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洲文艺复兴艺术发展的社会环境

13世纪的欧洲社会，单纯而统一，政治上无国界，学术上无异宗，一概在教皇统率之下。社会组织也一律为封建的政治制度，道德标准为基督教。至15世纪这局面才被打破，逐渐显露各民族的特性，形成南北两种模式，即以城市共和国为主的南方意大利模式和以专制君主宫廷为主的北方模式。

佛罗伦萨在经济上的起飞始于13世纪，依靠本地较高的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再加国外市场的有利条件，在14世纪初已建立了当时欧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毛纺织和金融业。此外，佛罗伦萨其他几个重要行业，如进口粗毛加工业、丝织业、皮毛加工等亦与毛织业旗鼓相当。更重要的是，以毛织和银行带头的工商百业无论生产流程与企业管理都具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主就是资本家，工厂作坊的劳动者都是雇佣工人，他们构成全城人口的大多数。佛罗伦萨领土也包括城郊乃至远郊农村，但早在13世纪末就已宣布废除农奴制。佛罗伦萨无论在工商业还是在农业方面皆是一个开始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在政治方面，以佛罗伦萨的毛织业、银行业、律师业和其他几个重要工商业的企业主组成的“七大行会”，直接掌握城市政权，名为行会，其实际是只有资本家或城市上层才能加入的带政治性质的组织。1293年，佛罗伦萨政府制定了带有宪法性质的《正义者法规》，规定任何贵族不得担任政府要职，一切贵族之家都要向政府交纳人质和押金，尊法听令，否则即予严惩。所以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直言不讳地说：“在佛罗伦萨平民成了胜利者，贵族被剥夺了参加政府的一切权力。”在今天看来，他这句话揭示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历史事实。在佛罗伦萨取得充分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新文化、新艺术自必应运而生，所以佛罗伦萨在14世纪会成为文艺复兴新艺术的发源地，15、16世纪始终是新艺术的最大中心。

佛罗伦萨的城市政府和“七大行会”掌握着文化管理与领导大权，如最重要的文化建设项目——佛罗伦萨大教堂与佛罗伦萨政府大厦，便由城市政府规划设计，大教堂的建造由毛织业行会直接经手管理，教会对文化的控制权力大为削弱。新的知识阶层与朝野都热衷于世俗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建设，尤其注重用古典文化来排斥、改造封建的教会神学文化。随着教育的普及，新人辈出，佛罗伦萨市民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上形成了重视自由、善于创新、尊重人才、讲究效率的新风气，使这个人口不足10万，还没有自己大学的新城市在艺术、文教、政法、科技各行业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出现。在中世纪的末期，但丁与乔托已在佛罗伦萨成长起来，并开始献出他们标志着时代新风的早期作品。

从艺术上看，乔托（Giotto，1277—1377）与佛罗伦萨这个城市的关系尤为密切。他是一个贫农的儿子，生于佛罗伦萨北边不过几英里的一个名为维斯宾雅诺的小村子。有一天，他替父亲放羊的时候，在一块石头上画羊自娱。刚好有一个人走过来，这人极有可能是画家契马布耶，他见小孩子在作画，就驻足凝视。他感到这孩子很有天分，双手拉过孩子，搂在怀里；然后劝他父亲让孩子跟他去佛罗伦萨学画，而当时正处在新艺术萌芽阶段的佛罗伦萨，需要乔托这样来自基层、聪明伶俐的孩子。他的师傅只是把他引入技法之门，而佛罗伦萨向他敞开的却是生活与时代之门，这个正处在新时代起点上的自由城市的沸腾生活与蓬勃朝气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的本领得到更好、更广阔的发挥天地。他既是佛罗伦萨市民最为喜爱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佛罗伦萨市民，又像精明的企业家那样经营着自己的艺术作坊，并在工商业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投资。正是他的新艺术使当时人们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已从中世纪的幽暗中脱颖而出，乔托被佛罗伦萨人尊崇为意大利绘画之父。到15世纪，佛罗伦萨的新文化新艺术更见蓬勃高涨，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马蒂奥·帕尔梅里（Mattee Parmes）也以热情洋溢之笔描绘乔托的艺术在新时代的辉煌：“直到乔托终于把画艺恢复过来之前，绘画沦落到多么可怜的地步！那简直是对表现人的艺术的嘲弄，雕刻和建筑也是长期沦入滑稽可笑之境，他们只有在今天才重见天日，只有在今天才由那些天才和博学之士把它们重新扶入完美优雅的高度……真的，现在每个有识之士都会感谢上帝使他生活于这个新时代，这一个如此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时代，它已拥有如此大量的高潮的人才，其人数远远超过它以前1000年的总和。”^[1]

15世纪新艺术的大师和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几乎都是佛罗伦萨人或在佛罗伦萨成长起来的，当他们骄傲地回顾自己的新艺术、新文化和新时代时，无不赞扬正是佛罗伦萨这个新城市、新社会造就了他们自身。在这方面最脍炙人口的名文当推人文主义者列奥那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427—1444）写的《佛罗伦萨颂》（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全篇用拉丁文写成，共12卷本。全书强调佛罗伦萨为新文化、新艺术提供条件，促其繁荣，称得上新时代的雅典。

布鲁尼较他主要的庇护人、佛罗伦萨执政官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晚一辈，他曾任4任教皇秘书。由于他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不懈努力，意大利史学率先在佛罗伦萨完成了由中世纪的编年史向人文主义叙事史的过渡，他也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先驱。

布鲁尼时代，古代知识在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的学术界已相当普及，古典作家的著作、各类手稿、抄本已很丰富，这为人文主义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研究环境。布鲁尼在大学系统地学习过法律，但他对历史、文学、哲学特别是辩证法和修辞学等人文学科的各门知识饶有兴致。布鲁尼对很多学科并不是简单地涉猎，而是进行多年的潜心领悟和研究。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导向性影响的一个人是萨卢塔蒂，他拥有托斯卡纳最好的私人图书馆，包括历史著作的特藏，布鲁尼可以随意使用。他对历史学著作的最初翻译是普鲁塔克^[2]的《马克·安东尼传》，大约完成于1405年之前。这是献给萨卢塔蒂的处女作。这或许激发了他对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浓厚兴趣，他向萨卢塔蒂坦言：准备翻译普鲁塔克写的所有存世传记。随后几年，他翻译了普鲁塔克的《罗马政治家传记》；此后，又着手普鲁塔克的《雅典政治家传记》的翻译工作。1412年12月，《狄摩西尼传》的完成令布鲁尼很兴奋，因为他以前的希腊文教师M.赫里索·洛拉斯褒扬了这部译作。这也推动了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波利比安、普罗科皮厄斯、色诺芬、埃斯基涅斯等希腊古典作家大量希腊语著作译成拉丁语。长期的翻译工作，使他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原文意思进行翻译的新方式，取代了中世纪逐字逐句的刻板译法。这种方式延续到现在。

布鲁尼44岁那年，回到佛罗伦萨，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佛罗伦萨人民史》，共12卷本，分四个部分，即风土人情、历史传统、人的美德和制度建设。

在第二部分的历史传统中，他是这样描述佛罗伦萨的历史：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来自罗马共和国时代。我们是罗马人的后代，天下再没有比罗马人更加杰出和强大的了。但是，即使佛罗伦萨集天下伟大之伟大，也是来自罗马共和国时代，而不是来自恺撒以后的帝制时代。通过这样的描述，布鲁尼把佛罗伦萨的历史往前推，佛罗伦萨不是始于皇帝的帝国时代，而是共和时代。他否定了恺撒。在彼得拉克那里，恺撒是个大英雄，在布鲁尼那里，恺撒是共和制的敌人。在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方面，他要求继承罗马时代的高贵、伟大、辉煌。他说：更重要的是继承古代的自由精神，从罗马开国，共和制就产生了，共和制就有光荣、尊严、自由。这些被佛罗伦萨人继承了下来。相反，恺撒却是颠覆了共和国，建立帝制，所以被人杀死。恺撒是个恶劣之徒。他又提到恺撒的那些养子们是如何得凶残，滥杀无辜的人民，如何对元老院背信弃义。从他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布鲁尼的观点。

《佛罗伦萨人民史》一经问世，就被人文主义圈子带着赞美和惊讶所接受，这部著作“无论从独创性、风格还是影响，任何优秀的特征，都值得被看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这不仅是许多同时代人的公正评价，也是文艺复兴历史编纂学大批现代学者的公正评价”。这部著作为后来的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面旗帜，“如果没有这部著作奠定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写不出他的《佛罗伦萨史》来”。有人这样对布鲁尼葬礼献辞：“他激活了已被遗忘的许多佛罗伦萨往事的记忆。”

布鲁尼撰写巨作的同时，新艺术大师们的创作也无不以气魄之宏伟和技艺的精深彰显佛罗伦萨这个新城市体现的充满理想、迈向未来的精神。例如，当时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建筑大师，同时也是雕刻、绘画家的布鲁乃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承担建设佛罗伦萨大教堂中央圆顶的设计与施工的任务，克服了许多人认为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并使这个直径46米、高达百米的大圆顶的艺术形象完美地达到了佛罗伦萨政府在有关指令中提出的“绝顶宏伟、极尽智巧”的要求，其建造速度之快、质量之精、气魄之大、形象之美无不令人惊叹，为当世的奇迹。当时雕刻家多纳泰罗（Donatello，1386—1466），在其作品中除体现与布鲁乃列斯基同样的雄伟恢宏气魄之余，更能于俊逸中显勇毅、于生动中显端庄、在眉目间表现对时代的信心与对未来的展望，感人之深不下布鲁尼的文章。15世纪初多纳泰罗创作的《圣乔治像》也预告了百年之后将出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它们在反映新艺术与新城市之间的血肉关系，体现新时代的英雄气魄方面是完全一致且一脉相承的。

当然，在米开朗基罗时代，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经历了更多的风雨，积淀了更多的文采，也创造了更多的辉煌，所以它本身像一个小宇宙般的社会生活使新艺术达到顶峰，使它更丰富多彩。但《大卫像》体现得尽善尽美的那种雄强浩大、蓬勃坚定的理想，仍是时代的主旋律与最强音。兴盛期新艺术的光辉与多样，反映了佛罗伦萨的影响力。佛罗伦萨的三大巨人的典范艺术，即达·芬奇的科学性的探索、米开朗基罗的激情与悲壮、拉斐尔的秀美和谐，使我们难以忘怀。其他意大利名城的贡献，如威尼斯的云光水色与绚丽丰富、罗马的博大典雅与古今兼容、米兰的深厚工艺传统等也都为新艺术添色不少。

在新城市与新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更为广阔的一面，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新艺术的关怀与支持。这是新艺术与市民社会的一种良性互动。市民群众的关怀推动了新艺术的发展，新艺术的优秀成果向群众开放，提高了整座城市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素质。从14世纪乔托艺术的众望所归、15世纪布鲁内列斯基高达云霄的大圆顶和多纳泰罗在大街小巷皆可一见的雕像被人人视为城市之光，到16世纪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引起全城轰动，三个世纪以来，佛罗伦萨全城可谓时时处处都可找到这类良性互动的痕迹。

在面目如此众多、作品如此丰富的艺术家家族周围，还有无数的鉴赏家、保护人、购买者以及簇拥在后面的广大群众，包括贵族、文人、布尔乔亚、工匠、僧侣、平民；风气之盛使那个时代高雅的鉴赏力成为自然的、自发的、普遍的东西。

“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是13—17世纪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佛罗伦萨名门望族。当我们的眼睛掠过马萨乔、多纳泰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拉菲尔、德拉瑞亚、米开朗基罗、提香、曼坦尼亚等如雷贯耳的名字时，或许应该了解，还有一个名字在这些文艺复兴巨匠的身后闪光，那就是——美第奇。事实上许多作品，本是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有不少画像和雕刻，就是为这个家族成员而作的，甚至展品最主要的来源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也是这个家族的遗产。

新艺术在15世纪传遍意大利，在16世纪又传遍欧洲。16、17世纪这200年，是英法宫廷发展的重要时期。宫廷对于新艺术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和利用，它们以城市为依托，市民阶级是它们要争取和利用的社会力量，内政上虽然有君主统治的诸多缺点，却能鼓励工商、整顿市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尤其是利用新艺术来提高其宫廷的气派和装饰其豪华的礼仪，以求得市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称之为“英法宫廷模式”。最著名的是北方新艺术发源地尼德兰的勃艮第公爵，这个公爵家族一直统治着法国东北以富庶著称的勃艮第地区，其首府第戎至今仍然是法国的名城之一。这个家族凭借封建联姻关系继承了包括今荷兰、比利时在内的尼德兰地区的统治权，而尼德兰是在工商业兴盛、城市繁荣方面仅次于意大利的经济发达地区，可谓锦上添花。其势力可直逼法国国王，在英法百年战争中（1337—1453），它就站在英国一边与法王一争高下。著名的法国女英雄贞德孤军奋战、壮烈牺牲的故事中，贞德的对立面就是英国国王与勃艮第公爵，而把她抓住并卖给英国人的，也是勃艮第党人。由此可见，勃艮第公爵并不是什么进步的政治力量，在其统治下的尼德兰城市的自治权力很有限，未能达到意大利共和国尤其是佛罗伦萨那样的高度。但由于市民的喜爱和城市的支持，新艺术仍在尼德兰蓬勃发展起来，虽然其古典韵味与人文情趣不及意大利，其写实技法却几乎可匹敌佛罗伦萨。尼德兰最伟大的艺术家杨·凡·爱克（Jan Van Eyck，1390—1441）和维登（Weyden，1400—1464）都为勃艮第宫廷工作，而尼德兰的绘画以及根据绘画制造的价值极高的挂毯、各类高档金银工艺品成为勃艮第宫廷的国宝，并引起法、英、西班牙和德国的大小王侯竞相求索仿效。不过，“勃艮第模式”在文艺复兴历史上并不长久，1477年其末代公爵查理战死沙场，法国国王立即把勃艮第归入法国领土，最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尼德兰地区则因德国皇帝娶查理之女而获得继承权，于是名噪一时的勃艮第家族灰飞烟灭。从新艺术与宫廷的关系看，“勃艮第模式”不失为日后的“英法模式”的预兆，也可以说是“英法模式”的一个前身。

至16世纪，欧洲政治形势的新发展，使统一国家的专制君主模式被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首先对此有所认识的仍要数那位最有远见的佛罗伦萨政治家马基雅维利，他根据自己在共和国政府历任要职、几度出使外国的丰富经验，确信国家统一、民族富强是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欧洲当时的具体条件却决定了只有一国之君能担当此重任。当然，这种君主已不是旧的封建君王，而是正在建立统一民族主权的国家、正在建立市民阶级和城市希冀的新政治秩序的君主，马基雅维利称之为新君主，其宫廷自然也是新宫廷。他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君主论》就是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虽然着墨之处偏重于从历史经验讨论新君主的特色及其如何行事等，关键之点却在于强调新时代的市民阶级要善于审时度势而和新君主结成同盟。就新君主本身而论，其特点无非是国王权力极大，真正做到一国之内唯我独尊的绝对专制，所以称之为专制君主或绝对主义王权；而对新时代也具有积极意义，甚至继意大利共和国而成为文艺复兴后期发展的主要载体，则是与市民阶级的联盟。西方学者过去多震惊于马基雅维利在书中大胆宣称新君主为了国家统一、王权壮大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不顾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君主论》实为一本市民如何与君主联盟的教科书。既然在政治上可作如是看，那么在文化尤其是在艺术发展方面，新君主及其新宫廷对新艺术的积极意义也就更加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