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论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

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曾说过一句话,话语中有贪功之嫌,所以听起来有些桀骜不驯。不过这句话要是用在别人身上,倒不失为严肃英明的评论。在某次宴会上,有人想请他弹琴,他回答说:“琴我倒是不会弹,不过我却能把一个小国弄成一座大邦。”这句话通过比喻,说出了处理国家大事之人的两种不同的才能。倘若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各级官员,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也许真的会在其中发现几个能使小国变为大邦,而不会弹琴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却会发现许多人拥有相反的才能,琴倒是弹得很好,但是却不但不能使小国变为大邦,反而把一个伟大而兴盛的国家弄得衰败凋零。那些堕落的才智技巧,曾让许多公卿大夫得到主人的青睐和俗辈的赞誉,因此无愧于 “乱弹琴”这个名字。这些才智技巧只能讨一时之欢,只是对其本身显得得体而已,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福祉和进步却没有什么好处。当然,肯定也有些公卿大夫够得上一个 “能”字(即所谓 “干才”)。这些人尽管也能够处理国事,不使国家陷于危难和明显的困境,不过要说到那种增强国家的军力、财富和国运的能力,他们还谈不上。接下来我们姑且不管做事的人怎么样,只谈一谈事务本身,也就是,国家怎样才算是真正伟大,以及如何才能真正强大。凡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无不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担心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结果妄启事端,虚耗实力,就是担心过于轻视自己的力量,结果误信小人,凡事缩手缩脚。

国家的大小和疆域可以测量,国家的财赋收入可以计算。人口可以通过户口册卷来记载,城镇的多少和大小也可以通过图表来显示。这些都能出错,但是最容易出错的却是对国家力量做出正确的估计和真实的判断。天国被比喻成芥子,而不是任何大的果核,因为芥子虽小,却拥有一种迅速发芽、繁衍的特性和精神。所以,有些国家疆土虽大,却不能伸张国力或领袖他国;有些国家幅员虽小,却能成为强大帝国的基础。

人民倘若体质不够坚强,缺乏尚武精神,那么坚城、武库、骏马、战车、巨象、大炮等等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不仅如此,人民要是没有勇气,士兵再多也无济于事。维吉尔说过:“狼从不担心羊多。”在阿比拉平原上,波斯军队人山人海,让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都不免有几分惊惶。于是这些将领来到亚历山大面前,建议在夜间进攻,但是亚历山大却说:“我可不愿盗取胜利”。结果是他赢得轻轻松松。亚美尼亚王蒂格拉奈斯率四十万大军驻于一座山头,当他看见一支不超过一万四千人的罗马军队开过来时,笑了起来,说道:“那些人要是使节的话,人又太多;要是来打仗的话,人又太少了。”然而太阳还未落,他就发现这些人足够对他的军队大肆屠戮,对他穷追不舍。关于数目不敌勇气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我们不妨断言,任何国家若要强大,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尚武的民族。人们常说:“金钱是战争的肌肉”,不过若是人民卑鄙下流,胆气全无,两臂肌肉软弱无力,那么金钱也就不能成其为战争的肌肉了。当克罗伊斯[1]向梭伦[2]炫耀自己的藏金时,梭伦说得好:“陛下,要是有人的铁制兵器比您的好,那么您的这些黄金就要成为他的了。”所以,除非军队骁勇善战,否则君王或国家最好不要高估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在那些人民尚武的国家,除非人民有其他的毛病,否则君王也应当知道自己的强大。至于雇佣军,他们在人民靠不住时,可以提供助力,不过一切先例却都证明:凡是依靠雇佣军的国家或君主,虽然可以得意一时,但是不久必将铩羽。

犹大和以萨迦的命运永不会相合,这就好像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既是幼狮,又是负重的驴子。一个民族倘若被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肯定不可能变得勇猛好战。的确,赋税倘若经过国民同意,则不大会让国民丧失勇气,在这一点上,低地国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特别津贴也可算是一个例子。请注意,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胆气问题,而不是钱包问题。一样的税赋,不论是否经过国民同意,对于钱包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对人民的胆气却产生不同影响。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断言:凡是税赋过重的人民,都不适合建立帝国。

凡有大国之志的都应当小心,不可让国内的贵族和绅士阶层增长过快,否则平民就会变为农奴村夫,使他们意志沮丧,实际上成为士绅阶层的奴仆。这一点只消到林子里去看看就明白了。假如你把小树留得过密,那么你就永不会有清清楚楚的丛林,而只能有矮树灌木。同样,一个国家的绅士如果过多,那么平民就会变得卑鄙下流,结果一百个头颅也不见得有一个配戴头盔,尤其配得上被称为军队灵魂的步兵。这样一来,国家的人口倒是不少,力量却不大。将英国跟法国比较一下,我说的这个就已是一清二楚了:英国的疆土和人口都比法国小得多,但在两国争斗中却一直在上风,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的一般民众能成为优秀的士兵,而法国的农夫则不能。在这一点上,英国国王亨利七世所谋甚远 (我在 《亨利七世》中有过详细叙述),值得钦佩。他把田庄农舍都整齐划一,规定每一个田庄农舍都必须拥有一定的田地,要保证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裕如,不至沦入贱役;此外,他还规定不仅雇农要耕田,主人同样也要耕田。这样,国家差不多就可以达到维吉尔所形容的古意大利了:

一个兵强土肥的国家。

还有一种情形也不容忽视:服侍贵族和绅士的都是自由人,这些人的尚武精神丝毫不亚于自耕农 (就我所知,这种情形几乎是英国特有的,也许在波兰多少还能见得到,在其他地方基本见不到)。所以,贵族和士绅阶层生活中那种种的荣华豪气,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一旦成为风俗习惯之后,的确会让人产生 “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反过来,贵族和士绅阶层的生活若是吝啬隐秘,则将使国家的武力大为削弱。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使尼布甲尼撒梦中见到的王国的树干粗壮,足够支持其枝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皇帝或政府统治的各族臣民中,本族臣民必须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所有接纳异族并使之入籍归化的国家都适合成为帝国。以区区人口,凭借其无比的勇气和高明的政策,竟然可以占领一个大国,这种事短时间还行,但是这样的国度必然 “其亡也忽”。斯巴达人对于入籍一事过于严密,因此,当他们待在自己的国境之内时,可谓是根深蒂固,可是一旦扩张到境外,弱干难以支撑强枝,则顿失其鹿。相反,在入籍这一点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像罗马人那样,大开其门,接纳异族。所以,罗马人的结局很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罗马人的做法就是给予愿意入籍的人归化权 (他们叫做市民权),并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也就是说,他们不仅给予交易权、通婚权和继承权,而且给予选举权和出任公职权。这些权利不仅给予个人,还给予某些家族,甚至给予某些城市,乃至某些国家。此外罗马人还有殖民习惯,籍此罗马这个大树就从本土而移植到异乡的土壤中了。就这样,罗马人把两种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所以你尽可以说并不是罗马人征服了全世界,而是全世界征服了罗马人。不过这才是大国之道。我有时曾对西班牙感到惊诧,惊诧于那么少的西班牙人,竟然能够占据并统辖那么大的属地。诚然,西班牙本国就是一棵大树,比罗马和斯巴达初兴时强多了。西班牙人虽然没有自由入籍的惯例,可是却有仅次于这个惯例的做法,那就是不分国籍招募普通士兵;不仅如此,有时在他们的最高将领中也不乏异族人。西班牙人如今似乎也意识到本国人口的不足,这一点从西班牙国王腓力普颁布的特诏[3]可以看出。

需要坐在室内干的活计,以及精密的制造 (需用手指灵巧而不需用臂力强大),其本性就与好战的心理相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般言之,好战的民族都有点游手好闲,爱冒险,不爱劳作。要想让他们保持尚武精神,就不能过多地强迫他们改变习惯。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等国家都蓄养奴隶,让奴隶从事生产,这可以说是那些国家的大优势。基督教的律法已经把大部分的奴隶制废除。如今最接近奴隶制的就是主要由异族人去做工匠 (这样更容易让人接受),而让本国一般民众中的大多数人限选三种工作或职业——农夫;自由的仆役;干力气活的工匠,如铁匠、泥瓦匠、木匠等等。职业军人不在这三种职业之内。

然而帝国要想强大,最重要的还是整个国家必须把军事作为首要荣誉、学问和职业。之前我说的那些不过是军事准备而已,倘若没有目的和行动,准备又有何用? 罗穆卢斯[4]死后 (这是人家传说或寓言的)给罗马人送来了一个忠告,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要留心军事,那样,他们将成就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斯巴达的政体是纯以军事为目的而构建的。波斯人与马其顿人也曾举国皆兵,不过却是昙花一现。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萨克逊人、诺曼人等都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土耳其人尽管已经大不如前,却至今也还是这样举国皆兵。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中,实际上只有西班牙是这样。不管什么人,凡是能从中得到好处的,都是平时最用心的,这个道理太明显了,不必多说,只需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行:那些不愿意公开承认尚武的国家是别希望会突然变得强大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尚武的国家 (如罗马人和土耳其人)注定要创造奇迹,这一点时间将会证明。那些仅仅在某一时期尚武的国家通常都会在那个时期强大起来,等到后继者不再崇尚武事,不再喜欢动用军事手段时,这种强大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与这一点相连的还有一点:一个国家最好有一些法律或风俗,从而为发动战争找到正当理由 (或借口)。人生来都有一颗正义之心,所以除非有根据或理由 (最起码也要是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是不可发动战争的 (因为战争带来许多灾难)。土耳其人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传教:这倒是一种很方便、随时可以利用的理由。罗马人尽管把拓边视为统兵将帅的极大荣耀,但是却从未仅仅为了拓边而挑起战事。所以,凡是想成为大国的,首先对其他国家的侮辱伤害要敏感,不管这是边境挑衅,还是对本国商人或使节的侮辱;并且对他国的挑衅,要很快做出反应。其次要像罗马人那样,时刻准备好对盟友进行援助。盟友假使还和其他国家结盟,在遭受入侵时,向各国求援,那么罗马援军总是最先到达,罗马人绝不让别的任何国家享有这种荣誉。至于古人为了拥护一党一派或实质相同的政体而挑起的战争,我实在是不懂有什么正当理由。例如罗马人为了解放希腊而发动战争,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建立或倾覆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而挑起战争,又如借正义和保护之命,不惜发动战争来拯救别人之民于专制和压迫,诸如此类。总之,凡是没有正当理由就提起战争的国家,是不可能变得强大的。

不论是人体还是政治团体,不经过锻炼是不可能康健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正义而光荣的战争无疑就是实实在在的锻炼。内战有如患病发热,而对外作战则有如运动发热,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在懒散的和平气氛中,民众的胆气将会变弱,民风将会变坏。所以,不管是为了幸福,还是为了国家强大,大部分国民都应当进行军事训练。一支转战八方、久经战阵的军事力量虽然代价很高,但却是在国与国之间发号施令的保证,最起码也能保证自己的国家拥有这样的名声。西班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西班牙在各地都长期驻有精兵,已经达120年之久了。

成为海上霸主也就相当于自立王国了。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信中,谈到了庞贝对恺撒的军事准备:“庞贝执行的是地米斯托克利的策略,以为掌握了海权,就是掌握了一切。”毋庸置疑,庞贝如果不是因为一时自大轻敌而舍舟从陆,他一定会使恺撒疲于奔命。我们对海战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看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亚克兴海战[5]决定了罗马帝国的走向。勒潘多海战[6]让土耳其人走上了下坡路。很多战争最终都以海战告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君主或国家希望以对决来决定战争的胜负。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拥有海上霸权的一方在战争中掌握着主动权,仗想打多大就打多大。相反,那些在陆上称霸的国家却往往面临极大的困难。如今的欧洲各国无疑都拥有海上优势,这种优势也是大不列颠王国主要的天赋优点之一。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欧洲各国大多数都不是纯粹内陆的,而是大部分都被海洋环绕;其次,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似乎大多掌握在统治了大海的人手中。

与古代战争给人带来的光辉荣耀相比,近代战争犹如锦衣夜行。诚然,为了鼓励士气,现在也有些爵位勋章等,然而这些东西都是乱发的,不分军人与平民;此外也许还有在纹章盾牌上刻上名字,建立伤残军人医院,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在古时,则会在得胜的战场上树立胜利纪念柱,为阵亡将士举行公葬、建立纪念碑,向英雄敬献花冠,向皇帝赠称号 (这一做法为后来的各国君主所借用),邀请凯旋将帅进行胜利游行,对复员士兵进行大量犒赏——这些都是能激发人的勇气的事物。不过最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凯旋仪式并不是浮华的炫耀,而是一种极其聪明伟大的制度。它意味着三件事:对将帅来说,它意味着尊荣;对国库来说,它意味着战利品所带来的财富;对军队来说,它意味着赏赐。国家也许并不适合享有这种尊荣,不过君主或者其子孙个人倒是可以享受这种尊荣,就像罗马的皇帝们那样。罗马的皇帝们只要亲自参加了某个战役,其凯旋式都由皇帝或其子孙来办,而在臣子得来的胜利中,则仅仅对统兵将帅赐以战袍和勋章,以示表彰。

总之,正如 《圣经》所说,在人体这个小小的结构中,谁也不能因为思虑,就使身量多加一肘[7];但是在国家这个大结构中,君主或执政者却有能力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如果在国内试行我们上面讨论过的法令、宪章、习俗,就会为子孙和后世种下强大的种子。然而这些事一般都不受人注意,只能听天由命,等待着有朝一日被有识之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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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底亚末代国王,敛财成巨富,即位后完成父王征服爱奥尼亚大陆的大业,后试图阻止波斯势力的扩张,失败被捕,在波斯宫廷供职。

[2] 古雅典政治家、诗人,当选执政官,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解救贫困,修改宪法,制订新法典,善写哀歌体诗,其诗作仅有片断存世。

[3] 这份诏书规定:“结了婚的人享有一定特权,有六个孩子的还享有其他特权。”

[4] 战神玛尔斯之子,罗马城的创建者,“王政时代”的第一个国王。

[5] 亚克兴海战发生于公元前31年,是罗马内战中屋大维 (奥古斯都)和安东尼在海上的一次决战。罗马终身独裁官恺撒被布鲁图和喀西约阴谋刺杀后,其继承人屋大维,于公元前43年初与安东尼和李必达结成 “后三头同盟”,进军罗马,改组政府,获五年内处理国家事务的全部权力。他打着 “为恺撒复仇”的旗号,处死大批元老和骑士,并于公元前42年秋在菲利皮之战中击败布鲁图和喀西约军。

[6] 1570年,当土耳其人入侵地中海的塞浦路斯时,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发起组成了反穆斯林的 “神圣同盟”。1571年10月7日,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和土耳其奥斯曼舰队在勒潘多海域展开决战。前者共有208艘多桨战船,6艘3桅大舰,大炮1815门,大部分来自威尼斯和西班牙,有一些来自教皇、热那亚、萨瓦和马耳他,总兵力约有水兵4万4千名 (包括桨手)和步兵2万8千名,其中2/3由西班牙提供,舰队总司令为24岁的奥地利人唐·约翰;后者共有230艘桨船,大炮750门,由阿里帕夏率领。这些桨船均为细长的平底船,在水线上装有18英尺长的凸次,代替传统的水下撞角,土耳其人仍依靠弓箭,而基督教士兵不少已配有火绳枪——毛瑟枪的前身,所有桨船均装有船首火炮,威尼斯提供的6艘重型3桅大舰,在舰首和舷侧都有火炮。双方都是三个横列分舰队,每一个舰队的舰只也是单列横队,在三个分舰队后还都有一分舰队作为后备队。唐·约翰改革了古代打法,他调用4艘3桅大舰先于他的各桨船分舰队到达战场,当土耳其人向前进攻时,他们不得不清除这些浮动堡垒,结果遭到3桅大舰舷侧炮的射击,损失很大。结果奥斯曼舰队损失里200艘战船,包括大炮、给养和大约3万人;而基督教徒舰队仅损失12艘战船、7700名战士。勒潘多海战具有特殊意义,它是继亚克兴战役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桨船作战,也是16世纪最大的欧洲战役,是由炮火取胜的第一次海上大战役。此役后土耳其人的气焰有所收敛,然基督教国家的 “神圣同盟”旋及分崩离析,没有扩大海上战果,土耳其人仍占据着塞浦路斯。

[7] 参见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