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无妄之灾

当人类宣告了征服大自然的宏伟目标，并朝此目标前进时，他们已书写了一部令人痛心的大自然破坏记录，这种破坏不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地球环境，还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最近几世纪的历史中有数个由人类写就黑暗的章节——在西部平原上遭到屠杀的野牛；被猎商残害的沙鸥；因为身上的羽毛被人类盯上了而濒临灭绝的白鹭。如今，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我们又增加了新的章节和新的破坏——人类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喷洒在大地上的化学杀虫剂，是导致鸟类、哺乳动物、鱼类等动物死亡的直接凶手——实际上，受到殃及的是所有种类的野生生物。

照当前指引我们命运的理念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使用化学药物喷雾器。在人类扑灭昆虫的战役中，附带被害者是无足轻重的。如果知更鸟、野鸡、浣熊、猫，甚至是牲畜碰巧与要被消灭的昆虫居住在同一个栖息地，因此被从天而降的杀虫药水所毒害，不应该有人对此提出抗议。

希望野生生物受损问题得到公正判断的居民们如今遭遇了两难的境地。外界有两种意见，环保主义者和众多研究野生生物的生物学家作为一个阵营，他们坚称：一直以来，喷洒杀虫剂所造成的损失都是惨重的，有时甚至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但以治虫部门为另一方的阵营则试图全然否认有任何损失产生，他们认为，即使有些损失也是无关紧要，不会造成什么大碍的。我们应该接受哪种观点呢？

现场目击证人的可信度是最重要的。亲临现场的野生生物专家当然最有资格探明并阐释野生生物的损失究竟程度如何。而专门研究昆虫的昆虫学家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他们心中并不期望看到自己的防治计划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中从事害虫防治的人，当然还有化学药物的制造者——他们坚决否认生物学家所报道的事实，宣称并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能够表明杀虫行动对野生生物造成伤害。就像圣经故事中的神殿祭司和利未人一样，他们对人间疾苦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即使我们善意地理解他们，将他们的这种否认解释为是由于他们术业有专攻，因此存在不同的局限性，并且他们的利益立场各不相同，但这也决不意味着我们认可他们在杀虫剂的污染问题上具有发言权。

形成我们自己判断的最好方法是查阅一些主要的防治计划，并向那些熟悉野生生物生活方式，且对化学药物持客观态度的见证人请教：当有毒药水像雨水一样从天空进入到野生生物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鸟类观察家、为鸟儿停留在自家花园感到欢欣的郊区居民、猎人、渔夫，野外探险家来说，任何对某地的野生生物造成破坏的因素都必将剥夺他们享受欢乐的合法权利，哪怕这种破坏只有一年。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即使有时候一些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经历过一次喷药之后仍能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巨大的危害也已真切地形成。

而且，这些动物族群的灾后复兴绝非易事。喷药一般都是反复进行的，因此很难留下任何让野生生物得到恢复的漏洞。通常喷药的结果是环境受到毒化，不管是对于原住生物还是迁移到此的外来生物，这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喷药的面积愈大，危险性就愈严重，因为安全的绿洲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在纳入昆虫防治计划的一个10年中，一个喷药单位就是几千甚至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在这10年中，私人和社区喷药呈现稳步攀升的趋势，关于美国野生生物破坏和死亡的记录已案牍累累。我们来翻开其中的一些项目计划，看看都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1959年秋天，密歇根州的东南部，包括底特律大片郊区在内的两万七千多英亩土地接受了高剂量艾氏剂（一种最危险的氯化烃）药粉的空中喷撒。此项目是由密歇根州农业厅和美国国家农业部联合进行的，其宣称此次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日本甲虫。

并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这项激烈而危险的行动是必要的。相反，该州最闻名、最有学识的博物学家W·P·尼凯尔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密歇根州南部居住多年，每年夏天都在田间度过很长的时间，他声明道：“据我亲身所知，30多年来，底特律的日本甲虫为数不多。经过这些年，甲虫的数量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增长。除了在政府设在底特律的捕虫器中我曾看到过很少几只日本甲虫外，我在天然环境中仅看到了一只日本甲虫……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秘密地进行着，以致于使我一点儿也得不到关于昆虫数目增加的情报。”

来自该州机关的官方消息只是宣布这种甲虫已“出现”在进行空中袭击的指定区域。尽管缺少正当理由，但由于该州提供人力并监督项目的执行情况，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增派人手，且乡镇愿为杀虫剂付款，这个项目还是开展起来了。

日本甲虫是一种意外进口到美国来的昆虫，1916年在新泽西州被发现，当时在靠近里弗顿的一个苗圃中发现了几只带有金属绿色的发亮甲虫。起初没人能够认出这些甲虫，后来才确定它们的身份——是日本主岛上一种很常见的昆虫。显然，这些甲虫是在1912年限制条例宣布之前通过苗圃订货进口而被带进美国的。

日本甲虫从它最初进入的定居地点逐渐地发展到了密西西比河东部的许多州，这些地方的温度和降雨条件均适宜甲虫生长，它们每年都越过原先的分布界线向外扩展。甲虫定居时间最长的东部地区一直在努力推行着自然防治措施。许多记录已经证实，凡是实行了自然防治措施的地方，甲虫的数量都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范围之内。

尽管东部地区己有合理的防治甲虫经验，目前处于甲虫分布边缘的中西部各州仍然发动了灭虫攻击，这些攻击之猛烈，不仅普通的害虫无法逃脱，甚至连最厉害的敌人也会败下阵来；人们使用了最危险的化学药物，原只想消灭甲虫，但结果却使得大批人群、家禽和所有野生生物中毒。这些消灭日本甲虫的项目已造成动物生命大量遇害，其数目之大骇人听闻，并且使人类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危险。在防治甲虫的名义下，密歇根、肯塔基、爱荷华、印第安纳、伊利诺伊以及密苏里州的许多地区都浸染在化学药物的漫天喷撒之中。

密歇根州的喷洒项目是对日本甲虫的第一批大规模空袭行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艾氏剂是所有化学药物中毒性最强的一种，它对防治日本甲虫并非有独特的作用，用它来作为喷洒药剂的原因只是为了省钱——艾氏剂是最便宜的一种可用化合物。一方面，密歇根州政府在官方新闻稿中承认艾氏剂是一种“毒药”，另一方面，它又暗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使用这种药剂将不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对于“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这一问题的官方回答是：“你们个人无须采取任何措施。”）至于喷洒效果，联邦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的发言过后被当地媒体所引用：“这是一种安全的操作。”一位来自底特律公园和娱乐部的代表进一步保证说：“这种药粉对于人是无害的，也不会对植物和宠物造成威胁。”可想而知，没有一名官员查阅过美国公共卫生署、鱼类和野生动物署发表的可供参考的报告，也没有查阅关于艾氏剂剧毒性的资料。

密歇根州的害虫控制法允许该州能够在不通知土地所有者，或不必取得土地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任意进行喷药。根据这一法律，低空飞机开始飞临底特律区域。城市当局以及联邦航空公司马上被焦虑的居民们打来的无数电话所包围。《底特律新闻报》报道称，由于警察局在一个小时内就接到了近800个质询电话，警察便请求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告诉群众他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让他们知道这一切行动都是安全的”。联邦航空公司的安全员向公众保证“这些飞机都在严密的监督之下”，并且“低飞是得到了批准的”。为了减少公众的惧怕，这位安全员又做了一个多少有点错误的努力，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些飞机上有紧急阀门，随时都可以倾倒出机上负载的全部化学药物。幸运的是，这项操作没有实施。但是，当这些飞机执行任务时，杀虫剂的药粒便一视同仁地落在了甲虫和人的身上，“无害的”毒物像下雨一样地降落到外出购物或去上班的人的身上，降落在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孩子的身上。家庭妇女从门廊和人行道上扫走了被称为“看上去像雪一样”的小颗粒。正如以后密歇根州的奥杜邦协会所指出的那样：“艾氏剂和黏土混成的白色小药粒和针尖一般大小，数以百万计之多，掉落在到屋顶的天花板空隙、檐沟以及树皮和小树枝的裂缝中……当下雪和下雨时，每个水坑都变成了一洼可以致死的毒药水。”

在喷洒行动过后的几天时间内，底特律奥杜邦协会就开始收到关于鸟类异常情况的报告电话。奥杜邦协会的秘书安·博伊斯夫人说：“我在星期天早上接到一个妇女的电话，这是人们首次表现出对喷药后果的关注，她报告说当她从教堂回家时，在路上看到了大量已死的和濒死的鸟。那里是星期四喷的药。她说，这个区域已经彻底找不到一只能飞的鸟儿了。她在自家后院发现了至少十几只死鸟，邻居的后院里还有死亡的松鼠尸体。”那天博伊斯夫人接到的所有电话都报告“死鸟数量惊人，未发现生还的鸟”……一直都在自家后院里放着鸟食器饲养野鸟的人们说，“根本没有鸟儿可养了。”人们在路上捡起的那些垂死的鸟儿表现出明显而典型的杀虫剂中毒症状：战栗，失去了飞翔能力，瘫痪，惊厥。

直接受到影响的生物并非只有鸟类一种。据一位当地兽医报告，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前来求医的宠物主人，他们都带着突然病倒的狗和猫。小心翼翼地整理着皮毛、舔舐着爪子的猫看起来是受伤害最大的。它们的症状包括严重的腹泻、呕吐和惊厥。兽医对这些求医者所能提出的唯一劝告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让动物外出；假若动物出去了，应赶快把它的爪子洗干净。（但是水果或蔬菜表面的氯化烃药物都无法洗掉，所以这种措施所提供的保护能力十分有限。）

尽管城镇卫生委员坚持认为，这些鸟儿必定是被“其他种类的喷洒药物”杀害的，人们与从天而降的艾氏剂发生接触后爆发的咽喉及胸部刺痛症状也一定是拜“其他原因”所赐，但当地卫生部门却收到了源源不断的投诉。底特律一位著名的内科大夫在一小时内被请去为4位病人看病，他们都是在观看飞机喷洒作业时接触到了杀虫药。这些病人表现出同样的症状：恶心、呕吐、发冷、发烧、异常疲劳，还咳嗽。

用化学武器对抗日本甲虫的热潮持续升温，底特律城的这一遭遇在其他地区不断上演。人们在伊利诺斯州的蓝岛捡到了几百只死鸟和奄奄一息的鸟儿。从收集鸟儿的人那儿得来的数据表明，该地80%的鸣禽已死亡。1959年，在伊利诺斯州的朱里叶，有3000多英亩土地喷洒了七氯。从当地一个渔猎俱乐部提供的报告来看，喷药区的鸟儿“实际上已被彻底消灭”。兔子、麝鼠、负鼠和鱼也成批死去，当地一个学校甚至将收集被杀虫剂毒害的鸟儿作为一项科研课题。

伊利诺伊州东部的谢尔顿和易洛魁镇附近地区为了造就零甲虫的生态环境付出了沉痛代价，可能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遭遇比它们更悲惨的城镇了。1954年，美国农业部和伊利诺伊州农业厅沿着甲虫入侵该州的路线开展了一场根除日本甲虫的运动，他们满怀希望，并且有信心通过密集的喷药行动来消灭入侵的甲虫。在首次“扑灭运动”进行的当年，狄氏剂从空中被喷洒到1400英亩的土地上。另有2600英亩土地在1955年也以同样的方法被处理，这一任务被认为是圆满完成的。然而，即使在执行计划的第一年就对野生生物及家禽造成了严重损害，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请求使用化学处理方法治理土地，到1961年末，已有1.31万英亩的土地喷洒了化学药物。化学喷洒还在继续进行，但是这些计划在执行之前都没有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署和伊利诺伊州狩猎管理处商量。（然而在1960年春天，联邦农业部的官员们在国会委员会前对一项法案提出反对，此法案要求实施化学喷洒项目前需与相关部门进行此类事前商议。他们委婉地宣称，该法案是不必要的，因为合作与商议是“经常性的”。这些官员都对无法达到“华盛顿水平”的那些不甚有效的合作避而不谈。在同一场听证会中，他们明确表示不愿与州立渔猎部门进行协商。）

用于执行化学防治项目的资金源源不断而来，相比之下，来自《伊利诺伊州自然历史概观》的生物学家们试图测定化学药物对野生生物所造成的损害，却不得不在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工作。1954年用于雇佣农林助理员的资金只有区区1100美元，而到了1955年，此项专款则被取消。尽管困难重重，生物学家们还是收集到了许多事实，并将它们综合在一起，集中地描画出了一幅野生生物遭到空前未有的巨大损毁景象——化学防治项目一旦开始付诸实施，这种毁坏就立刻凸显。

以昆虫为食的鸟类中毒情况的发生不仅取决于所使用的毒药类型，还取决于毒药的使用方式。在谢尔顿早期执行计划期间，狄氏剂是按照每英亩三磅的比例进行喷洒。要想了解狄氏剂对鸟类的影响，人们只需知晓，在实验室里对鹌鹑所做的实验已证明狄氏剂的毒性为DDT的50倍。因此在谢尔顿土地上喷洒的狄氏剂，其毒性大约等同于每英亩喷洒了150磅的DDT！而这仅是最小值，因为在进行药物喷洒时，农田的边缘和角落都有重复喷洒的现象。

化学药物渗透了土壤，中毒的甲虫幼虫爬到地面上，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后便死去，它们的尸体对于食虫鸟儿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喷药后两个星期内，各种类型的已死的和濒死的昆虫数不胜数。可想而知有多少鸟类受到了影响。褐鸫、椋鸟，草地鹨、白头翁和雉鸡基本已全部绝迹。根据生物学家的报告，知更鸟“几乎全军覆没”。细雨过后，死去的蚯蚓随地可见；知更鸟应该就是吃了这些有毒的蚯蚓而死亡的。同样，对于其他的鸟类来说，曾经如同甘霖的降雨在毒药邪恶力量的作用下变质，然后降落到它们身上，成为夺命的药水。有人见到在喷药几天后，曾在雨水坑里饮水和梳洗的鸟儿都接连死去。

幸存下来的鸟儿虽捡回一条性命，却患上了不育症。即使喷药区中能找到零星几个鸟窝，里面有些许鸟蛋，但没有一个是能够孵出小鸟的。

至于哺乳动物，黄鼠已几乎灭绝，它们的尸体呈现中毒暴毙的特征。喷洒过药物的地方出现了死去的麝鼠，田野中还有死兔子。狐松鼠向来是城镇里较为常见的动物，但在喷洒化学药物后，它们也不见了踪迹。

对抗甲虫的战争发动以后，谢尔顿地区的任何一个农场中倘若有猫幸存，那可真是件稀罕事。在喷药后的一个季度里，农场中90%的猫都变成了狄氏剂的牺牲品。这样的情况本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在其他地方早有这些毒药的黑历史记录在册。猫对所有种类的杀虫剂都非常敏感，狄氏剂尤甚。世界卫生组织在爪哇西部实施了抗疟疾项目，在此过程中，许多猫被报告死亡。在爪哇的中部，死去的猫数量实在太大，以至于一只猫的价格飙升至原先的两倍以上。同样的，世界卫生组织在委内瑞拉喷洒药物时也收到报告说猫在当地的数量已减少到成为一种稀有动物的程度了。

在谢尔顿，不仅野生生物遇害，连家禽也在扑灭昆虫的运动中遭殃。生物学家对几群羊和牛所做的观察表明，中毒和死亡的阴影也同样威胁着牲畜的生存。《自然历史概观》的报告中描述了其中的一个情节：

羊群横穿过一条石子路，从一个于5月6日喷洒过狄氏剂的田野被赶到另一片未经喷药的兰草小牧场上。显然，肯定有一部分药粉越过道路飘到了牧场上，因为羊群几乎马上就表现出中毒的症状……它们对食物失去兴趣，极度不安，沿着牧场篱笆不停转悠，明显是想找到出去的路……它们不肯被驱赶，几乎一直在咩咩乱叫，耷拉着脑袋站立；最后，它们还是被带出了牧场……羊群表现出对水极度的渴求，我们在流经牧场的水溪中发现了两只死羊，剩下的羊多次被赶出那条水溪，甚至有几只是人们不得不用力把它们从水里拉出来的。最后有3只羊死亡，那些活下来的羊则得以恢复到从前的外观。

这就是1955年年底的状况。虽然化学战争已连续进行了多年，研究工作的资金细流却完全干涸。进行野生生物与昆虫杀虫剂关系研究所需的钱作为年度预算的一部分，由自然历史调查所提交给了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但是这笔预算肯定在第一审查中就被排除了。直到1960年，才找到钱去支付给一位农林助理员——他一个人干了至少需要4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当生物学家于1955年重新开始一度中断的研究时，野生生物遭受损失的荒芜景象几乎没有什么好转。这时，化学之战所采用的药物已换成毒性更强的艾氏剂，鹌鹑实验表明，艾氏剂的毒性为DDT的100至300倍。到1960年，栖居在这个区域中的各种野生哺乳动物都受到了毒害。鸟儿的情况更为糟糕。在多诺万这个小城镇里，知更鸟已经绝迹，白头翁、褐鸫、椋鸟也不例外。在别的地区生活着的上述这些鸟类以及其他许多鸟类数量都大大减少。野鸡猎人们尤其强烈地体会到甲虫战役所带来的后果。在用药粉处理过的土地上，鸟窝的数目减少了近乎50%，一窝中孵出的小鸟数量也减少了。前几年，这些地区都是打野鸡的好去处，现已变得无人问津，因为这里再也捕捉不着什么猎物了。

尽管在扑灭日本甲虫的名义下发生了生态大破坏，而易洛魁镇在8年多时间里对面积超过10万英亩的土地进行了化学处理，现在看来，所取得的成果仅仅只是暂时压制住了这种昆虫的数量，它们向西部移动的趋势并未停止。这一成效欠佳的计划所带来的损失，其严重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伊利诺伊州的生物学家所测定出来的结果仅是一个最小值。假若给研究计划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研究工作能够全面开展，覆盖到各个方面，不留下遗漏之处，那么揭露出来的破坏情况就会更加骇人。但是杀虫项目进行的8年时间内，生物学的野外研究所得到的全部资金支持仅有6000美元。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为甲虫防治工作花费了近7.35万美元，州立政府还额外追加了几千美元。因此，伊利诺伊州生物学野外研究的全部研究费用仅是化学喷药项目费用的一个零头——1%。

中西部的喷药计划一直在一种紧迫而恐慌的情绪中进行，好像甲虫的蔓延造成了一种极端危险的局面，为击退甲虫可以不择手段。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如果这些忍受着化学药物侵害的村镇熟知日本甲虫在美国的早期历史的话，他们就肯定不会默许该计划的执行。

东部各州非常幸运，它们在人工合成杀虫剂发明之前就遭到了甲虫的入侵，这些州不仅没有被虫灾击垮，它们还采用了对其他生物没有危害的手段控制住了日本甲虫。在东部，没有一处地方像底特律和谢尔顿那样使用喷洒化学药物的方法。自然防治法是东部所采用的有效治理措施之一，这个方法具有效果长久和对环境安全无害的多重优越性。

在甲虫进入美国的最初10多年中，甲虫由于脱离了在原生故乡约束其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到了1945年，甲虫在其蔓延所及的大部分区域已变成一种无足轻重的害虫。它们的衰落主要是从远东进口而来的寄生虫和可使甲虫机体致命的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

1920到1933年间，在对日本甲虫的出生地环境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调查后，有34种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从东方国家进口而来，以期建立起日本甲虫的自然防治屏障。其中有5种昆虫已在美国东部很好地定居了下来。治虫成效最好、种群分布最广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一种名叫春臀沟土蜂的寄生性黄蜂。当雌蜂在土壤中发现甲虫幼虫时，就会在幼虫体内注射使其瘫痪的液体，同时将一个卵产在它的表皮下。蜂卵孵成土蜂幼虫后，土蜂幼虫就以麻痹了的甲虫幼虫为食，慢慢地把它吃光。在大约25年间，这种黄蜂在州与联邦机构联合项目的执行下被引进到东部14个州，并在这个区域广泛地定居下来。它们在防治甲虫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受到昆虫学家们的普遍赞誉。

一种细菌性疾病所做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这种疾病影响到甲虫之中的金龟子科，而日本甲虫就属于此科昆虫。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菌——它不侵害其他类型的昆虫，对于蚯蚓、温血动物和植物均无害。这种疾病的孢子存在于土壤中。当孢子被觅食的甲虫幼虫吞食后，它们就会在幼虫的血液里以惊人的速度繁殖，致使甲虫幼虫变成变态的白色，因此这种疾病俗称为“牛奶病”。

1933年，新泽西州首次发现牛奶病，到1938年这种病已蔓延到日本甲虫繁殖的领地。在1939年，为促使该病更快地传播，一个防治计划开始施行。人们没有找到能使这种致病细菌生长速度增快的人工方法，不过却发明了一种效果令人满意的代替办法：将被细菌感染的幼虫磨碎后干燥脱水，与白土混合起来。按标准，1克土内应含有1亿个孢子。在1939—1953年期间，东部14个州大约9.4万英亩土地按照联邦与州的合作计划进行了处理；另有一些联邦区域的土地也进行了该处理；另外一些由私人组织或者个人所处理的土地不在官方记录中为人们所知，但面积也相当广阔。到了1945年，牛奶病孢子已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甲虫中大为流行。在一些实验区域中，受感染的幼虫比例高达94%。孢子病的扩散工作于1953年已不再作为一项政府公共事业继续推进，而是被一个私人实验室所承包，这个私人实验室继续为个人、公园俱乐部、居民协会以及其他一切需要防治甲虫的人提供这种孢子细菌杀虫服务。

曾经实行此计划的东部各区域现已靠高度有效的自然防控而高枕无忧，不再受到甲虫成灾的困扰。这种细菌能在土壤中存活多年，因此，其效力会不断增加，而且还通过各种自然媒介得以继续传播扩散，它们已按预期目的永久地在这里驻扎了下来。

然而，为什么东部这些令人叹服的治虫经验不能在目前正狂热地对甲虫实施化学打击的伊利诺伊州和其他中西部各州试行呢？

有人告诉我们，用牛奶病孢子进行接种“太过昂贵”了，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东部14州，并没有人认为此法造价高昂。而且，“太过昂贵”这一结论是根据什么计算方法得出的呢？持有该结论的人显然没有将像谢尔顿药物喷洒计划所造成的那般全面毁灭的真正代价计算进去。这个评价同样未考虑这一事实——孢子接种一次即可，第一次的费用也就是唯一的费用。

还有人告诉我们，牛奶病孢子不能在甲虫分布较少的区域使用，因为只有在土壤中已经有大量甲虫幼虫存在的地方，牛奶病孢子才能定居。和那些支持喷药的声明一样，这种说法也应当受到质疑。现已发现，引起牛奶病的细菌还可以感染至少40种其他类型的甲虫。这些甲虫的分布很广泛，即使在日本甲虫数量很少或是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该细菌也完全可以传播甲虫疾病。而且，由于孢子在土壤中有长期生存的能力，它们甚至可以在任何甲虫幼虫都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活，等待合适的发展时机，就像在目前处于甲虫蔓延边缘的地区那样。

毫无疑问，那些不计代价、希望杀虫工作立刻见效的人将会继续使用化学药物与甲虫作斗争。那些乐意追随现代潮流，不愿选择建立生物控制法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化学杀虫法不会一劳永逸，需要频繁而昂贵的反复实施操作。

另一方面，那些愿意等待一两个季度来收获完满结果的人将转而使用牛奶病来治理虫害；他们将彻底控制住甲虫，且这个治虫成果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失效。

一个大规模研究项目正在伊利诺伊州皮奥瑞亚的美国农业部实验室中进行，该项目的目的是想找到人工培养牛奶病细菌的方法。这将大大降低它的造价，并将促进它更广泛的推广应用。经过数年研发工作，已陆续有一些成果的报道。当这一“突破”完全实现时，可能我们会重拾理智，站在客观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去对付日本甲虫，毕竟这些甲虫在极端猖獗时一直是困扰中西部化学防治项目的噩梦。

像伊利诺伊州东部喷洒药物这样的事情引出了一个不仅是科学上的，更是道德上的问题，即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在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战争的同时避免自身毁灭，还能不失却作为文明族群的应有体面？

杀虫剂的毒效没有选择性和指向性，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我们所希望除去的某个特定种类的昆虫。每种杀虫剂之所以被使用，只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它是一种致死的毒药。因此，它毒害了所有与之接触的生命：可爱的家养猫、农民的耕牛、田野里的兔子和高飞的角云雀。这些生物对人类没有任何害处。事实上，这些生物及其伙伴们的存在为人类的生活增添了更多乐趣。然而，人们却报之以突如其来且悲惨可怖的死亡。谢尔顿的科学观察者们描述了一只垂死的草地鹨的症状：“它的身子侧躺着，虽然已失去肌肉的协调能力，也不能飞动或站立，但它还在不停拍打着翅膀，并紧紧收缩起爪子。它的喙部一直保持着张大的姿态，每一次呼吸都非常吃力。”更令人心生怜悯的是地松鼠濒死之时无声的证言，它们“表现出将死的特征，脊背弯曲，握紧的前爪抽缩在自己胸前……它们的头和脖子往外伸得老长，嘴里总是含着泥土，这表明它们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曾经煎熬而绝望地啃啮着地面”。

我们竟能容忍和默许对生灵造成此般痛苦折磨的行动，试问我们之中的哪一个不是降低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层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