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开头的“引言”中已经提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只是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含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并非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三国志》中所记载的诸葛亮，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两个不同的诸葛亮，一虚一实，区别很大。现在再就这个问题，专门加以说明。

大约从唐代开始，在民间传说中就出现了一些关于诸葛亮和其他三国人物的故事。宋元时代，市民文艺特别繁荣，在“说话”艺术的“讲史”类中，又有了“说三分”的专门话本和专业艺人，其中有的就专门讲述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戏曲，使得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又有增加。但是，以上关于诸葛亮的各种故事，还只是粗陈梗概，叙事比较简略，情节比较简单。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唐代民间传说和宋元话本及戏曲的基础上，又吸取《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所提供的材料，然后进行了大量的虚构和再创作，终于写成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从此，一个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艺术形象便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般人所熟知的诸葛亮，也正是《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这个诸葛亮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当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其所塑造的诸葛亮、关羽、曹操、周瑜等一系列艺术形象，确实相当鲜活生动，令人拍案叫绝。但毋庸讳言，由于作者罗贯中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因此在塑造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时，对其都极力进行虚构美化；而对刘备集团的主要敌人曹操，则极力进行虚构丑化。在刘备集团内部，《三国演义》所着力塑造的是诸葛亮和关羽两个艺术形象。经过《三国演义》的虚构美化，关羽已经由人变成神，诸葛亮也是如此。为了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三国演义》进行了大量虚构，诸如“博望用兵”（第三十九回）、“火烧新野”（第四十回）、“舌战群儒”（第四十三回）、“智激周瑜”（第四十四回）、“草船借箭”（第四十六回）、“火攻之计”（第四十六回）、“登坛祭风”（即“借东风”，第四十九回）、“智算华容”（第五十回）、“智辞鲁肃”（第五十二回）、“三气周瑜”（第五十一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锦囊三计”（第五十四回）、“卧龙吊丧”（第五十七回）、“计捉张任”（第六十四回）、“智取汉中”（第七十二回）、“安居平五路”（第八十五回）、“夜祭泸水”（第九十一回）、“骂死王朗”（第九十三回）、“乘雪破羌兵”（第九十四回）、“弹琴退仲达”，（即“空城计”，第九十五回）、“陈仓取胜”（第九十八回）、“斗阵辱仲达”（第一百回）、“诸葛妆神”（第一百零一回）、“火烧司马懿”（第一百零三回）、“诸葛禳星”（第一百零三回）、“遗计斩魏延”（第一百零五回）等等，全都出于虚构。其中个别事件，虽然史有记载，但与诸葛亮无关，例如“博望用兵”是刘备之事，诸葛亮当时尚在隆中隐居；“火攻之计”是黄盖的建议，与诸葛亮和周瑜均无关涉；“智取汉中”是法正的功劳，诸葛亮当时留守成都，根本未去汉中。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移花接木，将其都写成诸葛亮的故事，这当然就成为虚构。

“六出祁山”是《三国演义》写得最为详细的一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这组故事的史实依据是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曹魏。将“六出祁山”与五次北伐相比较，便可看出《三国演义》为了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而进行了以下大量虚构。第一，诸葛亮本来只有五次北伐，而《三国演义》却虚构为六次。第二，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出兵祁山，而《三国演义》却虚构为六次全都出兵祁山。第三，在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中，前三次魏军的主帅都是曹真，与司马懿毫无关系；后两次魏军的主帅才是司马懿。而《三国演义》却虚构为从首出祁山开始，诸葛亮就一直与魏军主帅司马懿交兵。第四，诸葛亮的五次北伐，除第三次夺得武都、阴平两郡，小有收获之外，其余四次都失败了。而《三国演义》却虚构出很多诸葛亮获胜的战役。以第二次北伐为例，当时诸葛亮出兵散关，进围陈仓，遇到早有准备的魏国陈仓守将郝昭的顽强抵抗，诸葛亮无计可施，加之军中粮尽，魏国援兵将至，只得退军。这本来是一次败仗，而《三国演义》却虚构为诸葛亮大获全胜，夺得陈仓，并在第九十八回的回目中赫然标出“袭陈仓武侯取胜”，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第五，《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总共不过三百字左右，没有什么故事，更无具体情节。其他相关人物的传记和裴松之的注文虽然补充了一些材料，但也十分简单。而《三国演义》却用整整十三回的篇幅（第九十二回至第一百零四回）虚构了大量的故事，如前面所提到的“骂死王朗”、“乘雪破羌兵”、“弹琴退仲达”、“陈仓取胜”、“斗阵辱仲达”、“诸葛妆神”、“火烧司马懿”、“诸葛禳星”等；至于所虚构的具体情节，更是多不胜数。

为了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还写了诸葛亮首出祁山时，在西城县对司马懿所采用的“空城计”。这个故事影响很大，这里不得不特别加以说明。所谓“空城计”，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三中确有记载，内容是这样的：诸葛亮由成都进驻汉中郡沔阳县之阳平关后，派魏延统率蜀军主力东下， 自己只留万人驻守阳平关城。司马懿率二十万大军抵御蜀军，途中与魏延大军错道，遂径直前进，来到离阳平关只有六十里的地方。诸葛亮得知司马懿大军突然来到，形势非常危急，本欲离关前赴魏延之军，但相去已远；欲命魏延回军反追司马懿，亦势不相及。在将士失色、莫知其计的情况下，诸葛亮从容不迫，意气自若，命军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妄出营帐，又大开城门，命兵士若无其事地打扫道路，自己则谢绝宾客，细观动静。侦察兵将情况告诉司马懿后，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向来谨慎持重，不肯冒险，阳平关城中，疑有伏兵，于是引军循山退逃。事后，司马懿得知阳平关城中守兵不多，自己中了诸葛亮的空城之计，便深为憾恨。以上《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三中关于“空城计”的记载，荒诞不经，谬误百出。其最主要的谬误有以下几点：第一，诸葛亮驻屯汉中阳平关时，司马懿正驻屯宛县（今河南南阳），两人从未对阵交兵。如前所述，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战场上的正面交锋，只出现在第四次北伐和第五次北伐时，在此之前的魏蜀多次交兵中，魏军主帅均是曹真，不是司马懿。其中建兴八年（230）秋天魏国以曹真为主帅，兵分三路进攻汉中时，司马懿虽由西城郡（今陕西安康）西进，配合由关中南进的曹真与张郃，但三路大军不久皆因霖雨而奉诏退回，诸葛亮也未与司马懿对阵交兵。何况，魏军三路进攻汉中，是第三次北伐和第四次北伐之间的事情，当时诸葛亮已不驻阳平关，而是徙营于南山下原上，坐镇城固，从容自若地静待魏军。既然诸葛亮驻屯阳平关时从未与司马懿对阵交兵，则他绝不可能对司马懿采用空城之计。第二，据《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北伐，总想请兵万人，抄近道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异道会兵于潼关，而诸葛亮一则不肯冒险，二则对魏延单独领兵不太放心，总是制而不许，魏延因此常说诸葛亮胆怯，叹恨己才不能尽用。从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来看，他对魏延单独领兵万人以伐魏的请求尚不允许，更不会主动派魏延单独统率蜀军主力东下，而自己只留万人守城。第三，诸葛亮北伐曹魏，虽然每次具体的进军路线不尽相同，但总的方向是由汉中北越秦岭，进攻关中或陇右。而派魏延由阳平关率主力东下的记载，与史实大相径庭，真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而且，魏延所率之主力自西向东，司马懿所率之二十万大军自东向西，在南北狭窄的汉中地区，两军的数十万人马竟会错道而过，其说实难凭信。另外，魏延率主力东下的最终结局如何，亦无交代，可见其为凭空虚构。第四，以老谋深算、善于用兵的司马懿而言，他即使怀疑六十里之外的阳平关城中有强兵埋伏，也可凭借自己的二十万大军持重设防，静观虚实，绝不至于被吓得立即引军退逃。说司马懿疑有伏兵即引军退逃，这既有违一般军事常规，也不合久经战阵、见多识广的司马懿的个性。第五，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蜀记》记载，晋初，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郭冲曾向司马骏条举诸葛亮隐没不闻之五件逸事（即《蜀记》所谓的“郭冲五事”，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郭冲《诸葛亮隐没五事》一卷”），而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但《蜀记》的以上记载，有个难以解释的矛盾：《蜀记》所引录的“郭冲五事”其三之“空城计”一事，明显是贬毁司马懿的，而扶风王司马骏是司马懿的儿子。如果郭冲当初向司马骏所条举的诸葛亮五件逸事中真有“空城计”一事，则等于郭冲当着司马骏之面，揭露司马懿之短，如此对子毁父，理所不容，司马骏也绝不会“慨然善冲之言”；既然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则说明郭冲当初向司马骏所条举的诸葛亮五件逸事中必无“空城计”一事。裴松之对“郭冲五事”全部持怀疑态度，所以在注引的同时，又认为“冲之所说，实皆可疑”，并逐条加以驳斥，还认为《蜀记》引录“郭冲五事”，是“举引皆虚”。我并不认为《蜀记》所引录的“郭冲五事”全属子虚乌有，但在郭冲当初向司马骏所条举的诸葛亮五件逸事中，肯定没有“空城计”一事。至于“空城计”一事如何出现在《蜀记》所引录的“郭冲五事”中，则很难断定，有可能是《蜀记》作者假托郭冲之名义而杜撰置换的。以上五点，完全可以证明《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三的“空城计”一事，是荒诞谬误的。但是，《三国演义》为了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将《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三中这个本来就荒诞不经、谬误百出的记载顺手拿来，再将时间由北伐之前改为首出祁山兵败街亭之后，将地点由汉中阳平关改为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附近的西城县，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情节，于是写成“空城计”这一影响很大的故事。这当然也就成为虚构。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当然是一位才智杰出的著名人物，连他的对手司马懿也不得不称赞他是“天下奇才”。文学作品当然允许虚构，即使以历史为题材的“演义”类小说，也允许合情合理的虚构，因为“演义”本身就是指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再加以虚构而写成的章回体小说。但是，《三国演义》对诸葛亮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的虚构无疑太为过分，使小说中的诸葛亮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形成过大的差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认为小说对诸葛亮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的虚构太为过分，认为小说把诸葛亮塑造成能掐会算、能呼风唤雨的神仙，太不近人情，不合事理。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曾说《三国演义》所写之事是“七实三虚”，这是就小说中所展示的总体历史框架和所叙述的重大社会事件以及主要人物的生平大事而言的。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艺术形象为例：小说中所叙述的诸葛亮躬耕南阳、隆中对策、联孙破曹、白帝受命、平定南中、北伐曹魏等生平大事，全都有案可稽，有据可查，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中的诸葛亮艺术形象是真实的。但是，《三国演义》为了集中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在所提到的每件生平大事中又虚构了大量的故事和多不胜数的具体情节（如“七纵七擒”孟获，虽然确有其事，但故事和情节却多为虚构），有时甚至不惜代价地虚构生平大事本身（如“智取汉中”），而对另外一些生平大事则一笔带过甚或根本不提（如“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从而使小说中的诸葛亮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形成过大的差异。

《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诸葛亮艺术形象，是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的化身，其品德人格也近乎十全十美，几无瑕疵可指。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则不然，他虽是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军事家，是一代名相，但又是人不是神，有得也有失，并非无瑕可指的完人。两个不同的诸葛亮，一虚一实，区别很大。所以，我们绝不能将《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诸葛亮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将会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