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纺织、采矿、造纸等都已很发达，商业也相当繁荣，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经济的分散性，总体上仍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尼德兰；而政治上的分裂，不但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更导致罗马教廷对其剥削的加重，再加上教会僧侣的腐败和奢靡，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最终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和伟大的农民战争。许多人文主义的画家投身于这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以画笔和刻刀做武器，创作出了不少主题鲜明、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作品，形成了德国文艺复兴盛期绘画艺术的特征和主流，而在他们中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格吕内瓦德、丢勒和荷尔拜因。

马提阿斯·格吕内瓦德（Matthias Grünewald，1457—1528）作为活跃在德国文艺复兴盛期的著名画家，他的作品不仅在根植民间艺术吸收新技法方面推动了德国绘画的发展，而且在思想性方面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德国民间宗教思想的活跃和平民群众对基督教教义的新理解。他曾受雇于美因茨大主教，^[1]在思想上，他同情宗教改革，并是新学说的捍卫者，曾积极支持他的好友、宗教改革活动家阿尔勃利赫的社会活动，这正是他作品的思想渊源所在。他的画传世不多，但却在文艺复兴艺坛上独放异彩。

阿尔伯莱希特·丢勒（Albrcht Dürer，1471—1528）则是德国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巨匠，与达·芬奇一样，也是欧洲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但是画家、铜版画雕刻家、建筑家，而且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丢勒祖籍匈牙利，其祖父时迁居纽伦堡，父亲是金饰匠。他1471年出生于纽伦堡，从小随父学艺，对绘画怀有浓厚兴趣，13岁时就有《自画像》问世，表现出他的绘画天赋。1489年丢勒学徒满期，随后便开始了他的修业旅游。1490—1494年，他游历了科马尔、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等地，游历中寻师访友，勤奋创作，了解社会，提高了画技。回德国后不久，他又去意大利，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临摹乔凡尼·贝里尼、曼特尼亚等大师的作品，学习了达·芬奇的艺术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透视学和比例学的新技法，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想象力，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思潮更给了他深刻的激励，回国后建立了自己的画坊，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木刻组画《启示录》、油画《哀悼基督》《三王来拜》等。作为版画，《启示录》在保留传统技法的同时，开始融入新技法，其中以《启示录四骑士》最为著名。图中的四骑士，拉弓举剑者代表“战争”，扬剑者为“杀戮”，甩动天平的是“饥荒”，骨瘦如柴的代表着“死亡”，四骑士催马飞奔到人间，他们以武器评判世间的动乱，以天平来称量天下的不平，在天使的指挥下，英勇冲杀，马蹄所到之处，教皇、主教、贵族、国王、贵妇人统统被踩倒在地，画面左上角还有一个倒在地上的主教，正在被地狱之龙吞噬。画中人物的服装、武器的写实性，都为丢勒刻刀直指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德国，充分反映了民间群众的憎恶与愤怒之所在。画幅强烈的思想性，正是作者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在艺术上，可以看出作者技法娴熟、刀法细腻，扭曲滚动的线条不仅将骑士勇敢冲杀的身姿、马蹄奔踏清晰地描绘出来，连倒在地上的人物的惊恐、愁苦、绝望神态，尤其是那个急忙逃避的人也刻画得极为生动。或许正是由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该画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自然对酝酿宗教改革的社会心理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丢勒也因此画而名声大振，踏入了德国名画家行列。

就在完成《启示录四骑士》的同时，他开始探索铜版画技法，并成功地创作了《基督的诞生》《亚当与夏娃》等。《亚当与夏娃》创造性地将古典理想的人体造型，新的比例学、解剖学融于优美的线条和写实的笔法中，在宗教题材下，歌颂人本身，描绘人体的自然美，这在德国艺术中也是极具开创意义的。

1500年左右，丢勒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但文艺复兴时代永无止境的探索和追求完美的精神使丢勒于1505年又一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他学习了透视学和意大利的美术理论，特别求教了达·芬奇的艺术思想和科技成就，还会见了大师拉斐尔，并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把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完全融化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完成了许多不朽之作。

1520年，不断追求完善的丢勒前往尼德兰旅游，在布鲁塞尔、安特维普等地，他研究了尼德兰文艺复兴早期大师们的原作，拜见了知名的同行，使他对绘画特别是绘画的民族性有了更深的领悟，他的创作也由此进入最繁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最有名的作品就是1526年创作的油画《四圣徒》，表现了约翰、彼得、马克和圣保罗4位使徒。对于这幅画，有人用古典精神的“高贵的单纯却静谧的壮伟”来概括，恰到好处地评价了丢勒的画技。于此，画下方丢勒还请纽伦堡书法家写了一段长长的文字：“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愿世间所有的执政者时刻戒备，不要把世间的无知妄说当作至理名言，因为上帝从不把自己说过的话增减一个字，为此，我希望大家聆听这四位至真至善的使者——彼得、约翰、保罗、马克的劝告。”这段话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之所以丢勒把4使徒刻画得具有接近普通老百姓的那种布衣教长般的平易形象，是因为这既可以和宗教改革运动所批斥的那些假先知、假道学相对照，也寄托着这个运动对那些真正的、人民的宗教领袖的期盼，所以4使徒历来被认为是宗教改革运动崇高理想的体现。

荷尔拜因（Hans Holbein，1498—1543）是德国文艺复兴盛期唯一可与丢勒齐名的绘画大师，他的肖像画、板画、水粉画和写生画都取得了成功，尤以肖像画最为著名。他是老汉斯·荷尔拜因的儿子，因而被称为小汉斯·荷尔拜因。1514年他来到巴塞尔，拜当地名画家汉斯·赫尔比斯妥为师。当时，这里是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圣地，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德国许多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云集于此。荷尔拜因就在这里结识了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受新思想的影响，画技也随之更为长进，并在这座欧洲名城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他的画作，尤其是肖像画，在写实传真、形神兼备的基础之上，另有一种精细绵密、清逸淡雅的特色，在西方艺术史上独具一格。根据荷尔拜因的创作，可将他短暂的艺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514—1526年为创作的早期，1526—1532年为中期，1532—1543年为创作的后期阶段。

在第一阶段，荷尔拜因以他的肖像画而出名。1517年，他前往意大利学习、旅游，意大利艺术家的巨大成果，特别是达·芬奇的艺术风格使他受益匪浅，画技更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伊拉斯谟像》一画中可以看到他画技的变化。该画表现了正在工作的伊拉斯谟，画面上的伊拉斯谟为侧身，他端坐在书桌前，专注写作的神态通过紧密的嘴唇、集中注意的目光、下垂的眼睑、端正的坐姿出神地表现出来，体现了伊拉斯谟作为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的特点。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期间，荷尔拜因完成了一组《死神谱》的木刻画，共41幅。该画采用了当时很流行的把死神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的这一主题，反映了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

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后，国内局势更加动乱，许多人逃离巴塞尔，荷尔拜因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德国的艺术“正在冻结”，而英国的文艺复兴却方兴未艾，于是在1526年经伊拉斯谟的介绍来到英国，结识了托马斯·摩尔^[2]等英国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

1532年侨居伦敦，由此开始了他创作的盛期，到1543年病逝于伦敦之前11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传世的油画和肖像画。《亨利八世像》是为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所作，画家不仅以性格的暴烈、臃肿的体态，突出了亨利八世的形象，更以珠光宝气的装束，刻画出了王者的霸气和蛮横。这些性格各异、形象各异而又自成一体的肖像画使荷尔拜因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正如罗丹评价的那样：“他的素描没有佛罗伦萨派的温婉，它的色彩没有威尼斯派的艳媚，但在他的线条和色彩中，有一种在任何别的画家那里也许找不到的力量、庄严和内在的力量。”^[3]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雕刻艺术远没有取得绘画那样的成就。在建筑方面，15世纪时，更多地保持着哥特式的传统风格，屋顶十分陡峭，山墙高耸，有的则为阶梯式，上面装饰着锋利的小尖塔。但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由于离意大利较近，其建筑式样更多受到了意大利式样的影响，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奥克斯堡的费卡家礼拜堂，采用了威尼斯初期文艺复兴的建筑式样。而在德国北部，建筑主要受尼德兰的影响。16世纪德国的建筑在15世纪的基础上，基本可以分为两派：在南部，意大利风格更为明显，比例和谐，布局条理井然，如建于16世纪初的富格尔礼拜堂则被认为是德国“第一座文艺复兴建筑”；在北部，有许多尼德兰建筑师为德国的建筑做出了贡献。但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德国的建筑在吸收外来式样的同时，仍保留了许多本地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曾留学于意大利的德国大师伊莱雅斯·霍尔（1573—1646），就把意大利风格和当地的传统风格相结合，设计建造奥格斯堡市政厅。类似的世俗纪念性建筑还有布莱梅的市政厅、威斯特伐利亚的城堡建筑等，这些建筑都体现出了上述两种式样的结合。也正是这从这种不拘风格的建筑形式中，演变出了巴洛克的建筑式样。

德国的雕刻艺术，在15世纪上半期虽仍处于传统的哥特式风格中，但已透露出了新信息，如莱茵河中游的一些圣母像，就有了温柔欢愉的面容。15世纪末16世纪初，更多雕刻家的作品摆脱了中世纪的拘谨与抽象，表现出了对人体结构、比例特征、体型动作的极大兴趣。这些都预示了新世纪德国新雕刻艺术的更大发展，也促进了施瓦本、弗兰科尼亚、博登等先进雕刻艺术中心的形成。特别是16世纪初，德国更有许多雕刻家的艺术实践，已“完全可以置之于文艺复兴时代先进的艺术文化行列”。到1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德国所遭受的社会动荡与经济动荡，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挫折，雕刻艺术随之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