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触摸
那日新月异的世界,
只要我能,只要我可以。
—— 高尔[1]
牢牢记住他吧,
诺丁汉的郡长。
——《罗宾汉民谣》[2]
他心不在焉地随手一箭,
箭头飞出却未落空,
因为它射中了一个郡长的人,
威廉·特伦特中箭身亡。
——《罗宾汉民谣》[3]
他凝望着天空,探寻他世间失却之物。
——《不列颠的田园诗》[4]
当第一线曙光照耀大地,鸟儿从睡梦中醒来,这条勇敢的河流踌躇满志地潺潺流向大海,晨风阵阵,轻快肆意,吹得我们帐篷周围的橡树叶飒飒作响。经过一夜的睡眠,所有的人体力增强,精神振奋,他们远离了疑惑与恐惧,被吸引到未曾尝试的种种冒险中去。
所有英勇无畏的骑士,
迎着既定之日,
戴上胸铠,
迎击他们的敌人。
被石头击中的战马跺着脚,
抛弃勇气与束缚,
大地的灯火熄灭;
那黑夜即将过去。[5]
我们中的一个人将船划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河对岸,一个地势平坦且容易上岸的地方,然后排干船里的水,冲掉污泥;另一个人则生火准备好早餐。早早地我们又上路了,像往常一样我们划船穿过重重雾霭。河流已经醒来,朵朵浪花轻快地涌动,迎接即将冉冉升起的太阳。经过一日的休息,乡村的人们已恢复了体力,精神抖擞地开始为这一周的工作摆渡过河。这渡口繁忙得犹如河狸筑的堤坝,好像世人都急于从这一特定地点渡过梅里马克河,他们聚集在渡口等待着渡河,有手里拿着用纸包好的两美分的孩子们,逃离监狱的囚犯和持有逮捕证的警察,长途跋涉、走南闯北的旅行家以及视梅里马克河为障碍物的男男女女。灰蒙蒙的清晨,薄雾中站着一个相貌古怪之人,这位急不可待的旅行者手持鞭子在潮湿的河岸上踱来踱去,在薄雾中朝不屑一顾的摆渡船夫和他渐渐远去的方舟大喊大叫,似乎要船夫把那个碍手碍脚的船客从船上扔到水里去并为了他即刻返回;他将会补偿他。他将在对岸某一隐蔽之处开斋。他可能是莱迪亚德或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请问他是从哪里走出那雾霭沉沉的夜晚?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将去往何处?我们只注意到他要渡河;整天都在渡河,这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而他自己却遗忘了。他们共有两个人。也许他们是维吉尔和但丁。在我记忆中,整个冥河之上只有他们在自由穿行。那只是一段极其短暂的航程,犹如生命本身,除了长寿的众神,那条河上无人穿梭往来。毫无疑问,这些星期一外出的男人许多都是牧师,他们骑着租来的马,重新去寻找他们的教区。他们把行囊中所有的布道词都读过了,第二天根本无须再带着了。他们彼此的路线遍布全国,似经线与纬线,交织成质地疏松的长袍;如今他们尚有六天假期。他们停下来采摘些坚果和浆果;闲暇时采摘些路旁的苹果。善良的宗教人士们,带着萦绕心底的对人们的爱,衣兜里装着支付通行费的钱财。我们无须东挪西凑便通过了摆渡关口,划向横越航行潮流的方向——那一天无人向我们征收通行费。
浓雾消散,天空晴朗,气候温和。我们悠然自得地划船穿越廷斯伯勒,身后留下了人居之所,而我们则进一步深入到古老的邓斯特布尔领地。1725年4月18日,闻名遐迩的洛夫威尔上尉率领他的部下正是从邓斯特布尔这个当时的边陲小镇出发去追击印第安人。洛夫威尔上尉的父亲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军队中的一名海军少尉,他来到这个国家并定居于邓斯特布尔,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一百二十岁”。一则古老的童话故事[6],歌颂了大约一百年前:
他和他的勇士们在广阔的林中巡逻,
为战胜印第安人的傲慢而受尽磨难。
在佩科凯特杂草丛生的松树林中,他们遭遇了“造反的印第安人”,一场浴血奋战之后,他们大获全胜,战争幸存者返回家乡享受他们胜利的荣誉。州政府把称作洛夫威尔镇的那个镇区赐给他们,不过现在,由于某种原因,或许可能毫无理由,它被称为彭布鲁克。
我们所有勇敢的英国人,只有三十四人,
而造反的印第安人,约有八十人;
最后我们英国人中的十六人平安地返回家乡,
其余之人非死即伤,我们皆应为其哀悼。
我们可敬的洛夫威尔上尉也战死在那里,
他们还杀死了罗宾斯中尉,伤害了年轻善良的弗赖伊,
他是我们英国人的牧师,他杀死了许多印第安人,
在枪林弹雨中他剥下了他们一些人的头皮。
我们勇敢的祖先已灭绝了所有的印第安人,他们颓废的子孙不再住在营房中,他们的道路上也不再响起他们战斗时的呐喊声。或许,假如现今许多“英国人的牧师”能像“年轻善良的弗赖伊”那样展示他无可挑剔的英勇无敌的战利品,那倒也不错。我们必须成为像迈尔斯·斯坦迪什、丘奇或洛夫威尔[7]那样意志坚强的开拓者。实际上,我们将踏上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便于设置埋伏。假如今日遭到灭绝的是印第安人,而不是在林中空地周围徘徊的残忍的野蛮人,那将会怎样?
而且勇敢地挑战路途中的重重危险与磨难,
他们于5月13(?)日安全地抵达邓斯特布尔。
但是,“5月13日”或者15日,或者30日他们并未全部“安全地抵达邓斯特布尔”。康科德的埃利瑟·戴维斯和约西亚·琼斯(我们的家乡有七人参加了这场战斗);还有邓斯特布尔的法韦尔中尉以及安多佛的乔纳森·弗赖伊,他们都受了伤,掉了队,一路爬向拓居地。“前进数英里之后,弗赖伊落在后面死去”,虽说一位距今较近的诗人,在弗赖伊生命弥留之际为他派去了一名同伴。
一个清秀俊美的男人,
文雅而勇敢,博学而善良;
离开古老哈佛的学术殿堂,
在遥远的荒野寻找墓穴。
啊!此刻他举起血红的手臂;
试图张开紧闭的双眼;
弥留之际再度开口,
为祈求也为赞美。
祈求仁慈的上帝赐予胜利,
指引和保佑勇敢的洛夫威尔的士兵,
当他们献出忠诚与生命,
请把他们全部引向幸福。
法韦尔中尉握住他的手,
他的胳臂搂着他的脖子,
他的目光投向他说,“勇敢的牧师,
愿上帝让我替你去死。”
法韦尔坚持了十一天。“根据一则传说”,正如我们从《康科德历史》中所了解的那样,“戴维斯跟着法韦尔中尉来到一个池塘,他脱下一只鹿皮鞋,把它割成一条条带子,再在带子上系个钩子,用它捕到了一些鱼,然后把它们煎着吃了。这些鱼使戴维斯补充了精力,但对法韦尔却有害无益,他不久便死了”。一颗子弹留在戴维斯体内,他的右手被打断;但总的来说,他似乎比他的同伴伤得轻。在野外耽搁了十四天后,他进入贝里克。琼斯体内也留有一颗子弹,但他也同样于十四天后到达索科,尽管可以想象得到,情况不是太好。一份旧期刊写道,“他靠森林里的野菜生存下来;他吃下的蔓越橘果实从他身体的伤口掉出”。戴维斯的情形也是如此。这最后的两个人终于到家了,虽然身体受伤但毕竟是平安返回,他们在伤残中靠着抚恤金生活了许多年。
但是,哎!看看伤残的印第安人还有他们在林中的危险遭遇吧——
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们接二连三地倒下,
最后只有不足二十人夜里平安回家。
没有任何报刊讲述:多少子弹留在印第安人体内,他们吃下的蔓越橘果实结局如何,他们靠什么进入了贝里克或索科,最后给了他们多少抚恤金和镇区。
《邓斯特布尔区历史》叙述道,就在洛夫威尔最后一次出征前,有人告诫他警惕敌军的埋伏,但“他回答说,‘他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并且将其身旁的一棵小榆树弯成弓形,声称‘他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印第安人。’”这棵榆树至今仍挺立在纳舒厄,古老而神圣,庄严而肃穆。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了位于廷斯伯勒的马蹄形河段,在那里河道突然折向西北——由于我们的沉思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我们的进程——我们正在向前推进,以进一步深入这乡村,深入这白昼——事实最后证明这一天几乎与前一天同样地珍贵无比,纵然星期一的轻微喧闹与活跃似乎也渗透到这片景色之中。有时,我们不得不全力以赴绕过某一点,那里波涛汹涌地冲过礁石,枫树的枝叶垂入水中;但是,通常在河边总有洄流或旋涡可以供我们利用。这里河水约四十杆宽,十五英尺深。有时我们一个人沿着河岸跑,考察乡村,参观最近的农舍,而另一个人则沿着曲曲折折的河道独自划行,最后在远处某一点与其同伴会合,听他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农夫如何夸赞他那口井的清凉,他的妻子如何递给陌生人一份牛奶,或是孩子们如何争吵着只是为了挤在他们可能看见井旁客人的透明的窗口。因为这乡村虽然似乎是新近开发,但是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被围在两岸河堤间,所以观察不到什么房舍,不过我们不必行进很远就会发现人们如野蜂窝一般的住所,他们还在梅里马克河畔疏松的沙土和肥沃的土壤中开凿了水井。那里正午时分,薄雾般的炊烟袅袅升起的地方,留存着希伯来经文的主旨和法的精神。所有关于人类,关于上尼罗河、孙德尔本斯、廷巴克图、奥里诺科河居民的故事都曾经是这儿的经历。人类的每一种族、阶级都有其代表。新罕布什尔的历史学家——贝尔克纳普在六十年前曾写道,甚至那时这里或许也居住着“新的典范人物”和自由思想者。“基本上全州的人,”他写道,“都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基督教教授。不过,有一种哲人,他们自称摒弃基督教;但是他们尚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替代物取代基督教。”
与此同时,另一名航行者或许会看见一只褐色的鹰、一只土拨鼠,或是匍匐于桤木下的麝香鼠。
我们偶尔在枫树或是柳树树荫下歇息,拿出一个甜瓜当便餐,闲暇时,我们沉思默想那流逝的河水与人生;犹如这奔腾的流水与漂浮的枝叶,世间万物就这样在我们眼前一一掠过,而远处,就在这条河岸上的城市与市场,一切仍按部就班地继续着。正如诗人所说,实际上世事总是起起伏伏,它们循环不已,落潮总是与涨潮相平衡。江河都只是海洋的支流,而海洋本身却并不流动,海岸亘古不变,远比人能够估量的期间更加漫长。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只发现事物细节上而非总体上的无穷变化。当我走进一座博物馆,看到用亚麻绷带包裹的木乃伊时,我明白人类的生命早在他们在地球上行走时就开始需要变革了。我步入街道,遇上一些人,他们宣称种族救赎的时间近在咫尺。但是正如曾经生活在底比斯的人们一样,今日他们也是同样生活在邓斯特布尔。毗湿努·萨马说过,“时间吸取了每一种伟大、高尚行为的精髓,这种行为理应实现却在执行中耽搁了。”并且我们感到阴谋家们三番五次地回到常识和劳动上来。这就是历史的证据。
然而我怀疑目标并不随着岁月长河而不断增强,
并且人类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拓宽。[8]
在我们与诸神的约定中有一些秘密条款,它们比其他一切条款更加意义非凡,这是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获悉的。
世上不乏技艺娴熟的学徒,却鲜有堪为大师的工匠。我们在教育、道德以及处世之道——许许多多古代哲学家智慧的体现——的各个层面,奉行一种真正明智的常规惯例。有谁看不出异端邪说早已盛行一段时间,改革业已发生?所有这些世俗之道皆可以看作是某位圣贤人士一度不友好的歪理邪说。某些势力已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我们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甚至那些起初建造这些谷仓、开垦这片土地的人,因此也具有了某种勇气。正如凹凸不平的平原被宽阔掩盖,一个个突兀的时代和断层在历史中被抚平。但是除非我们比仅学习我们时代的技艺要掌握得更多,否则我们只不过是学徒而已,并非懂得处世哲学的大师。
既然我们正在丢掉这些瓜子,又怎能避免遭受谴责的感觉呢?吃水果的人,至少应当把籽种到地里;当然,如若可能,他应当种下一颗比他享用的水果的果籽更好的种子。种子!有足够多的种子,只需借助富有灵感的声音或笔墨与它们身下的泥土一起搅动,便能结出神奇美味的果实。哦,你这挥霍无度之人!向世界支付你的债务吧;不要像奢侈浪费之人那样吃掉各种制度的种子,在你为了生存吃光果肉和块茎之时,应把种子植入土壤;那样,最终或许可以至少发现一个值得保存的品种。
有多少这样的时刻:那时一切焦虑和既定之辛苦都在大自然无尽的悠闲与休眠中归于沉寂。一切劳动者都必须有午休,而且在一天的这个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亚洲人,停止了一切工作与革新。因此,在一天最炎热的时刻,我们在河边搁桨停划,我们的船用穿过船头钩锁的柳枝牢牢固定,而当我们把甜瓜——一种东方的水果切成片时,我们的思绪回到了阿拉伯半岛,回到了波斯,回到了印度,那冥想的土地和沉思的民族的居住地。在这正午的经历中,我们甚至可以为鸦片、槟榔和烟草咀嚼者们的本能找到某种辩解。据法国旅行者和博物学家博塔说,萨贝尔山以出产卡特树而闻名遐迩。“吃了这种树柔软的枝条顶端和幼嫩的叶子,”博塔的评论者说,“便会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快慰与兴奋,可以消除疲劳,驱赶睡意,易于享受交谈的乐趣。”我们想,我们也同样可以沿着这条河流过一种高贵体面的东方生活,而这些枫树和桤木将成为我们的卡特树。
有时,逃离那些躁动不安的改革者阶层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假如这些愤懑不平继续存在将会怎样呢?你和我一样都会避而远之。你想想,在这长长的夏日,孵蛋的母鸡百无聊赖地蹲坐在草料棚的缝隙中孵啊孵,这难道不是一种毫无热情的活动?当远处谷仓传出有气无力的咯咯声时,我料定大自然关心的依然是搞清楚她的母鸡下了多少只蛋。那所谓的普遍灵魂,它兴致勃勃地垛干草、喂牲口、排干泥炭草地的水。在远方的塞西亚,在远方的印度,它制作黄油和乳酪。假如所有的农场都开发殆尽,而我们青年人必须购买古老的土地并使其发挥效用,然而无论在何处,那些冷酷无情的改革反对者们与我们自己竟有着莫名其妙的相似性;或者,也许他们是几个老处女、老光棍,他们围坐在厨房炉边听水壶咕咕声。“神谕经常赐予我们的选择以成功,而不将其赋予世俗时代唯一的秩序。例如,正如他们当时所说,随着我们所过的独特生活的发展,我们心甘情愿承受的悲伤在我们心底滋生萌发。”你所探讨的改革可以在任何一个早晨打开屋门之前发生。我们不必召集任何会议。当两个邻居现在开始吃玉米面包——之前他们是吃小麦面包的——众神眉开眼笑,因为这令他们心情愉快。你为什么不试试呢?莫让我阻碍了你。
世界各地无论何时总有靠期望过活的理论上的改革者。正在布哈拉沙漠旅行的沃尔夫说:“另一派伊斯兰教托钵僧走到我面前说,‘这样的时刻即将到来,那时将没有贫富之差、没有高低贵贱之差,那时财产甚至是妻儿将归共同所有。’”[9]但是我永远要问这种人:那么接下来会怎样?布哈拉沙漠的托钵僧和马尔伯勒小教堂里的改革者们唱的是同样的调子。“好日子就要来临,老兄,”不过,诚心诚意地问听众中一人:“你能确定那日子吗?”而我要说:“你愿助它早日来临吗?”
自然和社会冷漠无情和安逸闲适的姿态暗示出人类发展进程的无限阶段。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美国有闲情雅趣去大肆嘲笑某一报纸上的一则笑话,新英格兰震撼于澳大利亚人圈子中的下流双关语,而可怜兮兮的改革者却无人问津。
人之失败通常不是由于缺乏知识,而是由于缺乏优先选择智慧的深谋远虑。不管怎样,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极其简单。而建立另一套持久和谐的常规惯例实在太容易了。大自然的所有成员当即一致赞同。只要让某事物替代另一事物,人们表现得似乎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无论如何,人们必须付诸行动,去整理所有的材料。无论它更好或者更坏,总有一种当下的、现存的所有人共同支持的生活。我们不应当轻易去修补,我的朋友,就像不应当轻易要求修补一样,“莫要根据神谕,向虔诚猛然迈出超凡脱俗之脚。”慷慨激昂的语言至多不过是栩栩如生罢了。你必须从容不迫方能表述神谕。与苏格拉底或任何圣贤哲人沉着冷静的智慧相比,德尔斐女祭司的振奋激昂又算得了什么?——热情是一种超越自然的宁静。
人们发现行为全然不比
他们在夸夸其谈的书报中所读到的东西;
处理世上之事所需要的技艺
远远超过你职员们的工作技能。[10]
因此,在社会制度中,正如在地质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存不变的社会秩序中过去一切变化的原因。最伟大、最显著的物理革命是步履轻盈的空气,是悄无声息的水,是熊熊燃烧的地下火的杰作。亚里士多德曾说:“时间永无休止,宇宙永恒,但无论塔内斯河还是尼罗河都不能永远奔流不息。”我们独立于我们所发现的变化之外。杠杆越长,越不易察觉到它的运动。最缓慢的脉动往往是最生机勃勃的。于是英雄会懂得如何等待时机,也会懂得如何赶快行动。一切好事总是与明智等待之人相伴相随;我们待在这儿将比匆匆忙忙地翻过西边的群山更快地追上黎明。你尽可以放心:每一个人的成功与其所具备的能力是成比例的。草地之花不仅生长、盛开在每年河水积泥的地方,也盛开在河水暴涨之处。一个人体现的价值不是他的希望、不是他的绝望,也不是他过去的行为。我们尚不清楚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更不用说我们正在做什么。待到晚上,我们一天工作中的其他部分比我们中午想象的部分更加熠熠生辉,而我们将发现我们不辞劳苦的真正意义。正如已到达犁沟末端的农民,回望田间,便能最确切地说出哪里压平的土壤最光亮。
对于一个习惯殚精竭虑、苦苦思索事物真实面目的人,无论如何很难说存在任何政治面目。政治面目对他来说是虚无缥缈的、难以置信的、无足轻重的,要他费力地从如此枯竭的材料中提取真理,就好比既然有甘蔗却要从亚麻破布中榨糖一样。一般说来,不论是国内或是国际的政治新闻,今天都可以足够准确地为今后十年写好。大多数社会变革并没有吸引力,更不用说令我们感动恐惧;不过,要是告诉我:我们的河流正在干涸,或者我国的松树树种正在灭绝,我却可能会洗耳恭听。历史上记载的大多数事件与其说意义重大,倒不如说值得瞩目,如同日食与月食,引来众人的目光,却没有人不辞辛苦地去衡量它们的影响。但是,有人问:“政府是否将永远不会被管理得井然有序,以至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将永远听不到关于政府的任何消息?”国王回答道:“无论如何,我需要一位精明强干之人,他有能力管理我王国的事务。”前任大臣说:“陛下啊!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不会干预这类事情。”呜呼,这位前任大臣说得再精确不过了!
在我短暂的人生经历中,来自外界的种种障碍,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死去的人规定的种种制度。跃过上一代人的路前进,仿佛穿越苍翠欲滴的草地般,是令人愉快的一件事。对于没有猜疑心的人而言,人类如清晨般天真无邪。
如梦的清晨飞翔环绕,
似乎白昼在教化人类。[11]
并非此郡的里夫,
他无忧无虑地招呼
山间漫游的早起的香客,
还有途中遇到的
许许多多的勤劳的农夫;[12]
不过还有窃贼和强盗。我还不能确定无疑地未卜先知任何哥萨克人或奇帕瓦人会来搅扰这真实而淳朴的州郡,因为某种凶恶的机构最终会用它多鳞的皱褶包围并压碎其自由的成员;因为不要忘记,当法律紧紧抓住盗贼和凶手时,它自身却不受约束。当我尚未支付州政府强加于我的而我并不需要的保护金时,它自己早已劫掠了我;当我维护了其大胆宣称的自由时,它自己早已禁锢了我。可怜的家伙!如果它没有知道得更多,我不会谴责它。如果不靠这些手段它就无以生存,而我却能够。无论是在拥有奴隶还是在征服墨西哥方面,我都不希望发生与马萨诸塞州有任何牵连之事。在这些方面我比她本身要好一些。至于马萨诸塞州,巨大的她竟联合了百手巨人、百眼巨人和科尔基斯凶龙,共同护卫宪法的小母牛和金羊毛,而我们却不愿保证对她的尊重,就好像某些合成物在各种天气状况下保持其品质一样——如此一来,挡住我去路的并不是恶魔本身,而是传说中起初编织出来阻挡恶魔的罗网。的确,这些罗网是一个热切之士前进路途中的蛛网和微不足道的障碍,久而久之,此人甚至变得对那凌乱不堪、布满灰尘的阁楼恋恋不舍。我挚爱有血有肉之人,但我痛恨那死气沉沉的失去人性的种种制度。没有什么比人们执行死者的遗嘱——直至最后的附录和书信——更忠心耿耿,亦步亦趋了。这些遗嘱统治着这个世界,活着的人只不过是它们的执行者而已。通常,我们的演讲和布道也有这种根基。它们都是本性;追根溯源,虔诚源自埃涅阿斯的英雄壮举,他背着父亲安喀塞斯逃离特洛伊废墟。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一些印第安人部落一样,我们随身背负着我们祖先的腐朽遗物。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人宣称:个人自由的价值超越纯粹的政治公益,他的邻居依然能容忍他,换言之,正是这位邻居而从不是州政府靠近他生活,有时甚至供养他。州政府官员,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许具有人类的美德和自我的思想;而作为一个机构的工具,也许是狱吏或警官,他一点不比他的监狱钥匙或警棍更加优越。悲剧就在此:凌辱自己本性的人,甚至是那些被称作聪明和善良的人,心甘情愿地去执行那些低级的、野蛮的事务。由是,战争与奴隶制度滋生蔓延;此门洞开,还有什么不能乘虚而入?但是肯定一个人可以利用各种方式把面包放进嘴里,这无损他做个同伴或是邻居。
现在转弯,再转弯,
因为你已走错了路,
因为你已离弃了正路,
踏上了一条坎坷之路。[13]
毫无疑问,需要无数次变革,社会才能生气勃勃或是充满生机。但是,早春时节我曾见过一些蛇,它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交替出现麻木和灵活的状况,结果它们无法前后蠕动。所有人都部分地被埋葬在习俗的坟墓之中,其中有些人我们只见他们的头顶尚在人间。还是肉体上的死亡更好些,因为他们更易腐烂。甚至美德若停滞不前亦不再是美德。人的生命应当像这条河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河道应依然如故,但每时每刻都应涌入源头活水。
美德似江河滚滚流逝,
但有德之人依然故我。[14]
大多数人的本性没有斜坡,没有险滩,没有瀑布,却有沼泽,有鳄鱼,有瘴气。在书中我们曾读到:亚历山大在探险时,曾指派欧奈西克瑞塔斯前去会见印度某些天衣派教徒,他向教徒介绍了那些西方新崛起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及其学说,他们中一位名为丹达米斯的人回应称:“在他看来,他们似乎早已是天才人物,但他们对法律表现出一种极其消极的态度。”西方哲学家更易受此责难,“他们说,利欧哈黑和克奥里恩不能持之以恒地将自己的决心坚持到底,这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声望。他们的语言与理性和正义协调一致;而他们的行为却与人们的情感相互配合。”
夏多布里昂曾说:“随着一个男人年龄的不断增长,有两样东西在他胸中滋生并日益强烈:乡土之爱与宗教之爱。假如在青年时代它们从未被完全忘怀,那么,终有一天,它们会在我们面前一一展现其全部魅力,理所当然地在我们内心深处激起对它们之美的深深依恋。”也许如此。然而甚至是这崇高思想的衰弱也标志着青年之希望和信仰的日渐衰退。它是对年龄的任意背叛。约洛夫人有这样一句格言,“最先出生的那个人旧衣服最多”,因而夏多布里昂先生比我拥有更多的旧衣服。相对来说,人们羡慕的正是一种模糊的、反衬之美,而并非本质的内在之美。这是因为老年人年迈体弱,自知生命岌岌可危,自以为早已对人的力量了如指掌。他们不会自我吹嘘;他们坦率而谦恭。那么,就让他们拥有他们所能继续保持的少之又少、可怜兮兮的安慰吧。谦卑依然是一种非常有人性的美德。他们回顾人生,因此不展望未来。而年轻人眺望远方,视野宽阔,将未来与现实混为一谈。日近黄昏,那些思想匆匆忙忙地在黑暗中停歇,几乎并不期盼接踵而至的清晨。老年人的思想为夜晚和睡眠未雨绸缪。站在风光无限的人生之巅的人与期盼自己尘世之日走向终结的人,二者没有共同的期望与前景。
我必须得出结论:良知——如果这是其恰当的名称——给予我们并非毫无目的或是徒增障碍。无论秩序和权术看上去如何谄媚,它只不过是一种嗜眠症的沉睡,而我们宁愿选择觉醒,尽管它伴随着狂风暴雨,既然我们可以在这个尘世、在这种生活中支撑我们自己,我们就无须签署我们的死刑判决书。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无法待在这里,是上帝根据他自己的条件把我们安置于此的。他的法律不像他的光芒那样影响深远吗?民族之间的权宜之计难以彼此调和,唯有绝对的正义才是一切人的权宜之计。
关于这一点,我不禁想起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有些为众多学者所熟知的章节。安提戈涅决定将沙子撒在她哥哥波吕尼刻斯的尸体上,尽管克瑞翁王的法令规定对任何胆敢为其国家的仇敌举行这一仪式的人处以死刑,而这一仪式在希腊人看来则是至关重要;然而伊斯墨涅却缺乏那种坚定意志和浩然正气,她拒绝同她的妹妹一起举行这一仪式,并说道:
“因此,我请求安息于地下的人们体谅我,我迫不得已,必须服从那些政权在握之人,因为偏激的行为并非明智之举。”
安提戈涅说:
“我不会勉强你,假如你这样想,你也不会心情愉悦地与我一起做这件事。你觉得怎样对你有益,就照那样去做吧。但是我将埋葬他。对我来说,这样做死亦荣耀。我像个罪犯做下神圣之事,将与亲爱的他合葬一处;因为对我来说,愉悦九泉之下的人们比取悦这里的人需要更长时间,因为我将永久躺在那里。但是,如果这看来对你有益,那就把诸神赐予的荣誉之事视为耻辱吧。”
伊斯墨涅说:
“我实际上并不把它们视为耻辱;但是我天生不会做与公民对立的事情。”
最终安提戈涅被带到克瑞翁王面前,他问道:
“你竟敢违反这些法律?”
安提戈涅答道:
“因为不是宙斯向我宣布这些法律,也不是正义女神;并不是他们在人间制定了这些法律。我也不认为您的公告如此坚不可摧,以至于作为一个凡人,您竟能超越诸神不成文的、不可动摇的法律。无人知道这些法律何时出现,他们并不属于今日和昨日的东西,而是永垂不朽。我将不会因惧怕任何人的专横而向诸神偿付违反这些法律的罚金。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即将死去,为什么不呢?即使您尚未宣布我的死刑。”
这就是关于埋葬一具尸体的故事。
印度人的保守主义是最深谋远虑的。摩奴[15]说:“无法追忆的习俗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也就是说,它是在人们使用之前的诸神的习俗。我们新英格兰习俗的缺欠在于它是记忆性的。除却无法追忆的习俗,什么是道德?良知是保守主义者的首领。“发挥固有之功能吧,”克里希纳在《薄伽梵歌》[16]中说:“动比不动好。你肉体凡胎的身体旅程也许不是起于静止不动。”——“一个人自己的职业虽有种种缺憾,也不应丢弃。每一种事业都与其缺点难解难分,就好比烟、火相生。”——“对全局了如指掌之人,不应把那些比他理解缓慢、经验匮乏之人从工厂驱逐出去。”——“为此,阿周那啊,决心战斗吧”,这是神对那犹豫不决的士兵——惧怕杀害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忠告。这是崇高的保守主义;同世界一样广阔无垠,同时光一样永不疲倦;它以亚洲人的忧虑,将宇宙维持于它在他们心中呈现的状态。这些哲学家细思冥想法律的不可避免和无法更改,仔细琢磨性情和体格的力量、三种功或三种品质、出生及姻亲关系情况。结果是巨大之安慰;是对梵天永恒之全神贯注。他们的思索从未冒险超越他们自己的高原——尽管它们高耸入云,广阔无垠。轻松、自由、灵活、变化、可能,这些也是未名者的品质,但他们却从不涉及。永无止境的精神苦役赢得了那份不应得的奖赏;翌日,无法预知的希望可谓得到了估量。谁还会说他们的保守主义未曾奏效?“毋庸置疑,”一位法国翻译家在谈及中华民族和印度民族的源远流长和经久不衰,谈及他们立法者的智慧时说,“那里存在着一些统治世界的永恒法律的痕迹。”
另一方面,基督教是人道的、实际的,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激进的。悠悠岁月,漫漫时光,那些东方圣贤静坐凝视着梵天,心中默念着神秘的“唵”,聚精会神于上帝的本质,他们从未走出自我,而是陷入更深更远的内心世界之中;因此智慧无限,但是,迟钝无限;直到最后,在同一个亚洲,不过是在亚洲西部,出现了一个他们完全没能预言的青年——他并不注视着梵天,而是把梵天带到尘世,带给人类;在他身上,梵天已从长长的沉睡中觉醒,发挥出威力,而且黎明伊始——新神降凡。婆罗门从未想过既做上帝之子,也做人类的兄弟。基督是改革者和激进分子的王子。《新约全书》中的许多表述自然而然地涌到新教徒的嘴边,为他们提供了最意味深长、最切合实际的文本。那里没有毫无伤害的梦想,没有诡计多端的沉思,而随处可见的是理智的基础。它从不反省,而是忏悔。我们可以说,那里没有诗情,没有任何仅仅从美的观点加以考虑的东西,而道德真理是它的目标。世上一切凡人皆被其良知宣判有罪。
《新约全书》以其纯粹的道德举世瞩目;最佳的印度教圣典以其抽象的理智性而闻名遐迩。没有任何圣典比《薄伽梵歌》能将读者提升到并维持在一个更高、更纯、更罕见的思想领域。沃伦·黑斯廷斯在他向东印度公司董事长推荐该书译本时的信[17]中明智地断言:原著“在概念、推理以及措辞方面的卓尔不凡几乎无与伦比”,而且这些印度哲学家们的著作“将幸存下来——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早已不复存在之时,当其一度产生财富和权力的根源丧失殆尽徒留回忆之时”,它无疑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崇高、最神圣的经典著作之一。书籍是以其论题宏伟而卓越,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其写作风格。东方哲学从容不迫地探讨比现代哲学所渴望探讨的更崇高的主题;假如东方哲学有时对此高谈阔论,不足为怪。它只是为这些主题分门别类地确定适当的位置,并将其分别归入行动与沉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全公正地对待后者。西方哲学家尚未以他们的观念思考沉思的重大意义。谈到婆罗门自身所尊奉的精神原则以及他们曾获得的惊人的抽象能力,黑斯廷斯曾亲眼看见过一些实例。他说:
“对那些从来不习惯把头脑与感官注意力分离的人,可能很难设想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样一种能力;因为甚至我们这个半球最专心致志之人也会发现如此难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它会偏离当前感知或回忆的某些对象;甚至一只苍蝇的嗡嗡鸣响有时也能干扰注意力。但是,如若有人告诉我们,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有人坚持不懈地养成了每日抽象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起始于少年时代,在许多人身上一直持续到成年,并且每个人在其前辈积累的宝库中增加一份新的知识;那么,得出这一结论便不是过于自命不凡:因为头脑像身体一样,通过锻炼不断地积聚力量,因此,在这样一种锻炼中,每个人的头脑或许早已获得了他们所渴望之能力,并且他们的集体思索也许早已引导他们去发现新的情感路径与组合,这与其他民族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教义截然不同;他们的教义无论如何深思熟虑、难以捉摸,事实上依然可以与我们自己最朴素的教义同等地创立,因其具有其来源根本不受每一偶然混合物影响的优势。”
“丢弃著作”——克里希纳对最古老人类的教导,并且世代相传。
“直到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非凡的艺术失传了。
“每一种工艺都将在智慧中发现,无一例外,”克里希纳说。
“纵然你是罪犯中的罪魁祸首,你也能驾驶智慧之船穿越罪恶的海湾。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堪比荡涤罪恶的智慧。
“行动站在远处不及智慧的应用。”
当一个月中人“像乌龟一样能够将身体各部分收拢,限制它们的习惯动作”,他的智慧“便得以确定”。
“提起思辨性教义和实用性教义,唯有孩童,而并非学者,将其当作两回事。其实它们是一回事,因为二者获得的结果完全相同,其中一种教义之花所取得的地位为另一种教义之花所取得。
“一个人不享有摆脱行动的自由,无法脱离他不得不开始做的事情;他也无法从完全静止不动中获得快乐。任何一个人都不曾一动不动地静止片刻。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其本性中与生俱来的那些信念之驱动。一个抑制其行动能力,静坐下来任其头脑专注于感官所感知的对象之人,人们称其为迷失的灵魂和虚伪的行为者。于是这个人得到赞扬:他抑制自己的一切情感,以其行动能力履行生命的全部功能,对结局置之度外。
“让动机存在于行为中而非结局中。莫做一个行为动机只图奖赏之人。莫在无所作为中虚度你的人生。
“那些不带个人情感做他必做之事之人,将获得最大成功。
“一个可能在活动中看见静止,在静止中看见活动之人,是人类中的智者。他是一切职责的完美履行者。
“智者称其为博学者:他的每一项事业都摆脱了欲念的束缚,他的行为被智慧之火吞噬。他放弃奖赏其行为的愿望;他永远心满意足、无拘无束;虽然他可能从事一项工作,也可以说他没做什么。
“他既是个瑜伽信徒又是个募缘的托钵僧,他做自己必须做的事,不管其结果如何;没有献祭的激情,没有积极的行动,他无以生存。
“他享受只是他的供品留下的仙露,他获得永恒的梵天精神。”
生命的实践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立即要做的事都是些微不足道之事。我可以将它们统统抛到脑后来聆听这蝗虫鸣叫。在我的经历中,最荣耀之事不是任何我业已完成或可能期待去做之事,而是我曾经有过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想法、幻觉或梦想。为了一个真正的梦幻,我情愿奉献世上的所有财富,奉献所有英雄豪杰的所有功勋。但是我——尘世间的一名铅笔制作者——怎么能够与神灵交流而又不精神失常呢?
“我对全人类一视同仁,”克里希纳说,
“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爱或恨。”
这一箴言的实用性意义与《新约全书》的实用性意义不同。实际上它并不总是切合实际的。婆罗门从不计划勇往直前地攻击邪恶,而是耐心等待它慢慢饿死。种姓观念、不可逾越的界限观念、命运和时间专制的观念麻痹了他积极思维的能力。必须承认,克里希纳的论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说明阿周那为何必须战斗。也许阿周那心悦诚服,但读者却未必如此,因为他的判断并非“建构在数论思辨学说的基础之上”。他“只不过在智慧中寻求一种庇护”;但对于西方思想来说,何谓智慧?他所谈论的智慧的职责是一种主观臆断。智慧又于何时建立?婆罗门的德行在于随心所欲地做事而不是正确地做事。什么是一个人“必须做”之事?什么是“行为”?什么是“既定的职责”?什么是“一个人自己的宗教”?它比另一个人的宗教高明这么多?什么是“一个人自己特定的职业”?什么是一个人天赋的职责?它是对种姓制度的辩护,对刹特里或士兵所谓的“天职”的辩护——“严守纪律”,“不能临阵脱逃”,诸如此类。但是那些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漠不关心的人并不因此对自己的行为置之不理。
请看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别。在这个世界上,东方人无所事事;而西方人活力四射。一个凝视着太阳直至失去光亮;另一个则追随太阳倾斜西下。甚至在西方也有像种姓这类的事物,但它比较微弱,它是这里的保守主义。它说:莫要抛弃你的职业,莫要违反任何制度,莫要利用暴力,莫要撕毁任何契约;国家是你的父母。它的美德和勇气是不折不扣的孝顺。每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争斗;一些人将永远地凝视着太阳,一些人正急速地追逐着落日。前一类人对后一类人说:你到达日落的地方时,也不会离太阳更近。后一类人对此答复道:但是我们因此延长了白昼;前者“只在那个夜晚行走。那时夜深人静,万物沉睡。沉思冥想的月中人只在白昼睡眠,那时万物苏醒”。
我可以用桑杰的话来结束这些摘录:“哦,伟大的王子!当我一遍遍地追忆克里希纳与阿周那之间神圣而又奇妙的对话之时,我的欣喜若狂有增无减,持续不断;而当我在记忆中想起月中人那不可思议的形态时,我的震惊超乎寻常,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讶与欣喜!无论忠诚之神克里希纳可能在哪里,无论力大无比的弓箭手阿周那可能在哪里,毫无疑问,那里就会有运气、财富、胜利与善行。这是我坚不可摧的信念。”
我愿对《圣经》的读者说:如果他们渴望一本好书,那么就去读《薄伽梵歌》——《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据说它是由克里希纳所撰写——众所周知它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编著而成——是三千年前或者是四千年前或是何时,这无关紧要——译者是查尔斯·威尔金斯。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宗教经典中的一部分,这本书甚至值得扬基人恭恭敬敬地阅读;智慧的希伯来人将欣喜地发现书中存在的与他们自己的《圣经》所相似的道德上的崇高与庄严。
对于一个美国读者,他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他的目光穿越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甚至可以纵观亚洲和太平洋,他仿佛看到那海岸倾斜向上,经由阿尔卑斯山脉直至喜马拉雅山脉。距今较近的欧洲文学常常显得有失偏颇并带有宗派情绪,虽然他自己的同情和研究范围有限,但他认为:相信自己正代表全世界说话的欧洲作家仅仅是他所栖居的那个角落的代言人。英格兰最杰出的学者和批评家中的一位,在其世界杰出人物的分类中,暴露了他的欧洲文化的狭隘和阅读上的排他性。欧洲的子孙后代没有谁公正地对待波斯或者印度的诗人、哲学家。这些诗人和哲学家甚至比欧洲的职业诗人和思想家更为欧洲的商业学者所熟知。读遍英国诗歌,也许你劳而无功,也找不到一首由这些主题激发的难以忘怀的诗歌。德国也不例外,尽管她的语言学行业间接地服务于哲学和诗歌事业。假如歌德能更接近印度哲学,甚至他也缺乏能够鉴赏它的广泛的才华。他的才智更讲求实效,更多地寓于认识领域,比那些东方先贤的才智少些冥思默想的天赋。值得注意的是,荷马和一些希伯来人的名字是现代欧洲——其文学起源于波斯人衰亡之时——所认可的杰出人物,或许是人类最杰出的人物以及现代思想的奠基者的名单之列最东方的名字——因为那些印度哲人的沉思冥想早已影响,而且仍然影响人类的智力发展——他们的学说著作甚至还不可思议地完整地幸存下来,然而其存在多半不像以前那样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这些名流是画家,那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每个人青春的梦幻中,哲学依旧朦朦胧胧却不可分割地带着真知灼见与东方相联系,尽管多年以后也不会在西方世界中发现其当地居所。与东方哲学家相比,我们可以说现代欧洲还未曾诞生一位哲学家。除了《薄伽梵歌》浩瀚无垠关于宇宙起源的哲学,甚至我们的莎士比亚有时似乎也只是年轻稚嫩和注重实用。有些如同琐罗亚斯德的伽勒底神谕的箴言警句,历经千百次变革和翻译依然幸存下来,独一无二地使我们怀疑诗歌的形式和表达是否并非转瞬即逝,是否对最有效、最持久的思想表述方式无关紧要。Ex oriente lux[18]或许依然是学者们的座右铭,因为西方世界尚未获得来自东方的它注定要从那里接受的一切光辉。
将中国、印度、波斯、希伯来以及其他几个民族的经文集或宗教经典收集起来印刷成册,作为人类的圣经,将是这个时代大有可为的一件事。《新约全书》或许仍太多地被挂在人们的嘴边,放在人们的心上,以至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称不上是一部经典。这种将一些民族的宗教经典加以并置与比较可能有助于开放人们的信仰。这是一部时光注定要编纂的著作,留待使印刷工作加冕。它将是由传教士带至天涯海角的圣经抑或万典之典。
正当我们沉浸于思索之中,以为自己是这条河上独一无二的航行者时,突然一艘运河船扬帆远航,绕过我们前面的某一点,就像一头巨大的河兽,刹那间改变了自然景象;随后一艘又一艘运河船驶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发现自己再次置身于商业大潮中。因此,我们将果皮扔到水里,供鱼类咬噬,并将自己的生命融入生气勃勃的人类生命之中。我们不去理会我们在遥远的园中撒下的种子、栽培的水果,会在哪里供人食用。我们的甜瓜仰卧在梅里马克河沙质河底的家中,而我们船底的马铃薯沐浴着阳光,滋润着河水,仿佛是乡村的一种水果。但是不久我们便从这支帆船船队中解脱出来,独自享有了这条河流,我们再一次安安稳稳地溯流而上,直到中午。两岸,一边是纳舒厄的土地,另一边是哈德逊(曾为诺丁汉)。不时地我们吓飞了一只翠鸟或夏鸭。与其说翠鸟是平稳、沉着地驾驭其短舵飞行,倒不如说是凭借其强有力的冲力飞翔,它咯咯的叫声沿着河流冲刷而成的街道鸣响。
不久又有一艘敞舱驳船闯入我们的视野,它朝下游缓缓驶去;我们高声向它打招呼,将我们的小船系在它的舷侧,结伴同行,往回航行。我们与船夫攀谈,喝了一口他们壶中的水,倍感清凉。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来自远方山区的新手,采用这种方式抵达海滨,观察世界;他们与梅里马克河流重逢之前,可能会游览马尔维纳斯群岛和中国海,或许,他们永远不会这样返回。他们已在更大的冒险比赛中投入了新水手的个人爱好,准备与人类交际,只为给自己的钱柜做储备。不过,他们很快消失在河流的某处,而我们则伴着吱吱嘎嘎声孤孤单单地继续航行。我们不禁要问:根系新罕布什尔山间的他们有什么冤情吗?这里的人生有何匮乏,以至于这些人竟如此仓促地赶赴相对的极点?我们祈祷他们美好的愿望不会猛然地灰飞烟灭。
纵然一切命运之神尽显冷酷,
也莫要抛弃你的故土家园。
船,无风不行,终将停滞;
骏马应在山脚下歇息;
而我们的命运依然疾驰
去每一个角落找寻我们。
航船,她的桅杆纵然牢固,
铜色的船板下却有蠕虫爬行;
绕过海角,越过赤道,
她的航线直达茫茫冰原;
无论微风多么舒缓,
无论海水多浅多深,
无论她是否载有马尼拉麻线,
或载有马德拉酒,
或中国茶,或西班牙兽皮,
一切都无关紧要。
她停泊在港口或是隔离检疫区;
远离汹涌澎湃的新英格兰海岸,
她船体将难逃随行而来的新英格兰蠕虫,
连同麻线、酒、兽皮和中国茶,
淹没于印度海。
在这里,我们经过位于廷斯伯勒与哈德逊之间河东岸的一小片沙漠,在几乎一片绿海茫茫之中,这片沙漠尤其引人注目,甚至令我们心旷神怡。这沙地的确给我们留下几分深刻而美丽的印象。一位在纳舒厄一侧田里劳动的上了年纪的居民告诉我们,他仍然记得玉米和谷物何时曾在那片沙漠生长,那里曾是一片耕地。但后来,因为这里曾是钓鱼场,渔民为了更加方便地拖拉围网,拔掉了岸上的灌木,当河堤遭此破坏后,风开始将河岸的沙子吹过来,直到最后几英尺厚的沙子覆盖了大约十五英亩的土地。在这条河附近,我们看见那里的沙子被风吹走,只剩下一片古老的地面,一间印第安人棚屋的地基暴露无遗,烧灼过的石头组成一个直径四或五英尺的正圆形,与细木炭以及埋藏在沙土中得以保存的小动物骨头混杂在一起。周围的沙地零星地分布着其他烧灼过的石头,印第安人曾在这些石头上搭建火堆,沙地上还点缀着箭头石片;我们发现了一枚完好无损的箭头。我们注意到有一处地方,有一个印第安人曾经坐在那里用石英制作箭头,沙地上散落着一夸脱他在劳动中击碎的大小如四便士硬币、形状如玻璃的小碎片。那时,这里的印第安人一定是在白人到达之前就已经开始撒网捕鱼了。向上游走大约半英里路还有一片与此相似的沙地。
时间仍是中午,我们将船头靠边去洗澡,然后在一块突兀的岩石旁,在几株悬铃树下,我们躺下歇息,置身于哈德逊镇一片忙碌的牧场——它向河边倾斜,四周环绕着松树和榛树——之中,我们的思想仍多半沉浸在印度以及那里全盛期的古老哲学。
在像《毗湿努·萨马嘉言集》这样非常古老的书中,我们碰到的常识问题总是奇异非凡却令人鼓舞的;那是一种幽默的智慧,前后生目,监视自我。它维护它们的健康,不受后世经验的影响。一本书中,这种理智清醒的保证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它心情愉快地反思自身。书中的故事和传说部分字字句句结构松散,语言迂回曲折,就像沙漠中的片片绿洲,就像一头骆驼在莫尔祖克与达尔富尔之间留下的行踪般扑朔迷离。它是对现代书籍肆意泛滥的评论。读者从一个句子跳跃到另一个句子,就像从一块踏脚石跳跃到另一块踏脚石,与此同时故事之河悄无声息地奔流而过。《薄伽梵歌》也许不那么言简意赅而充满诗意,然而它的经久不衰却更令人不可思议。其明智通达和庄严崇高甚至已在士兵和商人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是伟大诗歌的特点:它们会以适当的比例将其智慧给予粗枝大叶的读者与深思熟虑的读者。对于务实之人,它们将是常识;对于明智之人,它们则是智慧;正如在一条水量充沛的河边,旅行家会浸润他的嘴唇,而军队将装满他所有的水桶。
我所浏览过的那些古典书籍中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是《摩奴法典》[19]。根据威廉·琼斯爵士的说法,“帕拉萨拉之子毗耶娑早已断言,《吠陀》及其应伽或者从其演绎出的六个部分、已揭示的医学体系、《往世书》或者神圣纪事以及《摩奴法典》是四部最高权威著作,它们永不该被区区人类之论点所动摇。”印度人认为《摩奴法典》“是由梵天的儿子或孙子摩奴于时间之初颁布的”,是“创造物中的第一”;据说梵天“用十万行诗句将他的法律教授给摩奴,摩奴则用现今译本中的原话向原始世界解释那些诗行”。其他人则断言,为方便凡人阅读,那些诗行已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删节,“而下层天的诸神和那天国的乐队则忙于研究那原始的法典”。——“沉默的圣贤或老哲学家们撰写了大量关于《摩奴法典》的注释或评论,他们的论著加上在我们之前的著述构成集体意识上法的经典或《法典》”。柯路卡·博哈塔是这些哲学家中较现代的一位。
每一部圣书,陆陆续续都会被人们笃信为游荡灵魂的最终归宿;但它毕竟只是供旅行者休憩,并引导他一路前行远至伊斯法罕或巴格达的旅店。谢天谢地,在世界构筑时没有印度的专制统治盛行,而如今我们是宇宙的自由人,并不归属任何种姓。
我知道没有任何一本传承至我们之书比此书更加志向宏伟。它如此客观而真诚,以至于它从不令人心生厌恶也不让人觉得荒谬可笑。将现代文学广告宣扬的方式与该书的内容简介相比较,然后思考一下:它对怎样的读者群言说,它期待怎样的批评。它仿佛是在黎明时分以清晨清醒的预见,站在某座东方之巅说出的话语,你每读一句都仿佛是被提升到了印度高止山脉高地。它具有沙漠之风般的韵律,恒河般的浪潮,它犹如喜马拉雅山脉般超越于批评之上。它的语调如此细腻如丝,以至于即便时至今日,漫漫时间长河仍未能将其磨损,它冷漠地穿着英语和梵语的外衣;而它一成不变的句子依然保持着遥远的星星般的光辉,它散发的光芒照亮了这尘世。全书以高雅的姿态和喜好摒弃了许多不必要的词语。英语的意义早已疲惫不堪,而印度的智慧从不汗流浃背。纵然在我们阅读时,那些句子平平淡淡地展开,起初几乎是索然寡味,但它们似花瓣般有时以一种超世拔俗的智慧——一种只能从最微不足道的经验中学到的智慧——使我们大为惊愕;而它精致得如同沉入海底的瓷土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像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千年化石般真实、晶莹、清晰,如此客观、科学而真实,成为客厅和橱柜的装饰品。任何道德哲学都极端罕见。摩奴的道德哲学论及我们的隐私,更是超越了大多数哲学。它是比如今在客厅里、在布道坛上的措辞更为隐秘、更为亲近,同时又更为公开、更为普遍的一种言语。正如我们的家禽据说起源于印度的野鸡,我们国内的思想以印度哲学家的思想为雏形。我们正涉猎于现今我们传统的、真实的种种生活要素之中;它好像是个原始的秘密集会,会上对如何吃、喝、睡,如何以足够的尊严与真诚维持生活的诸多问题一一做出了裁定。它甚至比我们最亲密无间的朋友之忠告更迟缓、更亲近。但是对于最广阔无边的视野,它却是真实存在的,户外阅读与朦胧的高山轮廓相联系,与生俱来并在那里土生土长。大多数书籍只属于房屋和街道,在田野里,它们的书页摸上去极其单薄。它们简单明了、平淡无奇,周围既无光环围绕,也无烟雾弥漫。大自然远远地优雅地横亘在它们身后。然而,摩奴的道德哲学如同它源于人身上最深沉、最持久之物,它们也成为其倾诉之物。它是一日之正午、一年之仲夏;春天里,当冰雪消融,水汽蒸发后,它的真理仍神采奕奕地对我们的经验言说。它帮助太阳光芒万丈,阳光照亮其书页为其阐释。它历经朝朝暮暮,夜晚,它让我们感觉仿佛黎明前它要将我们唤醒,它的影响似一缕芬芳在我们的周围萦绕,直至日上三竿。它向茫茫草原和森林深处传递新的光芒,它的精神犹如更加微妙的苍穹,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盛行之风一掠而过。那夏日的蝗虫与蟋蟀只不过是印度人《法典》上或迟或早的光泽,只是那神圣法典的延续。我们已经说过,在最躁动不安的拓荒者身上存在着一种东方风格,而最遥远的西方只不过是最遥远的东方。当我们阅读这些句子时,这个迷人的现代世界似乎只是柯路卡注释的《摩奴法典》的翻版。用新英格兰的目光,或是用现代纯粹务实的智慧来审视这些句子,它们是已步入老耄的一个种族的神谕;如若作为唯一公正和廉洁的审判展示于天空,它们将与蓝天的深邃宁静协调一致,而我坚信:只要有可供它们检验的天空,它们必将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意义非凡。
给我一个句子——任何聪明才智都无法读懂它。对它而言,一定有某种与之相应的生命与悸动,在它的词语之下,一定有某种血液永远循环,周而复始。我们只能在咫尺之遥听到人的声音,而这声音竟从如此遥远的地方传至我们这里,真是奇妙无穷,现如今我们超越了任何同时代人的听觉范围。这里,樵夫们早已伐下一片古老的松树林,西南遥远的山林一片秀美的湖泊尽显风姿;而此刻刹那间它被清晰地展示于这片森林,仿佛它的化身穿越永恒来到这里。或许这小山上一根根古老的树桩依然记得:远古时,这湖水何时在地平线波光闪烁。人们想知道,再一次目睹如此秀美妖娆的景色,这光秃秃的土地本身是否仍无动于衷。阳光下秀美的湖水一览无余,它是如此自豪、如此赏心悦目,因为它的美无须审视。不过,它似乎离群索居,自我满足,超越观察——这古老的句子,也正像西南方一片片宁静的湖泊,终于向我们展现容颜,长久以来,它们一直以它们的胸怀映照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
广袤的印度平原仿佛一只杯子仰卧在北方喜马拉雅山和南方海洋之间,东面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西面的印度河之间,那里接纳了原始的民族。我们将不会质疑这个故事。在那个国家的自然史中,我们欣喜地读到,“松树、落叶松、云杉与银杉”,覆盖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醋栗、树莓、草莓”,从一个临近温带的地区俯瞰着酷热的平原。于是这蓬勃的现代生活甚至当时就在那庄严肃穆、沉思冥想的东方平原之中拥有了立足点与藏匿处。在另一个时代,“那山谷的百合、黄花九轮草、蒲公英”,一路跋涉,蔓延滋生,直至平原,在它们到达地面附近的水平线地带,鲜花盛开。温带的时代——松树和橡树的时代——已来临,因为棕榈和榕树无法满足这一时代的要求。岩石顶端上的地衣也许不久将找到它们的平原。
至于婆罗门信条,既然有人信奉这些教条,我们并不十分关心他们所持的教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容忍各种哲学、原子论者、灵物学家、无神论者、有神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留基伯、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琐罗亚斯德以及孔子。正是这些人物的态度,而不仅仅是他们所传递的任何思想,更使我们感到兴趣盎然。诚然,在他们与他们的评注者之间存在着无休无止的争辩。但是,假如事情果真到了此种地步,以至于你将注释加以比较,那你就完全错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将我们带入晴朗明净的天空,那里最小的气泡和最大的气泡必定同样上升。他们还为我们绘出大地和天空。任何真挚的思想都是无法抗拒的。婆罗门特有的苦行,犹如一件更优雅、更高贵的奢侈品,诱惑着虔诚的灵魂。如此轻而易举、如此温文尔雅地得到满足的欲望就像是更加优雅的乐趣。他们关于创世的构想如梦一般宁静平和。“当那力大无比的神清醒之时,这世界充分地扩展;而当他神态安详地睡眠之时,整个宇宙逐渐消失。”在他们神谱的朦胧不清中,一条崇高的真理不言而喻。它几乎不允许读者依赖任何最高的造物主,不过它仍然直接暗示一个更高的创造了最后的至高无上者,而造物主仍在非创造之物的后边。
我们也不会中断这经典的源远流长;它是“从火焰、空气和太阳中抽取出来的”。人们不妨调查一下光和热的年代表。让太阳闪闪发光吧。摩奴最透彻地理解了此事,他曾说道:“那些最了解白天和黑夜划分的人懂得:梵天的白昼持续了一千个这种时代(然而根据凡人的计算则是无穷时代)的终结,才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梵天的夜晚像他的白昼一样持久。”的确,穆斯林和鞑靼人的朝代是超越一切时代的。在我看来,我本人已在这些朝代中生活过。梵语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之中。《吠陀》以及它们的应伽不及静思默想更年深日久。为什么古老会强加于我们?那婴孩幼小吗?当我看见它时,它似乎比最老之人更加德高望重;他比涅斯托耳或西比尔更年长,本身带有先辈萨杜恩的皱纹。那么我们是否只活在当下?那是条多宽的界线?此时此刻,我坐在一根树桩之上,它的年轮记录下其几百年的生长历程。假如我环顾四周,我可以看到这土壤恰恰是由这种树桩(这树桩的祖先)的残骸构成。松软沃土覆盖着地球。我将这根远古的棍子深深地插入表土,用脚后跟犁出一条犁沟,这犁沟比千百年来自然伟力在这里犁出的沟壑更深。假如我侧耳倾听,我听见青蛙的叫声,这叫声比埃及的黏土更古老;我听见远处一根圆木上一只鹧鸪鼓翅发出的响声,这声音就好像是夏日空气的脉动。我在这古老的松软沃土上种植我最美丽最鲜艳的花卉。噢,我们不得不把新的事物看得肤浅一些;大地尚未被它着上颜色。它不是我们行走其上的沃土,而是飘动于我们头顶之上的树叶。最新的事物只不过是使我们的感官变得灵敏的旧事物。当我们掘出地表下一千英尺深的土时,我们称其为新的,而植物源自新土;当我们的目光更深地洞察宇宙空间,发现一颗更遥远的星体,我们也称其为新的。我们坐着的地方被称为哈德逊——它曾经被称作诺丁汉——曾经。
阅读历史,我们应当像观赏风景那样少有批评,深深吸引我们的是空气的色泽和空间所创造的种种光与影,这远远超出了它的根基与构成。此时,它是转换成傍晚的人们在西边看到的早晨——同一个太阳,却充满新的光芒与气氛。它的美宛若日落;并非墙上的一幅壁画,平展而受限,而是寓于空中,飘浮不定或是无拘无束。实际上,历史的跌宕起伏恰如从朝到暮的自然景观,重要的是它的色与彩。时间遮蔽不了珍宝;我们要的是其此时而非彼时。我们并不抱怨矗立于地平线上的群山呈现蓝色、朦胧不清;它们更像天空。
什么重要时刻的事实可能石沉大海却又必须成为纪念呢?死亡的纪念碑比对死者的纪念更长久。座座金字塔并不曾吐露他们的故事;现存的事实成为其自身的纪念。为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严格说来,历史上的各个社会未曾从湮没中找回一个事实,消亡的只不过是其自身而不是那事实罢了。研究者比研究对象更值得纪念。一群人站着观赏层层雾霭及透过雾霭看到的朦胧树影,突然人群中有一人走上前去探究那景象,于是所有的目光都带着新奇与钦佩转向他渐渐远去的朦胧身影。令人惊讶的是,人类靠多么微乎其微的社会协作去记住过去。实际上,过去的故事除了指派给它的缪斯之外还另有一位缪斯。奥尔瓦基迪斯的《阿拉伯编年史》提供了一则一切历史开端方式的范例:“我是从艾哈迈德·奥尔马丁·奥尔乔哈米那里了解情况的,他是从里法几·艾本·凯斯·阿拉米里那儿了解的,此人是从赛夫·艾本·法巴拉赫·奥尔查特夸米那儿了解的,此人又是从萨贝特·艾本·奥尔卡马赫那儿获悉的,此人说他当时在事件的现场。”[20]这些历史的创始人并不急于保存,而是渴望了解事实;因此事实并未忘却。人们运用批判与敏锐徒劳地揭示过去;却无法呈现过去;我们无法知晓我们不存在时的一切。一块面纱笼罩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然而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去探究现在而非过去是什么状况。在一场战役已经打完的地方,你只能找到人和动物的遗骨;在一场战役正在进行的地方,那里有一颗颗跳动的心脏。我们将坐在土堆上凝神沉思,而不会试图使这些骷髅重新站立起来。你想想,大自然是否还记得它们曾经是人,或者它们现在是白骨?
古代历史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它应当更具现代思想。它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好像旁观者应想着墙上之画的背面,或者好像是作者期待死者成为其读者,并希望他们详述他们自己的感受。人们似乎急切想要实现穿越这许多世纪的有条不紊的退避,一丝不苟地在重建身后的工事,因为时间的侵犯已经摧毁了他们;然而当他们四处游荡之时,他们和他们的工事都成为头号敌人的战利品。历史既无古代的神圣庄严亦无现代的朝气蓬勃。它的一番作为仿佛是要追溯到事物的开端,这是自然历史可以合理承担的任务。但是思考一下通史,然后告诉我们:牛蒡和车前草起初是何时萌芽的?历史多半是这么写就的,以致它所描述的时代以非同寻常的适当与得体被称为黑暗时期[21]。那些时代是黑暗的,正如一个人所评论的那样,因为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历史上,因为灰尘,因为混乱,太阳很少光辉灿烂;当我们偶然发现暗示这发光体存在的令人振奋的事实时,我们便引用它并使之现代化。当我们在撒克逊人的历史中读到:诺森布里亚的埃德温“让人把标桩固定在大路上,在那里他看到了春光明媚”,然后“将一只只黄铜盘子拴在标桩上,以使身乏体倦的旅人精神振作,因为旅人的辛苦埃德温感同身受”。如此,亚瑟的十二场战斗有了价值。
“穿过这世界的阴霾我们昂然走进更加充满活力的一天:
欧洲的五十载胜过华夏的一个时代。”[22]
新英格兰的一线光芒胜过欧洲五十载!
传记也易于受到同样的反对;它应成为自传。让我们依照德国人的建议,且莫千辛万苦出国折磨我们的肠胃以至于我们可能成为别人去阐释它。如果我不是我,何人是我?
然而,过去应是黑暗的,这个说法倒也恰当;尽管黑暗并不像成为传统的特性一样成为过去的一个特性。这不是时间上的距离,而是关系上的距离,才使其编年史如此晦暗无光。靠近这一代人的心灵之物依然是美好而光明的。希腊在一片强光中展现她阳光照耀下的美丽迷人的土地,因为在她的文学艺术中存在着太阳和日光。荷马,还有菲狄亚斯[23],还有帕特农神庙,他们不允许我们忘记太阳曾普照万物。然而,没有一个时代是漆黑一片,我们也不会太过鲁莽地轻信历史学家,为一片光亮而祝贺我们自己。假如我们的目光能穿透那悠悠岁月的幽幽暗暗,我们将发现它足够光明;只是那里不是我们的白昼。有些动物生来就能在黑暗中看见物体。世界上光的总量总是相等的。新发现的星星、消失的星星,彗星、日食、月食都不影响总的光亮,因为只有我们的望远镜能鉴别它们。最古老的化石的眼睛犹在,它们告诉我们:同样的光的法则当时与现在一样奏效。光的法则总是相同的,但是观看的方式和看到的程度各不相同。众神对任何时代一视同仁,始终如一地在天空闪烁着光芒,而那观看者的眼睛却变成了石头。起初,只有太阳和眼睛。漫漫岁月未曾给前者增添一丝新的光线;也未曾改变后者的一根纤维。
如果我们真要将时间纳入我们的考虑之中,那么神话,那些古老诗歌的遗迹、诗歌的残骸,可以说,世界的遗产,仍然反映出它们最初的某些光辉,就像云之碎片被往昔的太阳光染上色彩;一直延伸到这最近的夏日,将此时此刻与开天辟地的那个早晨相联系;正如一位诗人所吟诵的——
那崇高乐曲的片断
随着岁月的潮流飘荡,
如同断裂的船骸
浮现于暴风骤雨的大海。[24]
这些便是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历史的材料与线索;人类是如何从蚂蚁的状态达到人的状态,各种艺术是如何逐渐地被创造出来,让千百种揣测为这个故事带来启示吧。我们将不会拘泥于历史时期,甚至是地质时期,它们会使我们怀疑人类事物的进步。假如我们某天超越这个智慧,我们将期待人类的今晨——在这个早晨,人类已获得了最简单的必需品:玉米、酒、蜂蜜、油、火、清晰的语言、农业及其他方面的技艺;人类已逐步从蚂蚁的状态被培育成人的状态,闪烁着同样进步光辉的一天将接续下去;我们期待:在那神圣时期的时光流逝中,其他种种神力和神人会帮助人类,将他们提升到远远高于现状的地位。但是,对此我们知之甚少。
就这样,一个航行者清醒着梦想,而他的同伴在堤岸上沉睡。突然听到一个船夫的号角声,回声从这一岸传到另一岸,向那农夫的妻子发出通知:他就要到家了,他们将一起吃饭,可是在那里似乎只有麝鼠和翠鸟听到了号角声。既然我们的沉思和睡眠之河就这样被搅扰了,我们便再次起航了。
下午,当我们一路继续前行,河流的西岸变得低矮了些,或是在一些地方距离河床更远,只剩下几棵树装点着河岸;而东岸各处常常突然升高,与五十或六十英尺高的树木茂盛的小山连在一起。椴树(美洲椴)亦称酸橙树或菩提树,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树,它悬垂于水面之上,树叶宽阔而呈圆形,其间点缀着一串串如今差不多成熟的小小的硬浆果,它为我们的水手营造了一片怡人的树荫。这一树种的内皮是韧皮部,是捕鱼人用作编席的材料,是俄罗斯人大量使用的绳子和农用鞋子的原料,也是某些地方织网或织粗布的原料。根据诗人们的说法,它曾经是菲吕拉——海洋女神之一。据说古人用其树皮做小屋的屋顶,做篮筐,做一种称作菲吕拉的纸。他们也用其木料制成圆盾,“因其具有韧性、轻便和弹性”的特点。它曾大量地被用来雕刻,现在仍是钢琴的共鸣板和车厢的嵌板需求的材料,它还具有其他各种各样要求韧性和弹性的用途。篓筐和摇篮则是用它的嫩枝编织而成的。它的树液可生产糖;据说,他们更喜欢用它的花酿制的蜜。在一些国家,人们用它的树叶来喂牛;一种巧克力由它的果实制成;一种药物由它的花朵浸泡配制而成;最后,其木材烧制成的木炭是黑色火药极其宝贵的原料。
一看到这种树我们不禁联想到,我们已然到达了一片陌生的土地。当我们在这树叶的华盖下乘船航行,透过树叶的缝隙我们窥见了天空,好像这树的意义与思想以千百种象形文字铭刻于天空了。宇宙是如此适宜地适应我们的机体,让我们的眼睛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又得到很好的休息。处处都有抚慰这感官并使其精神振奋之物。让我们仰视树顶,看看在那里大自然是如何精美地完成了她的杰作。看看松树如何无休无止一棵比一棵更高地耸立,优美地充当大地的流苏。有谁会细数树梢上飞升飘走的纤细的蛛网,以及无数只躲避于树梢之间的昆虫。树叶的形状千差万别,比世上所有语言的字母累加在一起更多种多样;仅仅拿橡树来说,你几乎找不到两片相似的树叶,每一片叶子皆表现它自己的特性。
大自然在她所有的产品中只发展她最简单的胚芽。有人会说,创造鸟类并非伟大发明的延伸。如今飞越树林上空的老鹰,起初可能只是飘落于林中小径的一片叶子。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从沙沙作响的树叶演变成高高飞翔、清脆啭鸣的飞鸟。
从纳舒厄村向下一英里半处,萨尔门河自铁路下方由西缓缓流过来。我们划船航行了足够远的距离,进入与萨尔门河毗连的草地,从河岸上一位翻晒干草的人那里了解到它的渔业史。他告诉我们,以前这里盛产银鳗,并用手指了指沉没在河口的一些鱼篮。此人有着极其丰富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他娓娓讲述的关于渔夫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中漂浮的小岛的故事,以及充满了鱼类的神秘的湖泊的故事,令我们流连忘返,直至黄昏,但我们不能在此停泊、徘徊太久,于是又驾船离岸,驶向我们的大海。虽然我们从未踏入那片草地,只是用手触摸它的边缘,它依然给我们留下了甜美的回忆。
据说萨尔门河的名字是从印第安语翻译过来的,那是个土著居民喜欢常去常往的地方。这里也是白人在纳舒厄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地面上昔日矗立的房屋的凹痕和老苹果树的残骸仍清晰可见。沿着这条河向上游大约在一英里处,那里坐落着老约翰·洛夫威尔的住宅,他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军中的一名少尉,“赫赫有名的洛夫威尔上尉”的父亲。1690年前他移居于此,大约于1754年去世,享年一百二十岁高龄。人们认为他来此之前,曾参加过1675年爆发的著名的纳拉甘西特沼泽的战役。据说,印第安人鉴于他对他们仁慈的缘故,在随后发生的战争中并没有伤害他。到了1700年,他已至暮年,白发苍苍,他的头皮不值一文,因为法国总督对这种战利品没有奖赏。我曾站在河岸上老约翰·洛夫威尔地窖的凹陷处,在那里与一个人交谈过,这个人的祖父或者父亲可能曾经与洛夫威尔相识。洛夫威尔老年时,也在这儿有过一座磨坊,并且开了一家小商店。最近仍然健在的一些人,记得他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他用手杖将一群孩子驱逐出他的果园。细想一下这一凡人的巨大成就,对智者来说,不得不摆出的纪念品将是多么粗劣啊——一百岁时,他不戴眼镜就能修补鞋子;一百零五岁时,他昂首阔步,耀武扬威!据说洛夫威尔的住宅是达斯坦夫人从印第安人那里逃离后最先到达的地方。佩科凯特的英雄大概就是在这里诞生和培养的。在附近还可以看见约瑟夫·哈塞尔的地窖和墓碑。据其他资料记载,哈塞尔和他的妻子安娜、儿子本杰明以及玛丽·马克斯“于9月2日(1691年)傍晚遭到我们的印第安敌人的杀害”。正如古金在以前的某个场合曾说道:“印第安人打在英国人脊背上的棍子尚未完成上帝的使命。”萨尔门河在接近其河口处仍是条孤寂之河,河水蜿蜒流过森林与草地;而纳舒厄河当时杳无人迹的河口处,如今却回响着一个工业小镇的喧嚣声。[25]
源自哈德逊的奥特尼克湖的一条河恰好从萨尔门河上游的对面源源而来。从这里的堤岸,可以清晰地看到安卡纳努克山——这一带最引人注目的山——只见它高高地耸立于上游那座桥的西端之上。稍后不久,我们经过了位于纳舒厄河畔的纳舒厄村——河村同名,在那里一座廊桥横跨梅里马克河。纳舒厄河是最大的支流之一,它发源于沃楚西特山,穿过兰开斯特、格罗顿和其他市镇,在那里形成闻名遐迩的榆树成荫的草地,不过在靠近其河口的河段,河流受到瀑布和工厂的阻隔,因此没能吸引我们继续去探索。
在远离这里的兰开斯特,我曾与另一同伴一起穿越了纳舒厄河宽阔的河谷,我们的目光曾穿越纳舒厄河,从康科德山区久久地向西眺望,却并未将其与地平线上的青山相联系。如此多的溪流、如此多的草地与森林、如此多宁静的民居,隐匿在我们和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山脉之间;在去往廷斯伯勒的一座小山上,你可以将它们一览无余。在我们年轻人看来,那里森林似乎连绵不断,地平线上两株相邻的松树之间,横亘着纳舒厄河谷,而这溪流即使在那时也在河谷的底部蜿蜒流淌,而此时,在这里,河水悄无声息地与梅里马克河汇合在一起。在西边,可以远远地望见从河谷那里慢慢升腾并飘浮于其草地上空的朵朵浮云,落日的余晖将它染成了辉煌的金色,曾为我们装点千百个夜晚的天空。但是,这河谷似乎被一层草皮掩盖,当我们向那些山岭航行时,它才第一次向我们慢慢揭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寒来暑往整整一年,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群山黯淡朦胧的轮廓里,而距离和模糊所增添的宏伟气势并非群山本身所给予的,由是它们有助于解释诗人和旅行家们的所有引喻。伫立于康科德的悬崖峭壁上,我们这样向群山倾诉衷肠:
怀着开拓的力量你坚守阵地,
怀着巨大的容量你蜿蜒盘旋,
喧嚣的沉默是全部的声响,
远处莫纳德诺克山和彼得伯勒山;
有你溪流的温床;
从未激起的强硬争辩,
包围着那些哲学家,
就像某支庞大的舰队,
顺利地穿越风霜雨雪,
穿越冬日的严寒与夏日的酷暑;
却依然保持昂扬的斗志,
直到你在空中找到了海岸;
并非装载着禁运的货物,
靠近陆地偷偷潜行,
因为那些让你冒险运货的人
已让太阳看清
他们的诚实。
这条航线上的船,每一艘,
你驾驶西行,
护送的云朵,
它们总是在狂风骤起之前,
聚集在你桅杆的左右支索中,
在帆的压力下
重如千钧。
坐在这牢固的座位上的我似乎感到你,
船舱深不可测,
横梁宽阔无垠,
索具无限延长。
我想你在新奇的西方的悠闲中,
享受奢侈的快乐,
你的山顶多么凉爽,清新碧蓝,
纵然时光让你无所事事;
因为你伸直身体仰卧大地,
未经分配的力量,
未经雕琢的原始木材,
可制作如此坚硬的弯头,如此柔软的桅杆;
一个个新的星球由这种材料制成,
终有一天它将成为我们西方的贸易,
适合做世界的支柱,
这世界被投掷穿越太空的海洋。
当我们享受渐渐消散的光线,
你依然胜过西方的白昼,
静卧在远处上帝的农场,
似一堆堆结实的干草;
人类的才智从未在任何一页纸上,
写过如此醒目的一行;
森林光辉闪耀,
仿佛敌人的营火
沿着地平线闪烁,
也像当时的火葬柴堆
在那里熊熊燃烧;
金银镶边的云彩
似折叠的锦缎在空中飘荡,
而且以如此深奥的琥珀色光亮
将西边装点,
那儿仍有少许光线倾斜,
甚至天堂似乎显得奢华,
沃塔提克山
横卧在地平线的基石上,
像一个孩子昨夜留下的玩具,
像四处散落的衣物,
散布在地球的边缘、山峦和树木上
矗立着仿佛雕刻于天空,
或好像港口的航船
等待清晨的微风。
我幻想蜿蜒通向天堂之路
甚至通过你的峡谷;
更远的地方,不管历史的记载,
徘徊着金色与银色的时代;
骤风劲吹,
从你遥远的溪谷带来
那些未来世纪的消息
以及新朝代的思想。
但是我尤其记得你,
沃楚西特山,像我一样
离群索居,特立独行。
你深远幽蓝的眼睛,
穿越空地或峡谷
或者从铁匠铺的窗口
可以窥见天空的遗迹,
影响了眼前流逝的一切。
万物皆虚,
除了你我之间静止的东西,
你这西方的先驱,
不知耻辱与恐惧,
冒险精神将你驱使,
在天堂的屋檐之下;
你能在那儿伸展,
呼吸充足的空气?
你甚至迁移,
越过西方
进入晴朗无云的地域,
无须朝圣者的斧头,
用你久经磨砺的山顶
开辟你的空中之路,
在天空为自己打造一片空旷之地
上擎青天,下压大地,
是你与生俱来的欢乐;
既不倚天,也不靠地,
但愿我配得上做你的兄弟!
最后,如拉塞拉斯和其他欢乐谷的居民,我们决意攀登毗连西方地平线的蓝色高墙,尽管不无担忧,因为自此以后,我们所能看见的人间仙境将不复存在了。不过,要讲述我们的冒险经历需要很长时间,而今天下午我们无暇顾及此事,因为我们在想象中将自己沿这朦朦胧胧的纳舒厄山谷向上游运载,再一次经历那朝圣之旅。之前,我们已去新英格兰和纽约的主要山脉做过许多次相似的短途旅行,甚至在遥远的荒野,我们曾在许多山顶上度过夜晚。此刻,当我们再一次从我们本土的群山向西眺望,只见沃楚西特山和莫纳德诺克山已再一次隐退于地平线上朦胧而虚幻的山脉之中,尽管我们的眼睛注视着这两座山上的岩石,因我们曾在那里搭建帐篷过夜,在云雾中煮食麦片糊。
直到1724年,在纳舒厄河北岸仍没有房屋,只是在边境与加拿大之间散布着简陋的小屋和阴沉的树林。在那年的9月,在北岸从事松脂制造(因为这是那茫茫荒野中最初的事业)的两个人,被一群(三十人)印第安人俘虏并被押往加拿大。邓斯特布尔的十个居民前去寻找他俩,发现他们的桶箍被割断,松脂洒在地上。廷斯伯勒的一位居民曾向我讲述其祖上流传下来的故事:那两名俘虏中的一人,当印第安人行将打翻他的松脂桶时,他操起一根松树节不断挥舞,毅然决然地发誓要杀死第一个碰松脂桶的人,印第安人这才有所克制;最后,当他从加拿大回来时,他发现他的松脂桶仍然站立。也许当时不止有一只桶。不管是否曾有此事,侦察兵们通过由木炭与油脂混合涂在树上的记号得知,那两个人没有被杀害,而是做了俘虏。侦察员中的一名成员——法韦尔,发觉桶里的松脂尚未完全流出,由此推断印第安人刚离开不久,于是他们即刻追赶。不过,他们并没有听从法韦尔的建议,而是紧跟印第安人的足迹,沿梅里马克河溯流而上,结果在桑顿渡口附近,即现在的梅里马克镇内遭到伏击,九人遇害,唯有法韦尔一人,在敌人一阵穷追不舍地追击后侥幸逃脱。邓斯特布尔的人们出来收尸,将他们的尸体全部带回邓斯特布尔,并将其埋葬。这几乎与罗宾汉民谣所述只字不差:
他们将这些林木工人带到美丽的诺丁汉,
那里正如众人所知,
他们在他们的墓地为他们挖掘坟墓,
他们把他们排成一行埋葬。[26]
诺丁汉恰巧就在河的对岸,而他们的坟墓并非恰好排成一列。你可以在邓斯特布尔墓地,在“死亡象征”和任何一个死者姓名下读到,他们是怎样“离世”,而且
此人和另外七个
躺在这坟墓之中的人
一天之内全部遭到印第安人的杀害。
另外几位死者的墓碑环绕着公用墓地而立,它们各自刻有自己的碑文。共有八人埋葬于此,但是根据最权威的记载,当时有九人遇难。
温柔的河啊,温柔的河,
看,血玷污了你的河水,
一个又一个高尚而英勇的船长
沿着你柳树成荫的河岸漂浮。
都在你清澈的河水边,
都在你明亮的沙滩旁,
印第安首领和基督教勇士们,
投入到鱼死网破的激战中。[27]
根据《邓斯特布尔区历史》叙述,法韦尔逃回来时,印第安人与另一群白人交战,他们被迫撤退,一直被追击到纳舒厄河,在河口处,他们向对岸射击。印第安人撤离后,人们发现在岸边一棵大树上,白人刻下了印第安人头颅的画像,境遇已将它的名字赋予纳什维尔村的这片区域——“印第安人头”。古金在提及菲利普王战争时说:“某些有识之士指出,战争开始时,英国士兵对印第安人不屑一顾,为此,很多士兵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英国人追击十个印第安人绰绰有余;许多士兵认为它只不过是Veni, vidi,vici,[28]仅此而已。”不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有识之士此时想必已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法韦尔好像是唯一一个曾研究过自己职业的人,他懂得追捕印第安人之事。他活了下来,他日又参加了战斗,第二年他在佩科凯特任洛夫威尔的中尉,但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荒野之上留下了他的遗骨。他的名字仍使我们想起晨光熹微的时代和追踪印第安人的森林侦察员,带着一种令人心神不安的战利品;新英格兰必不可少的一位英雄。正如距今较近的一位诗人,歌颂洛夫威尔的战斗时所诉说的,他的表达略显踌躇但依然勇敢:
血染的河水
似溪水奔流不息
闪耀着波光,一路喧嚣,
直冲下阿基欧楚克悬崖。[29]
对我们而言,这些战役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我想子孙后代将会怀疑是否果有此事;怀疑移居这边土地的我们勇敢的祖先,是否不是与一个古铜色皮肤的人种斗争,而是与森林的幽灵斗争。它们是杳无人迹的森林的水汽、热病与疟疾。如今犁只翻出了几枚箭头。在佩拉斯吉人、埃特鲁斯坎人或英国人的故事中,并无如此朦胧、如此虚幻的事情。
这是个荒凉的、灌木丛生的、样子古老的墓地。它在距离梅里马克河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大路旁俯瞰这条河,墓地的一旁以一条废弃的水渠为界,那里安卧着邓斯特布尔古代居民尘世的遗骸。从这里向下三四英里,我们路过那块墓地。那里你可以读到洛夫威尔、法韦尔的以及其他许多在印第安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家族成员的名字。我们注意到那里有两大块超过一英尺厚、大致呈方形的花岗岩,平铺在地面上,覆盖着首位牧师和他妻子的遗骸。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的逝者都是躺在石块下——
Strata jacent passim suo quaeque sub.
果实皆散落于树下。[30]
石块,如果度量法允许,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主体。倘若石块不大,则在其近旁冥思苦想的旅行者不会感到精神沉重;然而,这些尸体上的石块却让我们感到其粗野;自埃及金字塔以来,覆于人尸体之上的所有大纪念碑都是如此。一个纪念碑至少应“指向星星”,以指明魂归何处,而不应像遗弃荒野的躯体那样卧倒在地。曾有一些民族,除了修建墓碑不会干别的,而这些便是他们留下的唯一遗迹。他们是野蛮人。然而,为什么这些石碑像感叹号一样高高耸立,引人注目?那儿曾生活过何种如此非同凡响的人物吗?为什么这纪念碑比预期的永垂不朽的声名更加经久不衰——仅是一块石头与一根骨头的区别吗?——“这里安卧着某某”——“那里安卧着某某”——为什么他们不写:那里站立着某某?它只是为人们意念中的躯体而建设的纪念碑吧?“他已尽其天年”——他已尽其非自然的寿命,这样说岂不是更加准确?一则墓志铭最珍贵的品质是真实。假如描述逝者的性格,应该像下界三位法官的裁决那样严谨准确,而不应是友人的片面之词。友人和同龄人只应提供姓名和生卒日期,而将墓志铭留给后世子孙去书写。
这里安卧着
一位正直诚实之人,
海军少将范。
那么你应相信
两人共用一墓,
这里还安葬着雕刻匠,
因为他的名声永垂不朽。
声望本身只不过是一则碑文;同样地迟,同样地虚,同样地真。但是唯有它们是经过修墓老人雕琢润色的真正的墓志铭。
一个人或许可以祈祷:他不会因被埋葬于任何自然一隅而使其成为禁地或受到诅咒。在大多数情况下,追随者的灵魂多半会变成一个令人恐怖的鬼怪,经常出没于他的坟墓,因此,罗宾汉的著名追随者小约翰的坟墓“因出产优质的磨刀石而闻名遐迩”,这使得小约翰声望大增,也更好地反映出其性格特征。我承认,对于他们所拥有的诸如在地下墓穴、佩尔拉切斯、奥本山,甚至在这邓斯特布尔墓地的那些收藏品,我并不太喜欢。不管怎样,除了年深日久没有什么能够引起我对墓地的兴趣。那里我没有朋友。或许我创作关于墓地诗歌的能力欠佳。已摄取了农场精华的农民,或许会把他的遗体留给自然去犁耕,这多多少少可以恢复一下农场的肥沃。我们不应阻碍而是应该促进其经济发展。
不久,纳舒厄村便远离了视线,树木又变得茂密起来,日落前,我们缓缓划行,寻找着可以度过一夜的幽僻之所。水中开始映衬出几朵暮云的倒影,横穿河流的麝鼠只在河面的这里或那里激起涟漪。最后我们在佩尼楚克溪附近宿营。佩尼楚克溪位于现在纳什维尔的边界,一道深谷旁的松林边。那里,枯死的松叶是我们的地毯,它们黄褐色的树枝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伸展。不过,火与烟不久就使周围的景色变得单调乏味;岩石欣然充当了我们的墙壁,松树慨然成就了我们的屋顶。林边俨然已成为我们最合适的居所。
对于每一个人,荒野既亲近又珍贵。即使是最古老的村庄,也受惠于环绕着它们的野生树林的边缘,这要胜过人工花园所给予它们的恩惠。森林边缘的景色以及它偶然伸进新兴城市之中的美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令人振奋与美不胜收,那些城镇就像新筑的狐狸洞穴的沙堆突兀于树林中。松树和枫树如此笔直挺立,彰显了古老的正直与自然的活力。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一种背景的慰藉——那儿,松树枝繁叶茂,松鸦声声尖鸣。
我们已为我们的小船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港湾;日落西山之时,我们搬运自己的装备,在堤岸上安营扎寨,不久我们便安排妥当。在帐篷门口,水壶喷吐着蒸汽,而我们则畅谈着远方的友人,憧憬着我们即将看到的景物,心里很想知道那些城镇位于我们的哪个方向。可可茶很快便煮沸了,晚餐摆在我们的箱子上,我们像老船夫那样,慢条斯理地边吃边聊,逐渐拉长了这顿饭的时间。同时我们在地上摊开地图,浏览地名词典,查阅最早的移民者何时来此并被授予一所小镇。然后,我们结束晚餐,完成航海日记,身体包裹着野牛皮,头枕着胳臂躺下去聆听远处狗的吠叫之声,或是河水的窃窃私语,或是此起彼伏的风声——
西风姗姗而来,
带着太平洋柔弱的喧嚣,
我们傍晚的邮船,即刻响应
其邮政部长的号令;
满载着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消息,
无论破晓后发生什么,
无论世界如何变迁,
蔷薇边,丛林旁,
从这里直到阿萨巴斯卡湖;
或许半睡半醒,我们梦见一颗星星,穿透我们的布质屋顶,微光闪烁;或许午夜时分,有人会被站在他肩膀上厉声尖叫的一只蟋蟀所惊醒,或是被他眼中一只追捕猎物的蜘蛛所惊醒,接着又被我们附近一道树木葱茏、岩石密布的深谷底部某条潺潺流动的小溪催眠入睡。我们头部低低地靠在草地上,去倾听它是怎样一个叮当作响、忙忙碌碌的实验室,顿觉心旷神怡——千百个小工匠彻夜在他们的铁砧上敲敲打打。
夜深人静,当我们在梅里马克河岸上酣然入梦时,我们听到某个新手正持续不断地击鼓,据我们所了解,这是为一次乡村集会做准备,于是我们想起了如下诗行——
夜深人静 ,鼓声骤起。 [31]
我们可以让他相信,他的鼓声会得到回应,队伍会召集起来。莫担心,你这黑夜的鼓手,我们也会前往。而他依然不断地击鼓,在寂静中、在黑暗中。这一来自遥远区域的飘荡的声音,不时地传入我们的耳中,遥远、悦耳、深邃,我们洗耳恭听,这样地不带一丝一毫的偏见感,仿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无疑他充其量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鼓手,但他的音乐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美好的悠闲时光,让我们完全陶醉其中。这简单质朴的声响,将我们与星辰联系在一起。是的,这鼓声中有一种逻辑,它是如此令人信服,人类的共同感知也不能怀疑那鼓声的结论。我停止了自我的惯常思维,似乎犁铧突然穿透地球的外壳,更深地插入了犁沟。我刚刚跨越了自我人生沼泽中一扇如此深不可测的天窗,又如何继续思考呢?蓦地时光老人向我眨眼示意——啊,你认识我,你这流浪汉——而且带来一切顺利的好消息。那古老的宇宙如此健康,毫无疑问,我认为它将永生不死。治愈你们自己吧,医生;而我,依靠上帝而活。
闲暇时光飘然而过,
只将永生留与我;
我听到声域之外的声响,
我看见视界之外的景象——
我看、闻、尝、听、触摸那我们与之同源的永恒之物,它同时是我们的缔造者、我们的居住之所、我们的命运之神,亦是我们自己;这一历史的真相,这一最明显的事实,可以成为我们独特而自发的思考对象,成为宇宙真正的荣耀;它是人类无法不承认,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忘却或摒弃的唯一事实。
它向所有人透露了我的隐私,
使我在人群中孑然一身。
我早已看到世界是如何奠定基础,我丝毫不怀疑它将巍然耸立,长长久久。
最重要的是,此刻是我的诞生之时,
只有此刻才是我生命的巅峰。
我将不会怀疑那无以言表的爱,
它既非我的价值也非需求所买,
它追求年轻的我,追求年老的我,
它将我带至这个夜晚。
何谓耳朵?何谓时间?这种称为音乐旋律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声音,一支隐形的、虚幻的从未将那露珠从任何草地上轻轻拂去的军队,它能否随风飘荡,穿越自荷马以来的许多个世纪来到我身边,他是否早已熟悉了此刻刺痛我耳膜的同样缥缈神秘的魔力?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音乐是一种何其美妙绝伦的交流啊!正是音乐,传达这最美好、最高尚的思想,传达古人的凌云壮志,甚至是传达诸如语言所从未表达的东西!它是语言之花,是斑斓的、曲折的、流畅的、灵活的思想,它清澈如水晶般的喷泉染上阳光的色彩,它潺潺流动的波纹倒映出青草与白云。一曲旋律使我不禁想起《吠陀》中的一段,而且我将它不仅与无限遥远的思想,还与美与宁静的思想联系起来,因为对于感觉而言,距离我们最远的恰恰却在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言说。它一次次地教导我们相信,最遥远、最细微的事物源自最神圣的本能,并且使梦成为我们唯一的真实体验。当音乐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时,我们感到一种悲喜交加,可能是因为作为听众的我们听到的并不是它真正发出的声音。
因此听到一股深深的悲哀,
奔腾不息冲过你的凯旋曲。[32]
这悲哀属于我们。印度诗人迦梨陀娑在《沙恭达罗》中说:“或许人们看见美丽形体、听到美妙音乐时的悲哀源自于对往昔欢愉的朦胧记忆,源自于先前生存状态中彼此关联的痕迹。”[33]正如磨光能清晰地展示大理石的纹理以及木料的花纹,因此音乐彰显了埋藏于任何地方的英雄品质。那英雄是音乐的唯一恩主。在英雄的情绪与宇宙间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和谐,那是任何一位击鼓和吹喇叭的士兵都愿意去模仿的和谐。对我们而言,当我们身体健康时,一切声音听上去都好像是横笛与鼓乐的合奏;我们听见空中的乐曲,或者当我们黎明醒来时,听到其日渐消逝的回声。进行曲是当那英雄的脉搏与自然的脉搏一同跳动时,他按照宇宙的节拍行走;于是拥有了真正的勇气和所向披靡的力量。
普卢塔克说:“柏拉图认为,众神从不只为娱乐或取悦耳朵,才赐予人类音乐、曲调与和声的技艺;但是灵魂因缺少和谐的曲调,不和谐的成分便多次游荡在肉体四周,从而突变成许多放肆的言行。或许,可以将其不费气力地撤回并巧妙地恢复到原先,使之与先前的和谐保持一致。”
音乐是传播天下的普遍法则的声音。它是唯一确定不移的音调。那里有这样的旋律:它远远超越任何人对其崇高命运的信念。值得了解的种种事物都会被了解。以前我曾听到过这些——
一架风鸣琴的传说
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溪谷,
那里从未留下人的足迹,
像这里焦灼而罪恶的生活,
伴着艰难与争斗。
那里每一美德有其渊源,
在它降临尘世之前,
回报那里的每一功绩,
燃烧于慷慨的胸怀。
那里爱情温暖如春、青春朝气蓬勃
那里诗歌尚未诵吟歌唱,
因为美德尚在那儿涉危历险,
自由地呼吸她本土的空气。
无论何时,假如你细细地倾听,
你仍可以听到它晚祷的钟声,
还有心灵高尚者经过的脚步声,
他们的思想正在与苍穹对话。
根据杨布里科斯的说法,“毕达哥拉斯并非通过乐器或嗓音,而是利用一种不可言喻、难以理解的神力为他自己获得这种东西,在世界崇高庄严的交响乐曲中,他伸长耳朵,全神贯注,就好像只有他一人在倾听、理解宇宙中各天体间的和谐和融洽,以及在这些行星间穿梭而过的星星所发出的优美悦耳的曲调,这些星辰产生的曲调更加洪亮、更加强烈,它超越了人间的一切声响。”
一天清晨,我从这里向东徒步旅行大约二十英里,从汉普斯特德的伽勒·哈里曼客栈前往黑弗里尔,当我到达普莱斯托的铁路时,远处空中传来一种像风鸣琴的微弱乐声,我立刻猜想这声音是电报软线在刚刚觉醒的晨风中振动的声音,于是我把耳朵贴近其中的一根柱子,我确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那是电报竖琴向全国鸣奏它的电文,这信息不是由人发送,而是由诸神发送的。或许它似门农的雕像,只在清晨,当太阳的第一缕光芒照耀它时才鸣响。它好像人们在海边听到的第一架七弦竖琴或者贝壳发出的声响——那振动的琴弦高悬于海岸的上空。因此万物皆有其特定范围之用途。我听到一则比报刊历来刊载的新闻更加生动有趣的新闻。它讲述值得一听的事情,讲述值得由电波传送的消息,它不是关于棉花和面粉的价格,而是暗示世界本身的价值,暗示无价之宝、绝对真理与美的价值。
鼓声咚咚,仍不停地敲响,当晚我们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从许许多多的心灵之村庄传来了号角声,传来了盔甲和圆盾的铿锵声,无数骑士正拿起武器在露营的星星后展开战斗。
在每一先头部队前,
空中骑士端着长矛,策马前进,
直至大军压境,战功显赫,
天国的两端苍穹燃烧。[34]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你没有严守你的秘密,
而某一天我将守候,
你说过的那异地他乡。
时间是否未曾留下闲暇,
供你排练这些戏剧?
永恒难道不是一份契约
为了比诗更好的功勋?
听说死去的英雄人物仍健在,
这消息令人欣喜,
但倘若我们继承英雄的事业,
他们将活在我们心中,那更令人欣喜。
我们的人生应以奔腾不息的波浪
哺育名誉的源泉,
犹如海洋哺育潺潺流动的泉水,
它们在大海中找到自己的墓穴。
天幕轻罩我的胸膛,
成为我蓝色的盔甲,
大地承载我歇息的长矛,
你是我忠贞不渝的战马。
星星是我空中的枪尖,
你是我的镞镞箭头;
我看见溃败的敌人狂奔,
难逃我明亮的根根长矛。
给我一名天使为敌,
现在就确定地点与时间,
我将径直去迎战他,
在星空的钟声敲响之前。
伴随着我们圆盾撞击的铿锵,
天上的行星将会鸣响,
而灿烂的北极光将高悬于
我们的赛场旁。
假如天堂失去了她真正的斗士
请告诉她莫要绝望,
因为我将成为她新的斗士,
我将恢复她的声望。
今夜狂风呼啸,事后我们才得知当晚他处的风更猛烈,而且对远近的玉米田危害极大;但是,我们只听见风儿不时地声声叹息,仿佛它无法撼动我们的帐篷那坚实的地基。松树沙沙作响,河水微波荡漾,帐篷微微摇晃,而我们只是把耳朵贴得离地面更近些,此时狂风继续咆哮着前去警示他人,而我们早在黎明前就已然做好继续航行的准备。
[1] 约翰·高尔《一个情人的忏悔》序言,Ⅱ,58-60。
[2] 《罗宾汉民谣》,Ⅱ,59-60。
[3] 《罗宾汉民谣》,诗节17。
[4] 威廉·布朗《牧羊人的风笛》,牧歌Ⅳ,Ⅰ,170。
[5] 亚历山大·蒙哥马利《黑暗即将过去》,Ⅱ,33-43。
[6] 《洛夫威尔的战斗,一支歌》原书pp.97-99的诗行出自这首逸名作者的诗。
[7] 本杰明·丘奇上尉(Benjamin Church,1639-1718):是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同印第安人作战的清教徒首领。约翰·洛夫威尔(John Lovewell,1691-1725)在自己作为同印第安人战斗的战士出名之前曾在丘奇手下服役。
[8] 丁尼生《洛克斯利大厅》,Ⅱ,137-138。
[9] 约瑟夫·沃尔夫《派往布哈拉的使团纪事》(伦敦,1845)
[10] 塞缪尔·丹尼尔《穆索菲勒斯》,Ⅱ,486-499。
[11] 查尔斯·科顿《晨四行诗》,Ⅱ,35-36。
[12] 《小贵族农民》,载于托马斯·埃文斯《古老英国民歌》(1777),Ⅳ,136,57-60。
[13] 《威克菲尔德快乐的品达》,诗节4。
[14] 《哈林顿勋爵的葬礼》,Ⅱ,51-52。
[15] 摩奴(Menu,或可拼写为Manu):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据说《摩奴法典》是由他编纂而成,该法典是约束礼仪和日常生活的规则。
[16] 《薄伽梵歌》:学术界认为它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是印度教的重要经典,它是唯一一本记录神而不是神的代言人,或者先知的言论的经典。
[17] 此信载于查尔斯·威尔金斯对《薄伽梵歌》的译本(伦敦, 1785)前言,梭罗引文中梵语史诗《摩诃婆罗多》这一著名部分的出处。
[18] 拉丁语,意思是“来自东方的光辉”。
[19] 《摩奴法典》: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法典的核心内容是宣扬种姓起源的神话,宣称婆罗门种姓为“一切创造物的主宰”,旨在维护印度种姓制度。 这部法典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被视为研究印度社会的基本文献。
[20] 西蒙·奥克利《萨拉森斯历史》(伦敦,1718)。
[21] 原文为darkage,指欧洲中世纪。
[22] 丁尼生《洛克斯利大厅》,Ⅱ,183-184。
[23] 菲狄亚斯(Phidias或Pheidias):古希腊的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古典雕刻家,雅典人。其著名作品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宙斯巨像和帕特农神殿的雅典娜巨像,两者虽然都早已被毁,不过有许多古代复制品传世。
[24] 沃尔特·司各特《诗人托马斯》,第3部分,诗节9。
[25] 梭罗这一段文字的来源包括丹尼尔·古金《关于基督教印第安人的历史记述》,载于《美国文物社的交易和收藏》第2卷(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836),以及查尔斯·J·福克斯《邓斯特布尔区历史》。
[26] 《罗宾汉向诺丁汉前进》最末一诗节。
[27] 《赖欧·弗德,赖欧·弗德》,诗节1和2,载珀西《遗物》。
[28] 拉丁语,相当于英语的“I came,I saw,I conquered.”是恺撒大帝的名言。
[29] 《洛夫威尔的战斗,一支歌》,载于法默和莫尔的《历史和多方面的文集及文学月刊》(1824年3月)。
[30] 维吉尔《农事诗》,Ⅶ,54。
[31] 托马斯·坎贝尔《霍恩林登》,Ⅰ,6。
[32] 费利西亚·赫门兹《音乐之声》,载《赫门兹夫人诗集》,二卷(费城,1832),Ⅰ,52。
[33] 根据卡利答斯的《萨肯塔拉或死圈》改编,由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载《威廉·琼斯爵士文集》(伦敦,1807),第9卷。
[34] 弥尔顿《失乐园》,Ⅱ,535-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