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著名军事家的诸葛亮，其主要事业功绩也有两方面。一是在理论方面撰写了不少军事理论著作，如《南征》（已佚）、《北出》（已佚）、《兵要》、《军令》、《兵法》、《南征教》等。这些军事理论著作，有的是他军事实践的指导思想，有的是他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二是在实践方面有以下四大功绩。

第一，说服孙权接受孙刘联合抗曹的军事决策，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巨大胜利。

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在孙权集团内部，除了以鲁肃和周瑜为首的少数人主张抗击曹操外，以老臣张昭为首的多数人都主张投降曹操，加之曹操又写信对孙权加以威胁利诱，因此，孙权当时在抗曹还是降曹的问题上，态度犹豫，举棋不定。在此情况下，能否消除孙权的疑虑，使他改变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接受孙刘联合抗曹的军事决策，便成为赤壁之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

鲁肃虽然提出了孙刘联盟的主张，但却未对孙刘和曹操两方军事形势的利弊进行分析；周瑜虽然对孙权和曹操两方军事形势的利弊进行了分析，但却未提出孙刘联盟的主张。由于二人各自侧重问题的一个方面，对问题的分析都欠全面深刻，因此都不足以消除孙权的疑虑，使他改变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接受孙刘联合抗曹的军事决策。与鲁肃和周瑜相比，诸葛亮的高明处有二。一是他在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即建安十二年（207）的“隆中对策”中已经提出了孙刘联盟、合力抗曹的战略决策，时间比鲁肃和周瑜都早。二是他对问题的分析比鲁肃和周瑜都全面深刻，这具体表现在他奉使柴桑时劝说孙权的那段话中。正由于诸葛亮在那段话中不但提出了孙刘联盟、合力抗曹的军事决策，而且对孙刘和曹操两方军事形势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因此才使孙权疑虑尽释，改变了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接受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军事决策，“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三国志·诸葛亮传》），最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巨大胜利。

赤壁之战的胜利，是诸葛亮孙刘联盟、合力抗曹的战略决策在军事方面的成功体现。它不但使刘备首次有了独立的基地，奠定了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基础，而且是诸葛亮本人军事才能和军事功绩的一次突出的展现。

第二，以法治军，成效卓著。

诸葛亮始终坚持以法治蜀，而以法治军则是他以法治蜀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寿说诸葛亮“于治戎为长”（《三国志·诸葛亮传》），即指诸葛亮善于以法治军。以法治军的核心内容是法令严明，赏罚必信。关于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事迹，本书已在很多地方谈到，其中典型的例证如：首次北伐失败后的赏功罚过，具体地说，就是挥泪斩马谡，忍痛贬赵云，大奖副将王平，引咎自贬三级；四次北伐失败后的弹劾李平，以及平时治军的严格训练和严格执法等等。

军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执行政治任务的最有力的工具，其作用在于保卫本国政权和抵抗外敌入侵。就蜀国而言，因其政治目的是要消灭曹魏，复兴汉室，故其军队又多了一项主动出击、讨伐曹魏的重任。但在三国之中，蜀国面积最小，人口最少，不可能在军队的数量上与魏国相较，只能靠军队的质量取胜。诸葛亮清醒地认识到，兵不在多而在精，军事胜利的关键不在军队的数量，而在军队的质量。为了提高蜀军的质量，增强蜀军的战斗力，诸葛亮始终坚持以法治军，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诸葛亮在世时，弱小的蜀国之所以能长期与强大的魏国相抗衡，从军事方面讲，即得力于诸葛亮的以法治军。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和费祎相继为相，弱小的蜀国之所以仍能长期与强大的魏国相抗衡，从军事方面讲，仍得力于诸葛亮的以法治军，因为史称“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三国志·蒋琬费祎传》）。蒋琬和费祎既然“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则说明他们也不加改动地继承了诸葛亮以法治军之成规，因此才使“边境无虞，邦家和一”。

第三，亲自指挥了平定南中的战役，并取得巨大胜利。

蜀国的南中四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情况非常特殊。诸葛亮对南中四郡的叛乱所采取的特殊办法就是以“攻心为上”作为平定南中的总体策略和指导思想，同时辅以必要的军事手段。

在平定南中的战役中，最能表现诸葛亮军事才能的，

是他对益州郡少数民族首领孟获的“七纵七擒”。史书对“七纵七擒”的记载虽然极为简略，但实际的交战过程肯定极为曲折复杂。对曲折复杂的交战过程，我们虽然无法得知，也不敢随意杜撰，但从孟获最后所说的“公（指诸葛亮），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这句话来看，以孟获为首领的南中少数民族不但被诸葛亮的“攻心”策略所折服，而且被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所折服。

第四，亲自指挥了北伐曹魏的五次战役。

北伐曹魏的五次战役， 自建兴六年（228）春天开始，至建兴十二年（234）秋天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军中为止，历时长达七年。它既是蜀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也是诸葛亮经营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的战役。在诸葛亮亲自指挥的五次北伐战役中，前三次魏军的主帅是曹真，后两次魏军的主帅是司马懿。在漫长的北伐战役过程中，两军主帅肯定都各自施展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有过许多相互斗智斗勇的事迹；两方的军队也肯定有过许多具体的军事行动。对此，史书虽有零星记载，但可惜过于简略，使人难以全面了解战役的详细过程。当然，从零星的记载中，可知蜀军在一些具体的军事行动上确曾取得过一些局部的胜利，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非凡的军事才能。

以上诸葛亮在实践方面的赤壁之战、以法治军、平定南中、北伐曹魏四大军事功绩，连同前述他在理论方面的军事功绩，共同奠定了诸葛亮作为著名军事家的坚实基础。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在实践方面的以上四大军事功绩，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诸葛亮不但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但是，几乎倾注了诸葛亮最后七年全部心血的五次北伐战役，最后却毕竟失败了。北伐失败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客观上魏强蜀弱，力量相差过于悬殊。不过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谈及北伐失败的原因时，除了强调魏强蜀弱的客观因素外，还把失败原因与诸葛亮本人的军事才能联系起来。他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又说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在陈寿看来，人的才能不可能兼备周全，诸葛亮也是如此。诸葛亮是像管仲、萧何那样的名相，其才能主要表现在治国理民方面，而不在军事方面。即使仅以军事而言，也是长于治军而短于奇谋将略。昔日管仲虽为一代名相，但不以用兵见长，于是向齐桓公荐举王子城父为将，以补己之短；萧何虽亦为一代名相，但同样不以用兵见长，于是向刘邦荐举韩信为将，以补己之短。蜀汉的情况不同，由于当时没有像王子城父和韩信那样的名将，因此只能由短于奇谋将略的诸葛亮亲自领兵北伐，这也是北伐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寿写诸葛亮军事才能方面的不足之处，本来是史家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正常做法，但后世某些人却认为这是陈寿对诸葛亮的报复。《晋书·陈寿传》说：“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陈寿之父受马谡的牵连，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去头发），陈寿本人又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所轻视，这都是事实。但若据此认为陈寿写诸葛亮、诸葛瞻父子的不足之处是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便把陈寿这位“良史”看得过于狭隘了。陈寿后半生生活于晋代，《三国志》也写成于此时，而诸葛亮正是晋代开国之祖司马懿的老对手。尽管身处对诸葛亮不利的晋代，但陈寿仍然编辑了《诸葛亮文集》奏闻晋武帝，并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和该书的其他有关纪传中给诸葛亮以极高的评价。这说明陈寿不愧为一位正直的史学家，他并无故意报复和贬低诸葛亮的用意。针对《晋书·陈寿传》中所谓的“报复论”，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批评道：“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又说：“其（陈寿）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愚意以为，赵翼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诸葛亮之长处确实很多，但不必把他的不足之处也说成长处；陈寿对诸葛亮是深为敬服的，他写诸葛亮短于奇谋将略，乃是据实而书，并非有意报复贬低，这并不影响诸葛亮作为著名军事家的历史地位。

对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不足之处，人们可能不乐于谈论，更不易于接受，但这毕竟是事实，有史料为证。我们指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不足之处， 目的是为了对诸葛亮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准确的评价，并无丝毫贬低诸葛亮的用意。况且，世无完人，无论多么伟大的古今中外人物，都会有缺点，我们依据史实指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不足之处，不但无损于诸葛亮作为著名军事家的历史地位，反而会使人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诸葛亮。所以，对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不足之处，应该坦然正视，不必有意回避，更不必大惊小怪。

总之，从政治和军事两个大的方面来看，诸葛亮既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诸葛亮一生所建立的卓越的政治功绩和卓越的军事功绩，以及所表现的高尚的品德精神，使他不但成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丞相，而且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丞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