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复兴美术大约开始于15世纪，但由于西班牙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原因，文艺复兴运动受到了种种阻力。西班牙经过了长期反抗侵略的斗争，直到15世纪中叶才获得独立，于1479年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因封建君主一味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满足封建贵族奢靡生活的需要，致使农业遭到破坏，工商业发展缓慢；同时，天主教势力较大，特别是宗教裁判所活动猖獗，更造成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在西班牙传播的困难，也因此形成了西班牙文艺复兴美术的特点，即宫廷和宗教色彩浓厚，表现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文艺复兴的美术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便走上了样式主义的道路。

西班牙文艺复兴的绘画最早在14世纪就出现在富有的沿海省份——加塔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这里很早就同尼德兰和意大利建立了活跃的商业和文化联系，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已出现。进入15世纪，更有意大利和尼德兰的艺术家，如尼德兰的杨·凡·爱克来到此地，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绘画，文艺复兴的美术也正式发端。16世纪上半叶，艺术中心转向内地，但在16世纪下半叶开始衰弱，然而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西班牙却有一位远自千里渡海而来的希腊大师格里柯独放异彩，为西班牙文艺复兴绘画奏出了最高音。

西班牙文艺复兴绘画萌芽的代表人物费尔列尔·巴索（F.Basso，1290—1348）有“西班牙乔托”的美誉。在他主要的画作《崇拜圣母》《基督复活墓前的女圣徒》等画中人物的动作和表情，摆脱了中世纪绘画的死板和呆滞，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画面上也出现简单而带有透视因素的背景，尽管这些画还带有中世纪绘画的种种痕迹，却也开启了西班牙文艺复兴绘画艺术之先河。

15世纪，巴伦西亚和加塔罗尼亚都出现了带有新风格的画家。路易斯·达尔马乌（？—1460）曾活跃于巴伦西亚，其画风深受杨·凡·爱克的影响，并到尼德兰做修业旅游，学习了尼德兰画家对自然的观察和细密画的技法。他的代表作《城市官员围绕的圣母》就模仿了杨·凡·爱克的作品，圣母带有尼德兰贵妇的形象，围绕圣母的人们也有了一种“无疑的肖像确实性”，连构图也带有杨·凡·爱克的《根特祭坛画》的痕迹。而他用水胶颜料画油画的技法，也影响了西班牙画坛很多年。在模仿和学习尼德兰风格的过程中，一些西班牙画家把外来因素与西班牙民族装饰绘画相结合，形成了“西班牙—尼德兰样式”的风格。随着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君主制度的建立，以卡斯提尔为中心的“西班牙—尼德兰样式”风格在费尔多拉·加列格（Eairdora Gallery，1440—1507）等人的推动下，就更为明显。费尔多拉·加列格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基督磔行》和《圣卡尼娜训教》。在这些作品中，从画面情节的处理上看，作者借用了尼德兰画派的故事处理原则，但以西班牙装饰性画风所描绘的曲卷人体所显示出的痛苦表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有人评价说“正是他的作品体现了西班牙的精神”。

16世纪上半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君主制的强大，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占领，两国之间在外交、商业和文化上联系的扩大，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更为加强；在加塔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地区美术继续发展的同时，新文化也开始转向内地，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塞维利亚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活跃的画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阿联赫·费尔南德斯、路·巴尔加斯、胡安·德·胡安涅斯等。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帝国走向衰弱，社会矛盾激烈而复杂，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君主政权与地方贵族的矛盾以及阶级的矛盾都在加剧，这一切使得当时的君主腓力二世的统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裁判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运动，扼杀自由思想，导致美术在崇尚折衷式古典主义的同时，更带有某种呆板化、公式化和更为公平化及贵族化的倾向，样式化大为流行。16世纪下半期在绘画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隆索·桑切斯·科埃里奥、巴道哈·克鲁斯、路易斯·莫拉莱斯和埃尔·格列柯等。

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出生于希腊，格列柯即“希腊人”之意，早年曾在故乡习画圣像，受到拜占庭画风的影响，大约1566年来到威尼斯，先随提香学画，后拜丁托雷托^[5]和委罗内塞为师；1570年，他还专程到罗马观摩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真迹；大约在1577年，深感在天才众多的意大利自己无用武之地而到西班牙，以期发展。西班牙确实有适合他发展的土壤，遂成了西班牙16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艺术成就的真正代表，同时也是西方艺术史上一位很有特色的绘画大师。格列柯的画风具有混合性，既有拜占庭风格的痕迹，也融进了罗马样式主义的体型和画风。如他到西班牙后的第一件作品《圣父、圣子和圣灵》，这种特征就非常明显。而在西班牙的环境中，他的画又带有浓厚的神秘宗教色彩，如作于1581—1584年的著名代表作《圣莫里茨的殉教》。这幅画是为埃斯克里亚尔宫作的祭台画，内容为罗马军的将领莫里茨因坚决不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被罗马皇帝处死，画面表现的正是莫里茨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场面：面对行刑，莫里茨手指着天空，表情沉稳而镇静地向人们宣传着教义；背景是莫里茨被押赴刑场的情景；天空中天使唱着赞歌为英灵送行，并给他带来了光荣的桂冠。该画混合性的画风突出，如在人物形体的描绘上，可看到米开朗基罗的风格；天使的沸腾上升，似乎有拉斐尔的某种特色；在色彩的使用上有强烈的提香感；而在人物的塑造上，又给人一种怪异的色彩，除身体被有意拉长外，细而短的腿与肌肉发达、强壮有力的上身似乎显得很不协调，而背景的场面和天使翻飞的动态感以及前景人物的姿态，使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神秘而强烈的宗教情感。或许这正是格列柯的混合性风格，使整个画面在抓住观者目光的同时，更引起强烈的宗教情感的共鸣。

《奥尔加兹伯爵的葬礼》是格列柯于1586年为托莱多城圣多米教堂所作，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画作，其内容是有关于教堂捐赠人奥尔加兹伯爵的传说。传说在200多年前，奥尔加兹伯爵去世时，两个圣者奥古斯丁和圣斯提芬突然降临，并亲自把伯爵的遗体送入墓室。这幅画构思奇特，整幅画分为三层，以现实与幻想的结合表达作品的主题。画的最下层，在神父的主持下，两个圣者小心而缓缓地将伯爵的遗体放入石棺，两位圣者的服饰被刻画得极为细致，颜色艳丽，尤其是奥古斯丁那顶大帽子，与神父的服装的白色和遗体的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幻想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物把人们由现实引向了传说。中间一层人物有与伯爵同时代的古人——那个青衣包裹身体的修士以及与画家同时代的许多名人、群众，这些人多是以真人为模特的肖像画，如前景上在斯提芬身旁的儿童就是画家8岁的儿子、位于斯提芬后背面的就是画家自己。对眼前的奇迹，他们的表情不一，有的大惊，有的急忙朗读经文，有的闭眼祈祷，于是人的各色真实心理被融进了观者的幻想中。而前景中主持葬礼的神父，不仅把第一和第二层连接为了整体，而他抬头仰望的姿态又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最高一层——天界。天界占据了整个画面的1／2。画面上，伯爵的灵魂升了天空，受到诸神的欢迎。这是宗教情感的最后归宿。在这幅作品中，格列柯把他的画风发展到极致。例如，由于人物体型的拉长，为与之相配合，人物的脸变成了鸭蛋形，最明显地反映了样式主义人物造型的特色，但由于画家绘画人物性格的深厚功力，他笔下的各色人物都富有表现力而感人至深。画家在构图的协调、对比、呼应方面也极注意，使整幅画丰富多彩，而又融为一体。从画面上看，第一和第二层在世间，面对伯爵的逝世，通过人物表情、色彩的烘托，主要强调一种沉闷与凝重的气氛；而上层的天界，无论是沸腾的天使还是张开双臂的基督、圣母和众神的姿态，都给人极强的运动感。为了使整个画幅协调，作者以动中有静、静中带动为原则，给下层左下角面部表情较为死板的儿童设计了活泼的动作，其伸出左手，指着斯提芬法衣大袖上的金圈玫瑰图案，而右手食指也随左手的动作，不自觉地伸了出来，再加上斯提芬歪头看着孩子的动作，使沉闷的气氛中增加了几分生气；在天界，在激烈的动态感中，圣母的姿态却又相对沉稳，这不仅符合圣母的身份，也使激烈的气氛得到了某种缓解。除此之外，作者还在上下层之间画了一个身着黄衣，把伯爵灵魂迎奉上天的天使，他手中抱着的小白人就是伯爵灵魂的象征。这样，通过由下而上升的天使，再加上抬头望天的神父，整个画幅便有了浑然一体之感，幻想和现实也由此统一纳入了画家的艺术宇宙之中。“格列柯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在幻想与现实的结合中，把现实与幻想的形式突显于画面上，借画面表达了对人生、对现实的思考。所以有人认为在他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性”。或许这正概括了一个来自希腊，经过意大利，又生活在动乱时代的西班牙的这个“国际”艺术大师所特有的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