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形式的模仿在雕刻方面比建筑更为彻底。对罗马废墟的观察、研究以及某些罗马杰作的偶然发现使意大利雕刻家放出好胜的狂喜。当现存于帕琪斯画廊（Borghese Garty）的爱神像在圣西尔索（San Celso）的葡萄园中被发现时，吉贝尔蒂形容道：“没有任何语言足以描写其中的学问和艺术，或者公平地批判它的杰出形式。”他说，这类作品的完美使眼睛不敢正视，只能用手抚摸大理石的表面和线条来加以欣赏。随着这一类发掘的遗迹逐渐增多、意大利人的心灵渐渐习惯了艺术中的裸体。解剖学的研究在艺术家艺苑和医学大厅中一样普遍。不久，艺术家便毫无恐惧，不受指责地使用裸体模特儿。雕刻受到这样的刺激，不再屈居建筑物的附属地位，从石头或灰泥镶画转向环状的青铜或大理石雕像。

但是，在科西莫时代的佛罗伦萨，雕刻最初的、最著名的胜利却是镶画。大教堂前面的丑陋洗礼堂必须加以临时的修饰，才能挽回颜面。建筑家托里提（Lacopo Torritio）曾装饰讲坛，建筑家塔菲（Andrea Tafi）装饰圆顶，都是使用群集的嵌画；雕刻家安德烈·皮萨诺曾为南方正堂铸了两面青铜的大门（1330—1336）；现在（1401年），佛罗伦萨领袖团又与木商公会联合，筹到了一大笔款项准备为洗礼堂北面中设一副青铜门，以顺服神祇停止瘟疫。竞赛公开举行，所有艺术家都被邀提出设计。7位著名美术家包括雕刻家雅各布·德拉·奎尔查、布鲁乃列斯基、伦罗佐·吉贝尔蒂等都被邀请参加。后来吉贝尔蒂设计的铜门大出风头，一举夺魁。著名雕塑家，布鲁乃列斯基因屈居第二而觉脸上无光，就放弃雕塑去罗马研究古典建筑了，后来成为意大利当时最杰出的雕塑家兼理论家。

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是意大利早期最负盛名的雕刻家，生于佩拉戈，卒于佛罗伦萨。金银工匠出身，兼习雕刻和绘画，对古典学术的研究情有独钟，曾留学罗马，一头扎入古典雕刻遗物中，广学博取，练就了超乎寻常的艺术修养。

吉贝尔蒂曾说：“所有的专家和跟我一起参加竞赛的人均认为，胜利者的荣誉非我莫属……（评审工作）是在一个庞大的委员会和众多有识之士（包括技术高超的画家们和银匠、云石雕刻家们）间讨论并做出决定的。也就是说，自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挑出34位专家组成评审团。总之，此次我能夺魁，仍是众望所归……”吉贝尔蒂的这段自白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意大利美术家献身艺术创新的人文主义进取精神。

这次竞赛的所有参赛作品，只有布鲁乃列斯基和吉贝尔蒂的作品留存下来。布鲁乃列斯基的浮雕在艺术处理方面显得雄健有力，非常富有激情，对各种形象刻画得非常深刻而细致，可惜构图略显拥挤，而且对浮雕下部的物体与人物的安排，在整体结构方面，跟上面部分显得不太协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吉贝尔蒂浮雕的优美、流畅和光洁。

吉贝尔蒂尽量减弱题材本身所包含的恐怖内容。浮雕中亚伯拉罕以当时人们早已熟悉了的哥特式S形雕像造型轻微而优雅地扭动着身体，他虽然手持尖刀，但其动态却更像古典戏剧演出中的“亮相”，而不太像真要杀人。以撒的姿态优雅，人体塑造细腻生动，颇有古希腊雕塑遗风。吉贝尔蒂擅长处理光洁而流畅的浮雕表面，能细腻而逼真地刻画细部，得益于他自幼就学习金器首饰和绘画。此外，他出色的绘画技巧也为他设计的浮雕夺魁立下汗马功劳。他在浮雕中制造出绘画性的空间错觉，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

“天堂之门”是吉贝尔蒂的雕塑艺术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所谓“天堂之门”，也就是佛罗伦萨洗礼堂的东面大门。因为意大利的洗礼堂与大礼堂大门之间有一块空旷场地，这块场地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paradiso”，词义是天堂或乐园。后来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研究和临摹了门上的浮雕，对吉贝尔蒂的浮雕赞赏不已，曾感慨地说，这真是一扇开向“天堂”之门呢。从此，“天堂之门”就流传了下来。

这组浮雕无论从技艺还是艺术性来看，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吉贝尔蒂在第一幅浮雕《创世纪》的《创造夏娃》中，刻画了夏娃温柔高雅的裸体，在光线的照射下，身子显得丝绸般光洁美丽。另一幅《雅各与以撒》以其完美的人物与空间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著称于世。那种完美的境界，即使盛期文艺复兴的雕塑大师也未必能超越它。吉贝尔蒂本人曾这样介绍这扇浮雕大门：“我按照力所能及、尽量忠实地模拟自然的本来面目。由于依靠透视法则，我得以成功制成这许多人物浮雕作品……前景中的人物形象最大，而远处的人物则形体较小，这种表现手法符合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所见情况……我极其勤奋地制作这件作品，在我一生的全部创作中，这件作品最重要。它技巧出色、比例正常、艺术理解深刻。”^[4]

吉贝尔蒂的浮雕艺术是古希腊和中世纪美术遗产的精华部分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求实精神完美结合的产物，人文主义对事物的深刻理解，使造型技术中的“比例”和“技巧”问题终于获得了最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