦不能幸免。这些习惯在树顶觅食的鸟类之所以受到殃及，一是因为吃了含有毒素的昆虫，二是由于缺乏食物。
燕子觅食的方式颇为特殊。它们一边飞行，一边捕食空中的飞虫，那情形与海中的鲱鱼一边游弋一边吞食浮游生物颇为相似。可即使是燕子也未能逃过这场劫难。威斯康星州的一位自然学家在报告中说：“燕子也遭受了重大打击。所有人都抱怨和四五年前比起来，现在燕子的数量变得少之又少。4年前，我们还能见到成群的燕子在我们头顶游弋飞翔，遍布整片天空。现在却很少能见到燕子的身影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或是由于喷洒杀虫剂导致昆虫数量剧减，燕子缺乏食物来源；或是因为燕子吞食了含有毒素的昆虫，进而引发中毒。”
这位观察者还提及其他鸟类的情况：“绯鹟的数量也大大减少。最常见的绯鹟生性耐寒，每年向北迁徙的时间都很早。现在鹟科食虫鸟不时还能见到一两只，而绯鹟却不见踪影。去年春天我只见到了一只绯鹟，今年也是如此。其他身处威斯康星州的鸟类爱好者们也深有同感。以前有五六对红雀频频光顾我家，现在连一只都见不到了。过去鹪鹩、知更鸟、猫鹊和鸣角鸮每年都在我家花园筑巢，现在也不见它们的身影了。在夏日的清晨，我们再也听不到鸟儿的歌声。现在这一带只剩下人类豢养的宠物鸟、鸽子、椋鸟和家雀。这景象实在是太惨了，让人难以忍受。”
秋天时节，又一次喷药行动开始了。与之前的表层喷洒不同，此次喷药行动是深层喷洒。杀虫剂被输送到树皮之间的小缝隙中。这或许是造成山雀、五子雀、银喉长尾山雀、啄木鸟和褐旋木雀等鸟类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在横跨1957年和1958年的冬季，华莱士博士发现没有一只山雀或五子雀光顾他家的鸟类饲喂站——这可是多年未遇的奇事。后来他发现了3只五子雀，这3只鸟儿向人们展示了整件事的起因、过程和结局：第一只五子雀在榆树上觅食；第二只五子雀出现了典型的DDT中毒症状，正在走向死亡；第三只——只是一具鸟儿的尸体。第二只奄奄一息的鸟儿被送去检验，在其体内的组织中发现了浓度为百万分之二百二十六的DDT残留。
这些鸟类因其自身的觅食习惯极易受到杀虫剂的毒害。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它们的“食谱”，我们或许会更为难过。这些鸟类的死亡给人类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只不过一般人难以察觉罢了。例如，白胸五子雀和褐旋木雀夏季的“食谱”包括昆虫的虫卵、幼虫和成虫，而这些昆虫中有许多是对树木有害的害虫。山雀的“食谱”中有3／4是动物性食物，处于各个生命阶段的多种昆虫都能成为它们的美餐。本特曾写了一本名为《北美鸟类生命史》的不朽著作，他在书中描绘了山雀的进食过程：“山雀成群结队地飞舞，每一只鸟都仔细翻拣树皮、树枝和枝桠，寻找细小的食物。它们的食物包括蜘蛛卵、虫茧和冬眠的虫子。”
经过大量不同的研究，鸟类在不同情况下对昆虫的控制作用已经确认无疑。啄木鸟是恩格尔曼云杉甲虫的主要天敌，可以使其数量下降45%至98%。同时，啄木鸟对苹果蠹蛾的防控作用亦不容小觑。此外，山雀和其他留在本地过冬的鸟儿也可保护果园免受尺蠖的侵害。
鸟类捕食虫子原本是自然保持均衡的手段，可是浸泡在化学物质中的现代社会却把这一切推翻了。杀虫剂不仅杀死了虫子，还杀死了虫子的天敌——鸟类。每回喷洒杀虫剂之后，昆虫的数量总会出现反弹，可这时却不再有鸟儿来消灭害虫、控制它们的数量了。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鸟类馆的馆长欧文·J.格罗姆在寄给《密尔沃基日报》的信中写道：“昆虫的天敌是其他肉食性昆虫、鸟类和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可现在DDT‘一视同仁’地将它们全部杀死，大自然的‘守卫’和‘警察’也未能幸免。……我们以进步为名，贪图一时的安适，采取凶残的手段扑灭昆虫，结果我们却沦为这种灭虫方式的受害者，最终无疑会在这场‘人虫大战’中落败。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我们没能拯救榆树，而自然的守卫——鸟类已经被我们毒杀了，而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一场新的‘人虫大战’？”
格罗姆说，自从威斯康星州开展喷药行动以来，人们便不断通过电话和信件报告鸟类死亡或鸟类濒死的案例，而这些案例正在与日俱增。经过询问后，研究者们发现这些案例的发生地大多进行过杀虫剂喷洒或杀虫剂雾化的活动。
其他一些鸟类学家和自然保护者也有类似经历。他们大多来自中西部的研究机构——密歇根州的克兰布鲁克研究所、伊利诺斯州自然历史研究所和威斯康星大学。在实施喷药的地区，只要看一下当地报纸的读者来信栏便可知晓当地居民已然醒悟，他们不仅对滥施杀虫剂的行为表示愤慨，同时也意识到此类行为的不可持续性和危险性。可是下达命令开展这类行动的官员们却似乎无知无觉。一个来自密尔沃基的妇女在信中写道：“我真害怕在未来某一天看到大量美丽的鸟儿落在我家后院奄奄一息。这样的情景不仅令人难过心碎，更令人恼怒愤慨。如此大的牺牲并没有换回人们想要的成果。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失去鸟类，又怎能拯救树木？按照大自然的法则，树木和鸟类难道不是相互依存的吗？难道就没有办法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保持自然的平衡吗？”
在其他的读者来信中，人们还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庄严俊美的榆树为我们投下片片浓荫，可它并非至高无上的物种，没有理由为了榆树而展开无限制的杀戮，致使其他物种惨遭灭顶之灾。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妇女在信中写道：“我一直很喜欢榆树，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一带风景的重要地标。可是榆树并不是唯一的树种，而且我们也要保护鸟类。想想看，没有知更鸟的春天是多么阴沉无趣啊！”
对于公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黑即白、简单明了的选择题：我们是要保护鸟类，还是要保护榆树？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坚持采取目前的化学控制手段，我们有可能两样都保不住。使无数鸟类死于非命的杀虫剂喷洒行动并不能拯救我们的榆树。“杀虫剂喷雾器能拯救榆树”不过是缥缈的幻想，这种极具破坏性的“护树行动”让无数社区所费不赀，但是却无法收到长期有效的成果。10年来，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一直坚持定期喷洒杀虫剂。之后某一年干旱来袭，环境条件的改变让榆小蠹如鱼得水，疯狂生长，而榆树的死亡率则增长了10倍之多。在伊利诺斯大学的所在地厄巴纳，荷兰榆树病于1951年开始出现。1953年，当地政府开始喷洒杀虫剂。到了1959年，尽管经过6年的喷洒，伊利诺斯大学校园内86%的榆树还是死去了，其中半数死于荷兰榆树病。
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为此林业部门的主管约瑟夫·A.斯维尼开始从现实角度考察喷洒杀虫剂的实效。当地政府要对付的一种害虫是葡萄绵蚧。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听取了权威专家的建议”后，当地政府开始针对葡萄绵蚧喷洒杀虫剂。可是斯维尼发现喷药之后，葡萄绵蚧虫害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之后斯维尼决定亲自研究本地榆树喷药的实效，结果让他大为震惊。该地区从1953年开始对榆树喷洒杀虫剂，之后一直持续到1959年。斯维尼发现在托莱多“荷兰榆树病得到控制的区域并非喷洒杀虫剂的区域”。在这些控制效果较好的区域中，人们一旦发现病树便立即将其移除。而在喷洒杀虫剂的区域，荷兰榆树病已然失控。在未采取任何措施的乡村地区，荷兰榆树病的传播速度反而不及已经喷药的市区。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喷洒杀虫剂未能获得预期效果。
斯维尼写道：“以防治荷兰榆树病为目的的农药喷洒在本地已经暂停，此种灭虫方式已被弃之不用。对于美国农业部提出的喷洒杀虫剂的建议，还是有人极力坚持，不愿放弃。不过现在我已经掌握了事实，我会坚持自己的理念。”
中西部城镇近来才遭受荷兰榆树病的侵袭，而另一些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见识过这种树木病害，并在对抗榆树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是中西部城镇并未汲取其他地区的经验，而是花费巨资，开展声势浩大的喷药行动。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其中与荷兰榆树病抗争最久的是纽约州。1930年，带有荷兰榆树病菌的榆树木料运抵纽约港，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荷兰榆树病传入美国的发端。而现在纽约州在控制荷兰榆树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可这一傲人成果并非通过喷药来实现。相反，纽约州当地的农业发展局并不建议以喷药的手段来防控社区树木病害。
那么纽约州是如何取得这骄人战绩的呢？当地政府在对抗荷兰榆树病的战斗中自始至终采取了强有力的隔离防控措施——一旦发现病树或感染病菌的树木，一概移除销毁。在该措施实施的初始阶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不过后来人们发现，仅仅清除病树远远不够，还要将所有可能孳生榆小蠹的木料通通销毁。如果砍伐染病的榆树并将其用作木柴，在储存过程中仍会有榆小蠹从木柴中飞出。这些已经成为木柴的榆木中仍存在着携带病菌的榆小蠹成虫。冬天时它们躲在树皮下冬眠，到了4月底和5月，它们便苏醒过来，四处飞舞，传播病菌。如果来自病树的木柴在春季来临之前被焚烧殆尽则可确保无虞。纽约州的昆虫学家从过往的经验中获悉何种孳生榆小蠹的木料对病菌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纽约州政府听取他们的建议，集中精力处理这类最危险的木料。如此一来不仅防治措施颇有成效，所需的费用也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截至1950年，纽约市共有55 000棵榆树，而此处的荷兰榆树病发病率仅为2‰。1942年威彻斯特郡开始实施类似的防控措施。在接下来的14年中，该地区平均每年的榆树死亡率仅为2‰。拥有185 000棵榆树的布法罗也采取了类似的防控措施，并在荷兰榆树病管控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布法罗的年均榆树死亡率为3‰。换句话说，要经过300多年，这个城市的榆树才会完全消亡。
锡拉丘兹的过往经验尤为引人注目。在1957年之前，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在1951年至1956年间，锡拉丘兹有近3000棵榆树死亡。霍华德·C.米勒当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林业学院任职。在他的指导下，当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行动，将所有染病的榆树和一切可能孳生榆小蠹的木料全部清除。现在当地榆树的年均死亡率已经降至1%以下。
纽约州的专家重点指出了此类防控措施的经济效益。纽约州农业学院的J.G.马蒂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防控措施的花销和实际节省下的金钱相比实在是少之又少。如果坏死的是树木的枝干部位，坏死的部分必须立即截除，以防止其导致财产损失和民众受伤；对于已经成为木柴的榆木，建议民众剥除树皮堆放在干燥处，在春天到来之前尽快用完。如果发现一棵病树濒临死亡或已经死亡，则应迅速将其移除，以防止荷兰榆树病的传播。这笔费用其实并不高。想想看，如果荷兰榆树病造成市区内大部分榆树死亡，那些死树也同样要被移除。到时的移除费用肯定会更高。”
如此看来，如果相关决策人员搜寻足够多的信息，做出明智的抉择，那么人类在与荷兰榆树病的战争中并非毫无胜算。尽管现在仍没有彻底根除荷兰榆树病的好方法，只要在某个地区发现这种树木病害的踪迹，人们还是可以采取管控隔离措施将这种病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而无需采取大开杀戒的手段。这种手段不仅徒劳无益，还会给鸟类带来灭顶之灾。而林木基因领域的研究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一领域的实验表明人类有望研发出一种对荷兰榆树病具有免疫力的杂交树种。华盛顿特区种植了许多欧洲榆树，这种树对荷兰榆树病具有极强的抵抗力。当华盛顿特区大部分榆树被荷兰榆树病感染时，欧洲榆树却能安然无恙。
现在不少社区已经失去了大量榆树。这些社区正急于开发苗圃，制定育林计划，栽种新的树木。这类计划和行动应该把抵抗力强的欧洲榆树纳入其中，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植树造林过程中注重树种的多样性。如此一来，即使未来再出现某种树木病害，也不会导致整个地区所有树木都遭受殃及。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所提到的“保持物种多样性”正是每一个植物王国或动物王国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现在发生的榆树病害是由于前几代人在生物学方面的无知所造成的，即使是我们的父母一辈也没有意识到在一大片区域种植单一的树种会招来灾祸。我们的先辈们在街道两旁和公园里种满榆树，现在榆树感染树木病渐渐死去，而鸟类也成了它们的陪葬。
除了知更鸟之外，另一种美洲鸟类现在也濒临灭绝的边缘。这种鸟类正是我们国家的象征——鹰。在过去的10年中，鹰的数量急剧减少。事实表明，鹰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鹰的繁育能力。造成这种变化的罪魁祸首虽然尚未明确，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杀虫剂罪不可逭。
在北美，人们研究得最多的鹰分布在佛罗里达西海岸一带，这些鹰在坦帕到迈尔斯堡一带的海岸筑巢栖息。来自温尼伯的查尔斯·布洛里是一名退休的银行家。他于1939年至1949年间为1000多只秃鹰雏鸟做了标记，而在之前的鸟类标记史上，只有166只鹰被做过标记。布洛里也因此在鸟类学界广受赞誉。布洛里在冬季对尚未离巢的雏鹰进行标记。最后人们在北部发现了这些被标记的鹰，并由此得知这些出生在佛罗里达沿海地区的鹰向北迁徙至加拿大，最远能去到爱德华王子岛。在此之前，学者们一直认为鹰并非迁徙性鸟类。秋季的时候鹰返回南部，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鹰山在内的沿途各个观测点均可见到迁徙途中的鹰。
早年布洛里在他所选取的海岸地带能找到125只鹰巢，这些鹰巢长年都有鹰来入住。布洛里从这些鹰巢中选择雏鹰进行标记。在1947年之前，他每年都能对150只雏鹰进行标记。1947年，雏鹰的数量开始下降，其中一些巢中根本没有蛋，而另一些巢中虽然有蛋，却不见雏鸟破壳而出。在1952年到1957年间，80%的鹰巢没有产出雏鸟。在1957年中，总共只有43个鹰巢被鹰所占据，余者皆为空巢。在这43个鹰巢中，7个鹰巢共产出了8只雏鹰，23个鹰巢中有蛋却无法孵化，13个鹰巢只是成年鹰的歇脚处，里面一个鹰蛋都没有。1958年，布洛里沿着海岸跋涉100多英里才发现并标记了1只雏鹰。在1957年被鹰占据的鹰巢还有43个，可是到了1958年布洛里只发现10个鹰巢中有鹰的踪迹，成年鹰的数量也急剧下降。
布洛里一直对鹰进行长期不间断的观察。他于1959年与世长辞，而这项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也就此结束。在此之后，佛罗里达奥杜邦协会的报告以及来自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消息表明，鹰的数量急剧下降——看来不久之后我们要换另一种鸟做国鸟了。其中鹰山保护区主管莫里斯·布朗的报告尤为重要。风景如画的鹰山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山脊上。阿巴拉契亚山脉延伸至鹰山一带已经接近终点，这条山脉在此处竖起最后一道屏障，抵挡西风的来袭。吹到山体上的风形成向上气流。在秋天，许多鹰隼舒展宽大的翅膀，借助此处持续不断的向上气流，毫不费力地尽情翱翔。它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向南飞行很长一段距离。鹰山正处于山脊的交汇处，而鸟类的“空中高速公路”也在此处交汇，此地也成为了鸟类在迁徙途中必经的交通要塞。
莫里斯·布朗在鹰山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他所观察记录的鹰隼比任何美国人都多。秃鹰往南迁徙的高峰期是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学者们认为经过此地的秃鹰原本来自佛罗里达，它们在北边度过夏天，在秋季时再重返家园。在深秋和初冬时期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大的鹰经过此处。学者们认为这些“迟来的鹰”是北方的一个种群，正前往未知的越冬栖息地。在鹰山保护区刚成立的头几年（1935—1939），所观测到的鹰中有约40%为年仅1岁的雏鹰。与成年鹰不同，雏鹰全身羽毛为褐栗色，因此很好辨认。不过近年来在鹰山保护区所观测到的鹰中，雏鹰已经极为罕见。1955年至1959年间，该保护区所观测到的雏鹰已经下降到总数的20%，其中在1957年雏鹰数量仅占鹰群总数的3%左右。
从其他观测点传来的消息与鹰山保护区的观测报告并无太大出入。其中一份报告出自伊利诺斯州自然资源委员会官员埃尔顿·福克斯之手。习惯在北方筑巢的鹰大多选择密西西比州和伊利诺斯州的河流沿岸作为它们的越冬栖息地。1958年，福克斯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最近见到的59只鹰中只有一只雏鹰。”位于萨斯奎哈纳河中的约翰逊山岛是世上唯一一处专门为鹰而设的保护区。该岛位于科纳温戈大坝上游约8英里处，距离兰开斯特郡的海岸仅半英里，不过该保护区依然保持原有的自然状态。约翰逊山岛保护区也得出了与福克斯相类似的结论——鹰科鸟类正在消亡。自1934年以来，该保护区的主管——兰开斯特郡的鸟类学家赫伯特·H.贝克教授就开始对该地区唯一一个鹰巢进行观察。1935年到1947年间均有成年鹰使用这个鹰巢繁育后代。伏窝的时间很有规律，而且都有雏鹰诞生。但是自从1947年以来，尽管也有成年鹰在巢中下蛋，却不见雏鹰离巢。
佛罗里达州的情况与约翰逊山岛颇为相似：一些成年鹰据巢繁育，其中一些还下了蛋，但很少能见到雏鹰破壳。学者们开始思索这种现象的根由，一个合情合理的推论浮出水面：环境中某样物质影响了鹰科鸟类的生殖机能，成年鹰已无法生育出足够数量的雏鹰以保持种群的延续。
学者们在人工条件下模拟类似的环境，在其他鸟类身上进行实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的詹姆斯·杜威特博士所进行的实验。杜威特以鹌鹑和山鸡为实验对象，验证一系列杀虫剂对鸟类的危害。他的实验堪称经典。通过一系列实验之后，杜威特博士证明了如果鸟类所处的环境已经被DDT或其他相关化学物质污染，即使成年鸟在表面上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它们的繁育能力也会大大折损。化学物质影响鸟类繁育能力的方式多种多样，但结果却是大同小异。例如，如果在鹌鹑的食物中加入DDT，这些鹌鹑不仅顺利地度过了繁育期，还产下了正常数量的受精蛋，但是几乎没有一个蛋能成功孵化。“在孵化的早期阶段，蛋中胚胎发育正常，可是到了破壳期这些胚胎却死掉了。”杜威特博士说。而少数能破壳而出的雏鸟有一半在破壳5天内死亡。在另一项以山鸡和鹌鹑为对象的实验中，成年山鸡和成年鹌鹑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吃的都是被杀虫剂污染的食物。在此次实验中，成年鸟已无法下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鲁德博士和理查德·詹纳利博士也得出了类似的实验结果。当山鸡所摄入的食物中含有狄氏剂时，“其产蛋数量明显下降，雏鸟的存活率也非常低。”两位博士认为狄氏剂在蛋黄中聚集，在孵化期和破壳期逐渐被胚胎吸收。其效果虽然不会马上显现，但对雏鸟而言却是致命的。
华莱士博士和他所指导的研究生理查德·F.伯纳德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里的知更鸟体内发现了高浓度的DDT残留。他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面几位学者的发现。华莱士博士和他的学生对一些知更鸟进行检测，在检测中他们发现所有雄知更鸟的睾丸中都含有毒素。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毒素存在于雌知更鸟的卵泡、卵巢和输卵管中，存在于形态完整但尚未产下的蛋中，存在于被遗弃在巢中尚未孵化的蛋中，存在于鸟蛋内的胚胎中，存在于破壳后不久夭折的雏鸟体内。
上述研究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生物摆脱了被杀虫剂污染的环境，杀虫剂的毒素依然会影响整整一代生物。卵黄物质本是为胚胎发育提供养分的，如果杀虫剂在卵黄内积聚，对胚胎和雏鸟而言无疑是致命的。由此看来，在杜威特博士的实验中，出现雏鸟无法破壳而出和破壳后的雏鸟很快夭折这类现象也不足为怪了。
使用类似的实验室手段对鹰科鸟类进行研究则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不过学者们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等地展开野外调查，试图找出导致鹰科鸟类繁育力急剧下降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目前一些间接证据也显示杀虫剂在责难逃。在鱼类资源丰富的地区，鱼是鹰科鸟类的主要食物来源。例如，在阿拉斯加州，鹰科鸟类的食物中有65%为各种鱼类；在切萨皮克湾，鱼类在鹰科鸟类的食物中占据了52%的份额。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布洛里长期研究标记的鹰科鸟类也将鱼类作为其主要食物来源。自1945年以来，这片沿海地区反复开展喷药行动，其喷洒的物质是溶解于油料中的DDT。此类高空喷洒行动要扑灭的对象是盐沼蚊虫。这类蚊虫的孳生地为沼泽和沿海地带，而这类地区恰好是鹰科鸟类的觅食地。喷药行动导致大量鱼类和虾蟹死亡。一些鱼蟹的尸体被送至实验室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这些水生生物体内含有浓度高达百万分之四十六的DDT残留。如前文所述，克利尔湖一带的䴙䴘以鱼类为食，它们食用了受污染的鱼后，杀虫剂残留在它们体内积聚。鹰科鸟类的情况也是如此。和䴙䴘、鹌鹑、山鸡、知更鸟一样，鹰科鸟类的繁育能力也因此受损，所繁育的后代也大大减少，难以维持其种群的延续。
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消息让人们意识到当今世界上的鸟类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各地传来的报告在细节上虽然略有出入，但所叙述的事实却大同小异：使用杀虫剂后出现大量野生动物死亡的现象。在法国，人们给葡萄藤桩喷洒了含砷的除草剂之后，成百上千只小鸟和山鹑奄奄一息；在以山鹑著称的比利时猎鸟盛地原本聚集着大量鸟类，在附近农场喷洒了杀虫剂之后，山鹑便完全消失了。
而英国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特殊。在英国，人们使用杀虫剂对种子进行拌种处理，而这种拌种处理方式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拌种处理早已有之，不过早年在拌种处理过程中主要使用的是对付真菌的杀菌剂。当时杀菌剂似乎没有对鸟类造成太大的危害。到了1956年，拌种处理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其目的也从原来的单纯对抗真菌变为对抗真菌和土壤中的害虫。人们在处理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杀菌剂，还添加了狄氏剂、艾氏剂和七氯。自此以后，鸟类的境况便一落千丈。
1960年春天，关于鸟类死亡的报告如洪水般涌入与野生动植物相关的英国权威机构。这些机构包括英国鸟类学会、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和猎鸟协会。一个来自诺福克的土地业主写道：“这里简直就是尸横遍野的战场。我的护林人发现不计其数的鸟类尸体，其中包括大量体型较小的鸟类——苍头燕雀、金翅雀、赤胸朱顶雀、篱雀、家雀……看到这么多野生鸟类死于非命实在令人心碎。”一位猎场看守写道：“泡过毒药的玉米种子让猎场的山鹑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山鹑之外，山鸡和其他所有鸟类都遭了殃。成百上千只鸟儿就此死去……我当了一辈子的猎场看守，这一景象着实令人难过。看到山鹑成双成对地死去的确让人悲痛不已。”
英国鸟类学会和皇家鸟类保护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提到了67起鸟类死亡事件，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1960年春季鸟类劫难的冰山一角。在这67起鸟类死亡事件中，59起与经过拌种处理的种子有关，8起是由杀虫剂喷雾引起的。
1961年，第二波毒流汹涌而至。上议院收到的一份报告宣称仅在诺福克的一片私人产业就有600多只鸟死亡。此外，在北埃塞克斯一个农场中发现了100具山鸡的尸体。显而易见，相较于1960年，被鸟类死亡浪潮波及的地区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960年受到影响的郡县为23个，1961年受到波及的郡县为34个。其中林肯郡的主要产业为农业，而其形势也最为严峻。根据报告，林肯郡境内死亡的鸟类数量约为10 000只。而英国其他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从北部的安格斯到南部的康沃尔，从西部的安格西到东部的诺福克——都未能幸免于难。
1961年春天严峻的情势引起了社会莫大的关注。下议院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委员会询问了农民、土地业主和农业部代表，与野生动植物相关的官方机构和非官方组织也派出代表参与其中。
其中一个证人说：“鸽子突然从天上落下，落地时已经死了。”另一个证人说：“驱车从伦敦出发，走了一两百英里都见不到一只红隼。”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一名官员说：“这是百年不遇的灾难。据我所知，此次灾难是史无前例的，是英国境内所有野生动物面临的劫难。在英国，打猎这项运动也因此受到冲击。”
在对受害鸟类进行检测这一方面，英国现有的人员和设备显然无法担此重任。全英国只有两名化学家可以进行此类检测——其中一名是为政府服务的化学家，另一名则在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供职。大批鸟类尸体已经被搜集起来焚烧殆尽，不过经过一番努力后，人们还是找到一些鸟类尸体送去检测。在所有送检的鸟类尸体中，除了一例之外，其余的均检出杀虫剂残留。唯一的例外是一具鹬的尸体，而鹬并不是以植物种子为食的鸟类。
除了鸟类之外，狐狸也受到了威胁，其原因很可能是狐狸吃了中毒的鸟类或鼠类，成为二次中毒的受害者。在野兔成灾的英国，狐狸作为野兔的天敌在控制野兔数量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据保守估计，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这段时间内，英国狐狸的死亡数量为1300只。在狐狸死亡最多的郡县，食雀鹰和红隼等猛禽也不见踪影。事实表明，杀虫剂的毒素已经沿着食物链向更高一级传递。现在受影响的不仅是以种子为食的鸟兽，肉食性鸟兽同样在劫难逃。濒死的狐狸出现了典型的氯化烃类杀虫剂中毒症状，它们不停转圈，晕头转向，目不能视，最后在抽搐痉挛中死去。
这一系列听证会使调查委员会确信“当前野生动物面临着触目惊心的威胁”。该委员会向下议院建议：英国农业部和苏格兰事务大臣应立即下令禁用所有含狄氏剂、艾氏剂、七氯以及其他毒性相当的化学物质的拌种剂。该委员会同时还建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化学药物在经过足量的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验后方可上市销售。值得注意的是，野外实验一直是各国杀虫剂研发领域的空白地带。生产厂家只在常见的实验室动物——老鼠、狗、豚鼠等身上进行实验，其实验对象并不包括鸟类和鱼类等野生物种。此类实验通常是在人工控制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这类实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反映该物质对野生物种的实际影响。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如何保护鸟类不受拌种剂的威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英国是唯一有此困扰的国家吗？在美国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水稻种植区，这个问题同样让人们头痛不已。多年以来，加利福尼亚的谷农为了防止鲎虫和清道夫甲虫破坏水稻幼苗而使用DDT作为拌种剂。水禽和山鸡喜欢在水稻田埂聚集，因而加州的稻田也成了打猎爱好者的胜地。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稻谷种植区不断传出鸟类死亡的报告，深受其害的鸟类包括山鸡、野鸭和乌鸫。在这些地区，“山鸡病”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一位观察者是这样描述的：“鸟儿急着找水喝，只见它们突然瘫倒在地，然后倒在沟渠岸边或田埂上不断抽搐。”这种“山鸡病”通常在春季流行，此时正是水田播种的季节。对于成年山鸡而言，拌种剂中的DDT浓度是致死剂量的好几倍。
几年之后，毒性更强的杀虫剂出现了，而经过拌种处理的种子对野生动物形成了更大的威胁。对山鸡而言，艾氏剂的毒性是DDT的100倍，而现在艾氏剂已经被广泛用做拌种剂。德克萨斯州东部的稻谷种植区有一种颇负盛名的禽鸟——树鸭。这种禽鸟外形像鹅，羽毛为黄褐色，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而含有艾氏剂的拌种剂使树鸭的数量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一些谷农或许觉得这是一箭双雕的好事：经过拌种处理的种子不仅可以防虫，还可以减少乌鸫的数量。但如此一来生活在水田中的几种禽鸟也难逃一劫。
现在人们习惯于将“讨厌的生物和给人类造成不便的生物”彻底铲除。这种大开杀戒的行为越来越常见，而鸟类不仅仅是遭受毒物意外伤害的无辜受害者，有时甚至成了人们有意铲除的“有害物种”。在一些地区，人们通过在空中喷洒对硫磷一类的毒物来驱赶鸟类，其原因是谷农认为这些鸟类在稻田里聚集使他们遭受损失。这股愈演愈烈的杀戮之风使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深表关切，并指出“喷洒对硫磷的地区对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形成潜在威胁”。在印第安纳州南部，一群农场主在1959年夏季出资雇了一架飞机在一片洼地喷洒对硫磷。这片洼地是几千只乌鸫的栖息地，而附近的玉米田则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实际上谷物种植业因鸟类而遭受损失的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稍稍改变种植方式，选取其他品种，就能减少鸟类造成的损失。以上文提到的事件为例，只要农场主选取籽粒深嵌入玉米棒的玉米品种，让乌鸫等鸟类不能轻而易举地啄食玉米粒，就可以减轻鸟类对玉米种植业造成的损失。可是农民听信了“使用农药好处多”的说法，让一架喷洒农药的飞机成为鸟类的“死亡天使”。
“死亡天使”让农场主们心满意足：此次喷药行动至少杀死了65 000只红翅乌鸫和椋鸟。其他野生动物的死亡状况并未记录在案，因此也不得而知。对硫磷是一种广谱杀虫剂，并不是单纯针对乌鸫的毒药。居住在这片洼地的兔子、浣熊和负鼠或许从未涉足农场主们的玉米田，可是它们也被判了死刑。农场主们是做出这一判决的法官兼陪审团，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小动物的存在，对它们的生死存亡也毫不在意。
而对硫磷对人类又有什么影响呢？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果园曾喷洒对硫磷灭虫。在喷药一个月后，修枝剪叶的果园工人突然晕倒，陷入休克状态。多亏了医生高明的医术他们才逃过一劫。在印第安纳州，孩子们还能随心所欲地在田间林里玩耍吗？他们还能沿着河流探险吗？如果孩子们还能在野外玩耍，那么是否有人看守喷洒过毒药的土地，对探险者们发出警告以防止他们无意中步入布满毒素的陷阱？农场主们使用毒药对乌鸫发起无谓的战争，这种行为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可是却没有人上前阻止。
看到眼前的一幕幕，人们不禁思索：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是什么人在宁静的池塘中投下石块，掀起轩然大波？是什么人碰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连锁效应？又是什么人作出决定，为了保护某种树木不受昆虫侵害而不惜对鸟类大开杀戒？在这些人看来，理想的世界是没有昆虫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一片荒芜，哪怕人类再也听不到鸟鸣，他们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否征求过广大民众的意见？又是谁给予他们这种权力？对于上百万的民众来说，自然界的平衡和美丽自有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可是决策者们手握“过期无效”的权力，在民众们无知无觉的情况下做出鲁莽的决定。
【注释】
[1]生物放大：在自然界中难以降解或无法降解的化学物质通过食物链的延长在生物体内聚积且浓度越来越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