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绿色的地幔
水、土壤以及大地上植物形成的绿色地幔共同组成了适宜地球动物存活的世界。如果没有植物汲取太阳能并制造出人类生命所必需的基本食物，我们将无法生存，而现代人几乎已将这个事实完全淡忘。我们对待植物的态度太过狭隘。我们发现某种植物具有直接用途，就去种植它。我们因为某些原因认为某植物不合心意，或仅仅只是对其缺乏兴趣，便立即宣判它的死刑。除了各种对人和牲畜有毒，或是妨碍农作物生长的植物，许多被我们标记为必须消灭的植物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狭隘地认为它们碰巧在错误的时间里生长在了错误的地点。还有很多植物是因为和那些不合人类心意的植物长在一处，被一同毁掉了。
地表植物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里，植物和大地、一些植物与另一些植物、植物和动物这几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而重要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当我们别无选择而必须破坏这些关系时，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充分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将会产生的远期后果。但如今除草剂行业蓬勃兴隆，产品销量直线上升，产品用途广泛，刺激了除草化学药剂的大量生产，因此，这些产品的制造商是不会在破坏生态关系的时候保留谨慎态度的。
在我们轻率地破坏风景，造成严重后果的多起事件中，最悲惨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美国西部的鼠尾草地。人们在那里实施了将鼠尾草地改为牧场的大型工程。我们应当从历史观点和风景意义来理解一项事业。因为自然景色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创造出来的动人画面。它如同一本打开的书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大地是如何经历漫长的过程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持它的完整性。而现在，书本打开放在那儿，却没有人去阅读。
这片生长鼠尾草的土地位于西部高原和高原上的山脉低坡地带，这是一片在数百万年以前由落基山系巨大隆起所产生的土地。这里的气候异常恶劣：漫长的冬季，当暴风雪从山上袭来，积雪深深地堆积在平原上；夏天的时候，由于缺少雨水，这里被炎热、干旱所包围，土壤受到严重的威胁，干燥的风吹过的时候，一并带走了植物叶子和茎干中的水分。
此处的景观不断变迁，在漫长的期间里，应该曾经有许多种植物都尝试过在这片狂风肆虐的高原上落地生根，但都接连以失败告终。最后，一类兼备了在此生存所需要的全部特性的植物渐渐发展起来。这种植物就是鼠尾草——它们植株低矮，属灌木类植物，能够在山坡和平原上生长，借助灰色的小叶子抵御大风侵袭，保持住体内的水分，不至于被风干。西部大平原变成了鼠尾草驻扎的土地，它们的生长并非偶然，而是自然选择的长期结果。
这个地区的动物生命也和植物生命一同发展起来，这是符合土地的迫切需要的。恰好在这时，有两种动物像鼠尾草那样完美地适应了它们的栖息地的生活环境。一种是哺乳动物——敏捷优美的尖角羚羊；另一种则属于鸟类——鼠尾草松鸡，也就是路易斯和克拉克地区所说的“平原鸡”。
鼠尾草和松鸡这两种生物看起来是完美的天生一对。松鸡的自然生长周期和鼠尾草的生长期相一致：当鼠尾草地的面积缩小时，松鸡的数目也相应地减少。对于松鸡这种平原鸟类来说，鼠尾草为它们提供了一切生存条件。山脚下低矮的鼠尾草遮蔽着鸟巢和幼鸟，茂密的草丛是鸟儿游荡和停歇的地方，而且鼠尾草一直都是松鸡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同时，它们之间也是有来有往的，这种明显的依存关系表现在松鸡会帮助疏松鼠尾草根部及四周的土壤，还会清除隐蔽在鼠尾草丛中生长的其他杂草。
羚羊也使自己的生活与鼠尾草相适应。它们是这个平原上最主要的动物，当冬天第一场大雪降临时，原本在山间度夏的羚羊都向地势较低的地方转移。在那儿，鼠尾草为羚羊提供了食物，帮助它们度过寒冬。其他所有植物都掉光了叶子的时候，鼠尾草仍旧青翠，它那灰绿色的叶子还缠绕在浓密的灌木茎梗上——这些叶子带着苦味，散发出芬芳香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以及动物所需要的矿物质。大雪堆积之下，鼠尾草的顶端还尖尖地露出来一点，羚羊可以用尖利的蹄子翻找到它们。这时，靠鼠尾草为食的松鸡也会在被风扫刮过的光秃秃地面上找到鼠尾草，或是跟随着羚羊到它们刨开积雪的地方觅食。
还有另一些生物也仰仗鼠尾草存活。黑尾鹿经常在鼠尾草丛中取食。可以说，鼠尾草保障了那些食草牲畜在冬季中的生存。绵羊在许多冬季牧场里放牧，高大的鼠尾草丛几乎是牧场里生长的唯一一种植物。鼠尾草的能量价值比紫苜蓿更高，在一年里的一半时间中，它都是绵羊最主要的饲料来源。
因此，严寒高原，紫色的鼠尾草残枝，野性而迅捷的羚羊以及松鸡，这一切就是一个完美平衡的自然系统。果真如此吗？在那些人们试图改变自然存在方式的地区，恐怕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而这样的地区现已十分广泛，并且还在日益增多。在发展的名义下，土地管理局已开始着力于满足放牧者获取更多草地的贪婪要求。因此，他们要种植牧草来取代鼠尾草。于是，在自然条件适合牧草和鼠尾草混生，或牧草在鼠尾草的掩蔽下得以生长的土地上，人们计划把鼠尾草全部除掉，使土地变成纯牧草的草场。似乎很少会有人发出质疑，这一区域是否适合种植牧草？牧草是否能够维持自然环境的稳定？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生态平衡的要求？当然，大自然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个雨水稀少的地区，年降雨量不足以供养牧草生长，使它们形成优质的草场，但这样的降雨量却对在鼠尾草庇荫之下生长多年的生羽茅属植物比较有利。
然而，根除鼠尾草的计划已经进行了多年。一些政府机关热衷于参与这项活动，工业部门也满怀热情地参加和鼓励这一事业，因为这一事业同时为牧草草种的交易以及大型的整套收割、耕作及播种机器的出售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现在化学喷雾剂作为新武器也被增加进来了，每一年都有几百万英亩的鼠尾草地被喷洒化学药物。
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消除鼠尾草和播种牧草的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推测。长期和土地打交道的人们认为，在美国，牧草和鼠尾草混生，以及牧草在鼠尾草丛下生长的情况肯定比牧草独自生长的情况好，因为鼠尾草有着锁住水分、保持土壤湿润的功能。
这个计划只顾达到其眼前的目的，但结果显然是整个紧密联系着的生命之网被撕开了一个大口。羚羊和松鸡将随同鼠尾草一起绝迹，黑尾鹿也深受其害；野生生物的灭绝将使土地变得更加贫瘠，甚至人工饲养的牲畜也不能幸免于难；夏天的牧草产量不足以满足绵羊过冬的需求，到了冬季，平原上没有了鼠尾草、耐寒灌木和其他野生植物的踪迹，绵羊只能在风雪交加中饥寒交迫。
这些是首要的明显影响。第二个明显的影响则与对准了自然界的那杆喷药枪有关：化学药物还毁坏了除了原本目标之外的大量植物。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在他最近的著作《我的旷野：凯达丁西行》中叙述了在怀俄明州的布里吉尔国家森林中，由美国森林管理局所造成的一个生态破坏的震撼事例。迫于想得到更多草地的放牧者的压力，一万多亩鼠尾草地被森林管理局喷了药，按预先计划的那样，鼠尾草被杀灭了。然而，对于那沿着蜿蜒曲折的小河穿过原野的垂杨柳来说，它们生机勃勃的青翠柳绦也遭到同样的灭顶之灾。麇鹿一直生活在这些柳树丛中，柳树对于麋鹿的意义正如鼠尾草对于羚羊的意义一样。以柳树为食的海狸也一直生活在那儿，它们伐倒柳树，建造了一个横跨小河的牢固水堤。海狸的劳动还造就了一个小湖。山溪中的鳟鱼很少有超过6英寸长的，然而在这里，它们长得肥壮硕大，许多鱼已达到5磅重。水鸟也被吸引到湖区。正因为柳树及依靠柳树为生的海狸的存在，这里已成为引人入胜的娱乐地区，是钓鱼和打猎的绝佳场所。
但是，由于森林管理局所制定的“改良”措施，柳树也遭到鼠尾草那般的下场，被同样的化学喷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1959年道格拉斯法官造访这个地区的时候正是喷药当年，他异常惊骇地看到枯萎垂死的柳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创伤”。麋鹿将会怎么样呢？海狸以及它所创造的小天地又怎样呢？一年以后他重返此地以了解风景毁坏的结果。麋鹿和海狸都已不见影踪。小河上那个重要的大坝由于缺少高超的建筑师的悉心照料也不复存在。湖水已经枯竭，没有一条大点儿的鳟鱼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东西还能够生存在这个被遗弃的小河湾里，孤零零的小河穿过没有树荫、毫无遮蔽的炎热土地。这个生命世界已被完全破坏。
除了400多万英亩的牧场每年都接受喷药外，其他类型的大片地区为了控制野草，同样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化学药物的处理。例如，一个面积比整个新英格兰地区还大的区域（5000万英亩）现在由公用事业公司所经营，为了“控制灌木”，大部分土地正在接受例行喷药处理。在美国西南部，约有7500万英亩种植豆科植物的土地需要进行管理，化学喷药是最受积极推崇的办法。一个面积很大，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木材生产地目前正在进行空中喷药，其目的是为了在针叶树中“清除”杂木。在1949年后的10年期间，用灭草剂处理的农业土地数量翻了一番，到了1959年已达到5300万英亩。若加上接受过喷药处理的私人草地、花园和高尔夫球场的总面积，势必将得出一个惊人天文的数字。
化学灭草剂是一种光鲜的新玩具。它们以惊人的壮观方式发挥效用；在那些使用者的面前，它们显示出令人目眩的征服自然的力量，但是其长远的、不大明显的效果就很容易被当作是悲观主义者毫无根据的想象而被漠视。“农业工程师”愉快地讲述着将犁头改成喷雾枪的“化学耕种”。上千个村镇的父老们乐于倾听那些化学药物推销商和热心承包商的话，这些承包商通过扫清道路两边的丛林换取报酬，“比割草便宜多了”——是他们的叫卖声。也许，它将以整齐的几排数字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然而真正付出的代价不能仅以美元计，还要以我们不久后将要考虑到的许多同样不可避免的损失来计算。考虑到与风景有关的各种利益的无限损失，化学药物的批发广告应当是很昂贵的，远高于其实际投放的金钱成本。
例如，被全国各地商会所推崇的商品——假日游客群体中的良好信誉口碑已毁于一旦。路边原野曾有的美景被化学药物摧毁，由此带来的抗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喷药作业把蕨类植物、野花、点缀着花朵和浆果的天然灌木所构成的美丽景色变成了棕色的枯萎旷野。一个新英格兰妇女生气地给报社投稿写道：“如今在道路两旁，我们正制造出一种肮脏枯焦、气息奄奄的混乱景象。”“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为这儿的美丽景色打广告做宣传，这般景象肯定不是游客们所期望看到的。”
1960年夏天，来自各州的环保主义者集中在缅因州一座宁静的小岛上观看该岛屿的持有者密里森特·托德·滨哈姆给全美奥杜邦协会所做的展示。那天的讨论中心是保护自然景色以及由从微生物到人类的各种生物交织联结的关系所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但是来访旅行者们背后谈论的都是对于沿路自然环境破坏的愤慨之情。以前，沿着穿过四季常青的森林的道路行走，是一件愉快的事，道路两旁是杨梅、香甜的蕨类植物、赤杨和越橘。现在只有一片干枯焦萎的荒芜景象。一位环保主义者这样描述他在8月份游览缅因岛的情景：“我来到这里，为缅因原野的毁坏而感到气愤。前几年这儿的高速公路与野花和迷人的灌木接壤，而现在只剩下一英里接着一英里的死去的植物残痕……从经济角度考虑，试问这般景象在旅行者中间所造成的口碑信誉损毁，随之带来的经济损失是缅因州能够承受的吗？”
在全国范围内，以治理路旁灌木丛为名的愚蠢破坏正在进行。缅因原野仅仅是其中一例，它所遭受的破坏特别惨重，这使得我们中间那些深爱该地区美丽景色的人异常痛心。
康涅狄格植物园里的植物学家称，我们对美丽的原生灌木及野花的破坏已上升到了“公路危机”的程度。杜鹃花、山月桂、蓝莓、越橘、荚蒾、山茱萸、杨梅、羊齿植物、矮棠棣、美洲冬青、苦樱桃以及野李子在化学药物的密集火力进攻之下奄奄一息。曾给大地带来雅致美景的雏菊、黄金菊、野胡萝卜花、秋麒麟草以及秋紫菀也枯萎了。
不仅农药喷洒的计划制定不当，药物的肆意滥用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新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城镇里，一个承包商完成作业后，他的箱槽里还剩下一些药，于是他就沿着这片不允许喷药的路旁林地倒光了箱里的化学药物，结果这个乡镇失去了曾有的秋季美景——从前每到秋天，道路两旁就交织着紫菀和秋麒麟美丽的天蓝色和金黄色，哪怕是从外地远道而来，这等胜景也值得一看。在另一个新英格兰的城镇，一个承包商由于对此地公路法规不太熟悉，违反了该州对城镇喷药的规定。法律规定该州对道旁喷药的最高限度规定为4英尺，而他在路边对道旁植物的喷药高度达到8英尺，由此留下了一条宽阔丑陋的焦黑痕迹。马萨诸塞州乡镇的官员们从一个热心的农药推销商手中购买了灭草剂，却不知道里面含有砷，在道路两旁喷药后，引发的恶果之一就是12头母牛因砷中毒而死亡。
当渥特弗镇于1957年在路边田野施用化学除草剂时，康涅狄格植物园自然保护区的树木也受到了严重伤害；即使没有直接喷药，大树还是受到了影响。虽然这正是万物生长的春季，橡树叶子却开始卷曲并变为深褐色，然后新芽开始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冒出并长大，树木呈现出一派无精打采的景象。到了冬季，树上粗大的枝干都死了，剩下的枝干也掉光了叶子，从那以后这些大树就一直保持着这般扭曲而垂头丧气的模样。
我对一段公路非常熟悉，道路两侧的赤杨、荚蒾、羊齿植物和杜松构成了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随着季节的变化，鲜艳热烈的花朵和秋日里如同宝石串的累累硕果轮替着装点这条道路。这里的交通运输不甚繁忙，几乎没有灌木在急转弯和十字路口处妨碍司机视线，造成安全隐患。然而，自从这条路的喷药作业开始以后，它就变成了人们匆匆而过、再也不愿留恋的地方。这里是个贫瘠丑陋的世界，见者无不心生厌憎，而这一可怕的世界是我们放任喷药造就的。但当局不知为何在某些地方手下留情，或者是作业人员意外疏忽，严格规划安排的喷药区中间留下了一些美丽的绿洲——在这些绿洲的映衬之下，周围绝大部分植物被损毁的地区更令人难以忍受。绿洲里白色的三叶草随风飘荡，紫色野豌豆花好像一片彩云，火焰般的延龄草热烈夺目——面对这样的景色，我的精神备受鼓舞。
如此美好的植物只有在那些出售和使用化学药物的人眼中才会被当成“野草”看待。在一个定期举行的控制野草会议的某期会讯中，我曾看到一篇关于灭草剂哲学的离奇言论。该作者坚持认为杀死有益植物“只因为它们和坏的植物长在了一起”。那些抱怨路旁野花遭到伤害的人启发了这位作者，使他想起历史上的反对活体解剖论者，他说：“如果我们根据人的行为来对他们进行判断，那么对于这些反对活体解剖论者来说，一只迷路的狗的生命甚至比孩子们的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怀疑这位作者犯了严重歪曲他人原意的错误。我们喜爱野豌豆、三叶草和延龄草那精致而稍纵易逝的美丽，但如今道路两旁的景色仿佛被大火席卷灼烧，灌木已成了焦黑色，枯枝脆弱易断，以前曾骄傲地高举着花絮的欧洲蕨，现在已枯萎地耷拉下来。我们容忍这般“野草”繁盛的景象，它们的灭绝并没有令我们感到高兴，人类又一次强势地征服了这个混乱的自然界，然而那我们不觉得欢欣鼓舞——这似乎使我们在他眼里看起来软弱得近乎可悲。
道格拉斯法官谈到他参加的一个联邦农民会议，与会者讨论了本章前面所说过的居民们对鼠尾草喷药项目的抗议。这些与会者认为一位老太太因为野花将被毁坏而反对这个计划实在滑稽可笑。这位颇具人性而聪敏的法官这般问道：“就如同牧人寻找一片草地，或者伐木者寻求一棵树木的权利不可剥夺一样，难道寻找一株萼草或卷丹就不是她的权利吗？”“我们继承原野景色的美学价值就如同我们继承山丘中的铜、金矿脉和山区森林的价值一样多。”
当然，在我们保全道旁植被的希冀中，除了美学价值，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方面的考虑。在生态学中，天然植物有其独特的重要地位。乡间沿路的树篱和块状的原野为鸟类提供了寻食、隐蔽和孵养的地方，还为许多小型动物提供了生活的家园。单在东部的许多州里，有70多种灌木和藤蔓植物是生长在公路旁的典型植物种类，其中65种是野生生物的重要食物来源。
这些植物也是野蜂和其他授粉昆虫的栖息地。我们是多么依赖这些天然授粉者，却常常对此毫无知觉。农民本身认识不到这些野蜂的价值，还频繁采取各种措施，导致野蜂无法正常地履行自己的使命。一些农作物和许多野生植物都部分或全部依赖于天然授粉昆虫的帮助。农作物的授粉过程中有几百种野蜂的共同参与——仅光顾紫苜蓿花的蜂就有100种。若没有昆虫帮助授粉，生长在未耕耘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保持土壤和增肥土壤的植物必定会灭绝，从而给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森林和牧场中的许多野草、灌木和乔木都依靠本地的昆虫进行繁殖；假若没有这些植物，许多野生动物及牧场牲畜就会面临食物短缺的危机。现在，清耕法和对树篱和野草的化学杀灭正在摧毁这些授粉昆虫最后的避难所，斩断生命之网中不同生物之间微妙的联结关系。
我们知道，这些昆虫对我们的农业发展和园林景观是如此重要，它们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而不是栖息地遭到随意破坏，家园失落。蜜蜂和野蜂主要依靠像秋麒麟草、芥菜和蒲公英这样一些“野草”提供的花粉来作为幼蜂的食料。在紫苜蓿开花之前，野豌豆为蜜蜂供给了基本的春天饲料，使其顺利地度过春荒季节，以便为紫苜蓿花授粉做好准备。秋天，除了凭借秋麒麟草贮备粮食过冬之外，它们没有其他食物来源。由于大自然本身具有精确而巧妙的定时能力，一种野蜂恰好能够在柳树开花当天出现。实际上，能够理解这些情况的人不在少数，但这其中却不包括那些订购了大批化学药水，并用它们大规模浸透了整个大地景观的人。
那些了解固有栖息地对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的人现在身在何方呢？他们中间那么多的人都在说除草剂不会伤害野生动物，认为它们的毒性比杀虫剂要小一些，这就是说，无害即可用。然而当除草剂降落在森林和田野，降落在沼泽和牧场的时候，它们给野生动物栖息地带来了显著的变化，甚至是永久性的破坏。从长远来看，野生动物的住地和食物都被毁掉了——这也许比直接杀死它们更糟糕。
这种全力以赴地对道路两旁及路标界区的化学袭击具有双重的讽刺性。经验已清楚表明，企图实现的目标是不易达到的。滥用除草剂并不能一劳永逸，长久地控制路旁丛林的生长，而且这种喷洒施药不得不年年重复进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拘泥于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方法，全然不考虑现有的、完全可靠的选择性喷药方法——此法能够长期控制植物生长，不必再在大多数植物中反复喷药。
控制沿着道路及路标界的丛林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地面上除了青草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清除掉，说得更恰当一点，这是为了除去那些最后会长得很高的植物，以避免其阻挡驾驶员的视线或干扰路标区的线路。一般说来，这指的是乔木。大多数灌木都长得很矮而无危险性，当然，羊齿草与野花也是如此。
选择性喷药法是弗兰克·埃格勒博士发明的，当时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路域灌丛防治推荐委员会的主任。大多数灌木区系能够顽强抵制乔木的入侵，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选择性喷洒正是利用了自然界这一内在的稳定性。相比较之下，草地很容易被树苗所侵占。选择性喷洒的目的不是为在道路两旁和路域区繁殖青草，而是为了通过直接处理的手段清除那些高大乔木植物，同时保留其他所有植物。一次喷洒作业就已足够，对于那些抵抗性极强的植物，可能还需要加补一次喷药处理，这就已足够。此后灌木就能够维持控制效果，乔木也不会再度生长起来生。控制植物的最佳且最廉价的方法不是喷洒化学药物，而是植物之间相克性的利用。
这个方法现已在美国东部的研究区中试验了一段时间。结果表明，一旦经过适当处理，区域环境就会变得稳定起来，至少20年不需要再喷洒药物。这种喷洒经常是由步行的作业人员背着喷雾器来完成的，而且对喷雾器有着严格的控制。
有时候压缩泵和喷药器械可以架在卡车的底盘上，但是从不进行地毯式的喷洒，只是直接对乔木以及那些必须清除的特别高大的灌木进行处理。这样，环境的完整性就得以保留下来。价值无比宝贵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完整无损，并且灌木、羊齿植物和野花所组成的美丽景色也未受损害。
很多地方都曾采用通过选择性喷药法来管理植物。大体来说，根深蒂固的习惯难以消除，地毯式的喷洒方法依然十分流行，它每年从纳税人那儿勒取沉重代价，并使生命的生态之网蒙受损害。可以肯定的是，地毯式喷洒之所以能够兴盛，仅仅是因为上述事实不为人知。只要当纳税人认识到，城镇道路喷药的账单应该是一代送来一次，而不是一年一次的时候，纳税人肯定会站出来反抗，要求改变这种做法。
选择性喷洒法有很多优越性，其中一点就是它能够使渗透到土地中的化学药物总量减到最少。人们不再需要漫天喷洒药物，而是将药物集中使用在乔木根部。这样，化学药物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危害就维持在最低的程度。
最广泛使用的除草剂是2，4-D、2，4，5-T以及相关的化合药物。这些灭草剂是否确实有毒，现在还正在争论之中。用2，4-D喷洒草坪时身上被药水弄湿的人，有时会患严重的神经炎，甚至瘫痪。虽然此类事件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医学权威已对这些化合物的使用发出警告。一些其他隐蔽性更强的危险也可能潜藏于2，4-D之中。实验已经证明这些药物破坏细胞内呼吸的基本生理过程，并能起到类似X射线破坏染色体的作用。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一些比致死药物毒性水平低很多的除草剂会对鸟类繁殖产生不良影响。
且不说任何直接的毒性影响，某些除草剂的使用已导致一些奇怪的间接后果出现。我们发现不管是野生食草动物还是家畜，有时会异常地被吸引到曾被喷过药的植物上，即使这种植物并非它们的天然食品。假若长期使用像砷那样毒性凶猛的除草剂，这种想要消灭植物的强烈愿望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如果某些植物本身恰好有毒或者长有荆棘和芒刺，那么毒性较小的除草剂也会造成动物致死的结果。例如，牧场上有毒的野草在喷药后突然变得对牲畜具有吸引力，牲畜满足了自己这种不正常的食欲后中毒死去。兽医药物文献中此类事例数不胜数：猪食用喷过药的苍耳患上了严重疾病，羊吃了喷过药的蓟草后中毒。开花期间，蜜蜂在喷过药的芥菜上采蜜也会中毒。野樱桃叶子毒性很大，一旦它的叶簇被2，4-D喷洒后，对牛就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很明显，喷药过后枯萎（或割下来后）的植株都非常有诱惑力。狗舌草又是另一个例子，家畜一般不会吃这种植物，除非在缺少饲料的冬天和早春才会勉为其难以它为食。然而，用2，4-D喷洒狗舌草的叶子后，这种植物就变成了动物们所热衷的食物。
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化学药物使得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发生了变化，植物体内的含糖量暂时性升高，因此它们对许多动物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牲畜和野生动物都对2，4-D另外一个奇特的效能有重大的反应，显然，人类也不例外。大约十年前的一些实验表明，谷类及甜菜用这种化学药物进行处理后，其体内的硝酸盐含量急剧增高。在高粱、向日葵、紫露草、藜草、苋草以及荨麻里，也应该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这里面的许多植物原本是牛不愿吃的，但经过2，4-D处理后，牛吃起来却津津有味。根据一些农业专家的追查，一定数量的牛群死亡与喷过药的野草有关。硝酸盐的增长带来了致命的危险，由于反刍动物所特有的生理过程，这种增长会立刻引发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像牛这样的动物有着极其复杂的消化系统——它们的胃分为四个腔室。在其中一个胃室里，纤维素的消化在微生物（瘤胃细菌）的作用下得以完成。动物吃了硝酸盐含量异常高的植物后，瘤胃中的微生物和硝酸盐产生反应，使其变成毒性很强的亚硝酸盐。于是一连串致命反应由此发生：亚硝酸盐作用于血色素，使其变成一种巧克力褐色的物质，氧在该物质中被牢牢禁锢，无法参与呼吸过程，因此，氧就不能从肺部传输到机体组织被吸收。由于缺氧症，即氧气不足，生物体几小时内便会死亡。在喷洒过2，4-D的某些草地上，各种各样的家畜死亡报告终于得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一危险同样存在于鹿、羚羊、绵羊和山羊等其他反刍类的野生动物中。
虽然其他种种因素（如：异常干燥的气候）也会导致植物体内硝酸盐含量增加，但我们再也不能对2，4-D滥卖与滥用的后果漠然不顾了。这种状况曾引发威斯康星大学农业实验站的极大关注，他们证实了一个早在1957年就被提出的警告：“被2，4-D杀死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的硝酸盐。”这一危险不但伤害动物，还将魔爪延伸到了人类。最近接连发生的“粮库死亡”的奇怪现象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当含有大量硝酸盐的谷类、燕麦或高粱入库后，释放出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这对于所有进入粮库的人都会产生致命的危险。只要吸几口这样的气体便可引起一种扩散性的化学肺炎。在明尼苏达医学院所研究的一系列类似病例中，除一人侥幸生还之外，其他病人全部死亡。
“我们在自然界里漫步，仿佛大象走在摆满瓷器的小房间里。”清楚地了解这一切的荷兰科学家G·J·布里杰这样总结了我们对除草剂的使用，“在我看来，被人们误认为需要清除的野草太多了，我们并不知道生长在庄稼中的那些草是全部都有害，还是有一部分是有益的。”
野草和土壤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一问题鲜少有人提及。纵使我们从狭隘的切身利益观点来看，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也是大有益处的。如我们所见，土壤与在其中和其上生活的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依赖、相互裨益的关系。假设野草从土壤中获取某些东西，同时它们也可能给土壤某种回馈。最近，荷兰某城市的花园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例子。玫瑰花长势欠佳，土壤样品显示出该地土壤已被很小的线虫严重侵害。荷兰植物保护公司的科学家并没有推荐化学喷药或土壤处理法，而是建议把金盏草种在玫瑰花中间。毫无疑问，在任何玫瑰花坛中种植这种植物会使纯粹主义者们认为玫瑰花中间混入了野草，但金盏草的根部可分泌出一种能杀死土壤线虫的物质。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一些花坛里种植了金盏草，另外一些则没有种植，以作为对比。结果对比非常显著。在金盏草的帮助下，玫瑰长得繁盛茂密；但在没有种植金盏草的花坛中，玫瑰都病态恹恹，萎靡凋零了。如今有许多地方都使用金盏草来消灭线虫。
也许还有许多我们尚未深入了解的其他植物通过同样的方式，对土壤健康起着不可或缺的有益作用，可我们却残忍地将它们根除。自然植物群落还有一种大有帮助的作用——它们可以作为土壤状况的变化指标，然而现在这些植物却常被人类斥为“野草”。当然，在一直使用化学除草剂的地区，自然植物群落的这种功能早已丧失了。
试图借助喷洒药剂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们还忽略了一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事情——一些自然植物群落需要保留下来。我们需要这些植物群落作为一个标准，与之对照就可以测量出我们自身活动所带来的变化。我们还需要它们作为野生生物的自然栖息地，在这些栖息地中，昆虫和其他生物的数量得以保全和延续；因为昆虫不断增强的杀虫剂抗药性正在改变着它们的遗传因素，也许其他生物也是如此，本书的第十六章将对这一情况进行详解。一位科学家甚至已提出建议，在这些昆虫的遗传性质被进一步改变之前，应当建立一些特殊种类的“动物园”，以保留昆虫、螨类及同类的生物。
有些专家曾提出警告，除草剂日益增多的使用在植物中产生了微妙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用以清除阔叶植物的化学药物2，4-D使得草类本已平息的竞争再度兴盛起来——现在这些草类中的某一些本身已变成了“杂草”。于是出现了新的控制杂草问题，并使得除草的循环向其他方向转换。最近一期研究农作物问题的杂志承认了这种奇怪形势的存在：“由于大范围使用2，4-D去控制阔叶杂草，野草的大量增长已经对谷类与大豆的产量构成威胁。”
豚草是导致枯草热病的罪魁祸首，它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有时候就像回旋飞镖，投出去后转了一圈又飞回原地。为了控制豚草，人们沿道路两旁投放了数千加仑化学药物。然而事实非常不幸，地毯式喷洒令豚草数量变得更多，没有减少半点。豚草是一年生植物，它每年需要一定面积的开阔土地让种子生根发芽。因此我们消除这种植物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促使浓密的灌木、蕨类植物和其他多年生植物继续生长。频繁的喷药消灭了这些具有保护作用的植物，形成开旷荒芜的区域——有利于豚草迅速生长，遍布地面。而且，空气中引起过敏症的花粉成分或许并非来自于路边的豚草，生长在城市地块和休耕地上的豚草应该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经不起推敲的解决办法得到欢迎和追捧，马唐草化学除草剂的畅销就是一个例子。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其效果比每年使用化学药剂来清除马唐草更好，成本也更为低廉。这种方法就是使马唐草和与之相克的牧草进行竞争，在竞争中，马唐草将无法生存，最后只能在良莠不齐的草坪上生长。这是马唐草遇到相克植物时表现出来的特性，而不是它们本身具有什么疾病。提供一块肥沃的土壤，为其他青草的茁壮成长创造条件，在此环境中，马唐草无法生长壮大，因为它的种子每年发芽都需要开阔空旷的空间。
种苗商听了农药生产商的意见，而郊区居民又听了种苗商的意见，于是郊区居民每年都将数量惊人的马唐草除草剂不断喷在草坪上，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进行处理。在除草剂的商标名称上看不出这些农药的特性，但是它们的配制中包括像汞、砷和氯丹这样的有毒物质。随着农药的出售和应用，草坪里滞留的这类化学药物数量极其巨大。例如，使用者按照某种药品的使用说明，在一英亩地中使用60磅氯丹产品。如果他们在数目众多的可用产品之中又选择了另外一种进行使用，那么一英亩地中的砷用量就将高达175磅。我们将在本书第八章看到，鸟类的死亡数量是多么令人痛心。这些草坪究竟会对人类造成何种程度的毒害，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道旁和路域植物选择性喷药试验一直在进行，试验取得的成功为使用恰当正确的生态方法实现对农场、森林和牧场的其他植物的控制规划提供了希望，此种方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某个特别种类的植物，而是要把植物作为一个鲜活的整体群落来加以管理。
还有一些扎扎实实的成就表明，正确得当的处理方法能够促成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控制有害植物方面，生态防治法已取得了最为瞩目的成就。大自然本身已遇到过一些现在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但她通常是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人类有足够的聪慧睿智，擅于观察并仿效自然，也将会得到成功的回报。
清除有害植物的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拉玛斯草控制行动。克拉玛斯草，也叫山羊草，它是一种欧洲土产（在原产地被称为圣约翰草），跟随着人向西方迁移，1873年在美国国内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地区附近首次被发现。1900年，这种草蔓延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拉玛斯河附近，于是这种草便以此地命名。1929年，克拉玛斯草占领了近乎10万英亩的牧场，而到了1952年，它所入侵的牧场面积约达250万英亩。克拉玛斯草与鼠尾草这样的当地植物很不一样，它在新的生长区域中没有自己的生态位置，也没有动物和其他植物需要它。相反，它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牲畜吃了这种有毒的草就会变得“满身疥癣，口舌生疮，无精打采”。因此，克拉玛斯草被公认为是土地的负担，长有这种植物的土地，其价值会遭到折损。
在欧洲，克拉玛斯草，或圣约翰草，从来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植物出现的地方生存着多种以它为食的昆虫，它们大量啃食这种草，以致于克拉玛斯草的数量受到严格的限制。尤其是法国南部的两种甲虫，大小如同豌豆，泛着金属般的光泽，它们的整体存在完全与克拉玛斯草相适应，这种草就是它们全部的食物来源，靠着克拉玛斯草的供养，它们才得以繁衍生息。
1944年，第一批甲虫的装载被运到美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北美地区首次尝试利用食草昆虫来控制植物。到了1948年，两种甲虫的繁殖状况都非常良好，因而不再需要从国外进口了。传播它们的办法是先把甲虫从原本的繁殖地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们以每年一百万只的数量比例散布开去。甲虫们先在小区域内完成散播，只要该区域的克拉玛斯草一枯萎，它们就马上继续前进，准确无误地占据新场地。这样一来，当克拉玛斯草被甲虫啃食得愈发稀疏，那些一直受到克拉玛斯草排挤的、满足人们需求的牧场植物便得以复兴。
在1959年完成的一个十年考察结果表明，克拉玛斯草的控制行动已成功使其减少到原有数量的1%，“取得的良好成效甚至超越了热心家们的期望”。这一象征性的甲虫大量繁殖是无害的，实际上，我们需要维持一定的甲虫数量以对付克拉玛斯草的增长。
我们可以在澳大利亚看到另一个非常成功且经济实惠的控制野草的例子。殖民者向来有着将植物或动物带进一个新国家的习惯，约在1787年，一位名叫阿瑟·菲利浦的船长将多种仙人掌带进了澳大利亚，试图利用它们培养可做染料的胭脂红虫。一些仙人掌和仙人球从他的花园里散播到野外，直到1925年，已有近20种仙人掌变成了野生植物。由于这个新的生长地没有能够抑制它们生长的自然因素，这些仙人掌大肆蔓延开来，最后占了几乎6000万英亩的土地。整个澳洲大陆至少有一半都被浓密的仙人掌丛严严实实地覆盖，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土地。
1920年，澳大利亚的昆虫学家被派到北美和南美去研究这些仙人掌在原产地里的昆虫天敌。经过对几种昆虫的试用后，30亿个某种阿根廷蛾子的卵于1930年被散布在澳洲大陆上。7年以后，最后一批长势浓密的仙人掌也死掉了，原先不能居住的地区又重新变得宜居且适合进行放牧活动了。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成本平均每亩地不到一便士。相比之下，早年所采用的那些化学控制办法的效果远不如人意，但花费却高达每英亩10英镑。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对食用植物的昆虫在自然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予以更多关注，可以实现对许多有害植物极其有效的控制。对于所有牧食动物来说，昆虫治理杂草的方法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并且我们很容易就能利用昆虫高度专一的摄食习性，使之为人类产生利益，尽管如此，牧场管理科学却从未对此种可能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