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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登了我题为《辞年》的一则小文，里面说：

五年前离休，谢绝了要我在原单位发挥馀热的好意，决心从此只读自己想读的书，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再就是编几本自己想编的书。

这里所说的“自己想编的书”，首先就是周作人的散文全集。

二十年前重操旧业，即有心辑印周作人的书。因为从六十年前看了兄姊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我便喜欢上了《故乡的野菜》《金鱼、鹦鹉、叭儿狗》的文字。四十年前流落长沙市上，白天流大汗，晚上在黯淡的十五支光电灯下，用红格子“材料纸”给八道湾十一号写信，意外地很快便得到回信，还收到了题赠的书和写在宣纸上的一首诗：

这首诗作于老虎桥，已是旧作，但当时的我却把它看成是前辈文人的一分厚赠。八十老翁何所求，这位五四时“出人新潮中”的老者，居然认为我这个三十来岁的木模工还能懂得他的文章，我怎能不怀着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让“诚心期法施”的气力不至于东风吹马耳般地白白浪贾呢？

六十年的曲折说来话长，就是二十年来的事亦非一时可以说尽。总之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有了一点点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来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并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广告词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夜读抄》还没有印出来，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菜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对“人归人，文归文”尤其不以为然，质问：“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还能好吗？”

讨论政治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愿。幸亏搞政治的人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自己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年和七零年那样的境地。这内情在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

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虽然他的文章我只读过一篇《短些再短些》，虽然有人说他“左”。

后来秦人路君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先生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

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按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材，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现在能出版周的文集，我很赞成。我认为周作汉奸，如未有党的指使，则并无平反问题；但即为汉奸，其书今天仍可出版也。

即使如此，重印周作人作品的事情仍然进行得不顺利。及至一九八九年我不再有选题出书的可能，这件工作就完全中断了，广告过的三十五种著作终于没有出齐。

对于有心做事的人来说，想做的事被迫中途放弃是难过的，也是不甘心的。于是，我谢绝续聘，“正点”离休，仍然想要使周作人的作品首先是散文作品像模像样地印出来。我相信，乔木和适夷的观点，应该是一切对文学和文人怀有善意而不是恶意的人的观点。如果国家民族还有希望，这样的人在政文两界总会逐渐占得多数，那么，周作人的作品终归是能够出版的。离休后成了老百姓，编书成了个人的事，爱编什么就编什么，爱怎么编就怎么编，既不必请示报告，也无须等待批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编出来印不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年出不了，来年总会出；今生出不了，来生总会出。“拨草寻蛇”似的在百花园中找毒草好来诛锄，对与人斗争感到其乐无穷的人，总不会万古干秋永远一言九鼎的罢。

但是，离开出版社以后，自己出书即不可能，只能编出来让别人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编呢？最省事的当然是像台湾版《周作人先生文集》那样，将周氏自编三十部文集汇集起来，一次性地影印出版，但这样做有三个问题不能解决：

第一，周作人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散文，总数估计要超过三干篇，其自编各集除去篇目重复以外，只收一干多篇，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后写的一干多篇更完全没有结集过(有《木片集》一种，亦未刊），怎么办？

第二，周作人写文章不让乃兄，经理出书之精细人微则不逮远甚，自编各集似均未亲自校理，如《秉烛后谈·俞理初的诙谐》一篇，四干多字中即有排印错误一十三处，引《苦相篇》的“苦相”错成“苦想”，引《天方典礼》的“妻暨仆”成了“暨妻仆”，引《书难字后》所云：

也排成正文了，使人看了不知所云。至于报章杂志上的文章，错字就更多了，怎么办？

第三，周作人写作时间长，题材范围广，作品数量多，即使不研究其文艺思想和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只求浏览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只求欣赏他的散文的独特风格，亦非凭二三选本、几种文集所能做到，这又怎么办？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即不再在通行的文集、选本范围内打圈子，而是把周作人已刊未刊集内集外的作品尽可能收齐，认真进行校订，改正排印和传抄的错误，在此基础上编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来，这样才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给要读周作人散文的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对周作人有研究的人很多，学识水平、编辑经验、工作条件优于我的正复不少。但有能力的人却难得来做琐细的编校工作，正所谓可遇不可求；又凑巧几干篇文章已经陆续汇集到了我手上(这得感谢鲍耀明、罗孚、陈子善诸位先生）；加上我和周氏有过的那点交情，这在他无非是一视同仁地“法施”，在我却是个人诚心地领受。那么，就让我以剩下的生年，编出一部完善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来，算是对所得施舍的一点回报罢。

全集的编辑准备，是在卸职而未离休时开始的。那时还有人管着，还有个“不要出全集、文集”的框框。于是只能削足适履，先用了个《周作人分类文编》的书名，于一九九二年将周氏的大部分散文作品编成十卷，在办离休的同时，遵照领导的安排，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了。根据当时的约定，该社应于一九九三年底前出版。可是书稿交出以后，就如石沉大海，一直没了消息。我是张中行先生说的“书呆子一路”，一世吃亏吃在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跟出版社虽只一水之隔，却一连好几年始终弄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虽然也厚着脸皮打电话找过几回责任编辑，回答是他也不明白。

一拖就拖了四五年，其间我又搜集了不少佚文，并且发现了原编的若干差错。及至一九九八年，文艺出版社在得悉出版此书“不会出问题”之后，又置我再作补充修订的要求于不顾，匆促将书付印。“类编”十卷，各有书名，本是各卷单独发行的(所以每卷前都有同样的“卉言”和“全编凡例”），他们却全十册一个书号一个定价，硬要读者一买就买四百多元一整套书。我对此是不同意的，却无能为力。

《分类文编》也是认真编的书，对于作专题研究的人是有用的，但它毕竟不是作为全集而编的，事实上也确实不是全集，至少还有几十万字的文章没有编进去。于是，我只好继续努力，决定重新编一部自己完全满意的《周作人散文全集》。

编全集的目的是存文，所以要把能够搜集到的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都编进来，并加校订。至于因文而论人，或不论文而论人，则超过了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本心。

散文的价值，当然首在其文章之美。我承认自己是倾倒于周作人的文章之美的，虽然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亦如此，却是衷心这样地希望着。在这方面我惭愧无力作什么评价，只抄录三位前辈文人的话，供读者参考。为什么是三位呢？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他们三位似乎正好可以当代表。

第一位是鲁迅。据斯诺夫人海伦提供的原始采访记录，斯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书面形式向鲁迅提出了三十六个问题，鲁迅都一一作了回答。下面便是问答的有关部分：

请问，一九一七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好的长篇小说家是谁?

第二位是巴金。李辉的《与巴金谈沈从文》记有他谈到周作人文章的两句话，一句是：说的也是“人归人”。一九八五年我写广告词时，李辉尚未访谈巴金。在这里可以开一句玩笑，鄙人所见，盖与巴老略同。

第三位是胡适。陈之藩《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中写道：

他(胡）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指周作人）的著作……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当然，比鲁迅、巴金、胡适更会评判文章的人，在我们这里总会有的。但他们三位，大体上总可以代表着大多数正常人的观点。至于周作人本人，则似乎并不以文章之美为重。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说：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

是什么样的思想呢？随后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有一概括的说明：

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

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和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英吉利法兰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读，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巳。

如此看来，说他文章好，犹未兔皮相。但我所要做的仍只是把周作人一生所作的文章尽可能“全”地编辑起来呈献给读者。至于是将其视为“道士和狐修炼得来的内丹”呢，还是当做“一杯浓普洱荼”喝，就完全在于读者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