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论君权

所欲者寡,所畏者多,这是一种非常可怜的心理状态。然而大多数君王的心理却都是如此。他们尊贵已极,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特别欲望,凡事都提不起精神;同时他们又杯弓蛇影,忧心忡忡。这也就是 《圣经》中所谓的 “君心难测”的原因之一。一般人都会有某种特出的欲望,指挥并约束其余的欲望。一个人倘若没有特出的欲望,再加上诸多猜忌,其心理自然是难以测度。所以,许多君王常会人为制造欲望,培养一些爱好。有的君王玩建筑,有的玩宗教,有的爱好提携臣下,有的则喜欢展示才艺,比如尼禄[1]爱好弹竖琴,图密善[2]爱好射箭,康茂德[3]爱好击剑,卡拉卡拉[4]爱好驾车,等等。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这些人是不懂一个道理,那就是相对于在大事上止步不前,在小事上取得的小小成绩会让人更开心,更振奋。此外我们还发现,那些早年曾经成为幸运的征服者的君王,不可能永远征服下去,其幸运必然会受到遏制,因此到了晚年变为迷信,变得郁郁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戴克里先[5];还有殷鉴不远的查理五世。习惯于进取的人,有一天碰了钉子,不免要自轻自贱,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要论君权的分寸,那可是件稀罕而又难以拿捏的东西,这是因为分寸和失衡都包含着相互冲突的矛盾。把矛盾双方捏合在一块是一回事,而让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则又是另一回事。阿波罗尼乌斯回答苇斯巴芗的话提供了很好的教训。苇斯巴芗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尼禄被赶下台?”他答道:“尼禄的竖琴倒是弹得不错;可是在政治上,他有时把弦调得太紧,有时则调得太松。”毫无疑问,最令君主威严扫地的莫过于张弛无度,忽然大施威迫,忽然过度松弛。

诚然,近代的帝王之术多讲灾祸临近时,如何巧妙避祸,而不讲如何强基固体,使人免祸。教人避祸简直就是叫人听天由命。人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让祸乱越积越厉害,因为谁也防止不了那星星之火,谁也不知道火从何来。治国的困难多且大,而最大的困难往往在人心里。塔西陀说过,君王常常喜欢干些矛盾的事:“君王的欲望往往强烈而又彼此冲突。”有权有势的常常犯一个愚蠢的错误,那就是只想达到目的,而却不肯忍受必需的手段。

君王必须应付其邻国、后妃、子女、僧侣或教士、大小贵族或士绅阶层、商人、平民和士兵。稍不谨慎,这些人就会带来危险。

先说邻国。由于形势千变万化,所以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并无陈规,只有一条原则永远都不会错:那就是对邻国加以遏制,绝不能让他们通过扩张领土、鼓励商业或施展外交等手段增强国力,威胁自己。这种未雨绸缪的工作通常都由军师来承担。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查理五世皇帝三巨头时代,他们三位彼此之间严密监视,谁也别想夺得寸土,否则另两位必然结成联盟,必要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要把形势扭转过来,绝不会贪一时之利而与之讲和。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多和洛伦佐·美第奇[6]与路德维希·斯福尔扎[7](一个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一个是米兰的统治者)之间的那个联盟也是如此——历史学家圭茨亚迪尼说这一联盟保障了意大利的安全。有些经院派学者认为,只有先前受到伤害或挑衅而进行复仇的,才能算是堂堂正正之师。这种意见是要不得的,这是因为尽管未受到打击,但是我们只要有理由担心危险迫在眉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动战争。

说到后妃,她们之中不乏残暴之人。利维亚因为毒杀丈夫而臭名昭著;苏莱曼[8]的妻子罗克萨拉娜不仅杀害那位著名的王子穆斯塔法苏丹,并且祸害其家族及子孙后代;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在其丈夫被废除并杀害的过程中上下其手。当后妃密谋母以子贵或者有了外遇时,最应当担心这种危险出现。

说到子女,他们带来的危难和不幸不胜枚举。一般来说,父亲一旦对子女生出疑忌之心,结果总是很不幸。(前面已提到的)穆斯塔发之死对苏莱曼王室来说是致命的,人们怀疑赛利穆斯二世是私生子,土耳其王室自苏莱曼开始,血统已经不纯,雀占鸠巢。克瑞斯帕斯是一位非常温顺的青年王子,却为其父康士坦丁努斯大帝所杀,这对王室来说同样是致命的。大帝的两个儿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于非命;另外的一个儿子,康士坦洽斯,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倒是病死的,不过却是在朱利安努斯起兵之后死的。马其顿国王腓力普二世因杀其子德米特里厄斯而遭到报应,最终悔恨而死。类此的例子很多,但是做父亲的因猜疑而得到好处的却很少或没有。只有在做儿子的公然举兵反叛的时候,做父亲的才会从中受益,如赛利穆斯一世以及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

教士僧侣一旦骄傲蛮横,手握权势,也会造成危险,比如在坎特布雷大主教安塞姆和托马斯·贝克特时代。这两位大主教几乎用手中的权杖和国王的刀剑相争,而他们碰到的竟然也是些坚强骄傲的君主,即威廉·鲁夫斯、亨利一世与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非来自教会本身,只有当教会倚仗国外的势力的时候,或者在牧师不是由君主或士绅任命,而是由民众选出的时候,这种危险才会出现。

君王可以疏远大贵族。倘若对他们进行压制,可以使君王更具权威,但是这样做不甚安全,心中想做的事情也难以完成。这一点我在 《亨利七世》一书中已经指出。亨利七世对大贵族采取压制态度,后者虽然没有背叛他,但是却不合作,因此在他在位期间,一直困难重重,麻烦不断。

小贵族人心不齐,因此危险性不大。他们有时候嘴上很凶,但实际上危害不大。他们是对大贵族的一种制衡,以防后者尾大不掉。他们是与普通大众最接近的掌权者,所以最能缓和民乱。

商人可谓是国家的 “门静脉”。商业不发达,那么国家就好像有好的四肢,但是却血管空空,得不到营养。向商人收税,往往并不能增加君主的收入。征收商业税对君王来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个别税额固然增加了,而贸易总额却减少了。

平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袖,如果其宗教、风俗和生计不受干涉,一般没有危险。

军人只要还在一起过着团体生活,只要习于赏赐的时候,就很危险。土耳其的亲卫兵和罗马的护卫军就是例子。对军人进行严格训练,分别驻扎,各有统属,且不加赏赐,这样他们就会成为保家卫国之士,而不会带来危险。

君王好似天上的星宿,能致福亦能致祸,很受尊敬,但是却从来得不到休息。有关君王的一切戒律,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两句话中:“记住你是个人”和 “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的代表”。前一句话约束君王的权力,后一句话控制君王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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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罗马皇帝,即位初期施行仁政,后转向残暴统治,处死其母及妻子,因帝国各地发生叛乱,逃离罗马,图穷自杀,一说被处死。

[2] 罗马皇帝,专横暴戾,连年穷兵黩武,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导致众叛亲离,终被其妻及庭臣谋杀。

[3] 古罗马皇帝,实行暴虐统治,精神逐渐失常,自以为是大力神转世,经常到斗兽场充当角斗士,被一摔跤冠军勒死。

[4] 古罗马皇帝,嗜杀成性的暴君,杀害岳父、妻子、兄弟及其弟的友人,大肆屠杀日尔曼人,公元217年被罗马近卫军司令刺死。

[5] 古罗马皇帝,由禁卫军部属拥戴称帝,开创四帝分治局面,改革内政,加强军队,整顿税制与币制,迫害基督徒。

[6] 佛罗伦萨统治者,利奥十世之父,诗人和艺术保护人,战胜帕齐家族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夺权阴谋。

[7] 米兰公爵,极力保护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达·芬奇等,法王路易十二征服米兰时被法国人俘获,在囚禁中抑郁而死。

[8] 奥斯曼帝国苏丹,在位时对外进行战争,扩张领土,对内改革行政制度,颁布法律,使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