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著名政治家的诸葛亮，其主要事业功绩有两方面。一是在理论方面撰写了不少政治理论著作，如《蜀科》（与法正等人合著）、《法检》（已佚）、《科令》（已佚）、《隆中对》、《说孙权》、《答法正书》、《出师表》等。这些政治理论著作，有的是他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有的是他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二是在实践方面有以下四大功绩。

第一，在“隆中对策”时为刘备做出了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决策。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首先为刘备分析了天下的总体形势和五大集团的具体形势，最后为刘备做出了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决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这实际是一个分两步实施的战略决策。

第一步：夺取刘表的荆州和刘璋的益州（包括张鲁的汉中郡），派兵驻守险要之地，与西南两边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和睦相处；对外，与孙权结成共抗曹操的联盟，对内，整顿改进政治。第一步是为了达到阶段性目的，即：使刘备夺取荆州和益州作为建立国家政权的基地，首先成就霸业，形成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局面。

第二步：待天下形势有变，就从东西两路出兵北伐。东面一路由一员上将率领，从荆州出发，直趋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河南洛阳），夺取中原。西面一路由刘备亲自率领，从益州出发，翻越秦岭，夺取关中。第二步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即：使刘备最终消灭曹操集团，复兴汉室。

诸葛亮的以上战略决策，为刘备设计了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总体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步骤，集中表现了诸葛亮统观全局、预测未来的杰出政治才能和对刘备集团的巨大政治贡献。对于闯荡半生、漂泊不定、到处寄人篱下而始终一事无成的刘备来说，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如同一盏明灯，不但使他从此明确了总体的奋斗目标，而且明确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后来刘备集团就是按诸葛亮这个战略决策进行发展的，并使战略决策的第一步得以圆满实现。

第二，辅佐刘备成就霸业。

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功绩主要有三点。

一是通过赤壁之战帮助刘备夺得荆州。要成就霸业，按诸葛亮的战略决策，首先必须夺取荆州。而夺取荆州的重任，主要是由刘备和诸葛亮通过赤壁之战完成的。在赤壁之战中，刘备集团夺得荆州七郡中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战后不久，刘备又向孙权借得南郡，使其在荆州的地盘达到五郡，占领了荆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刘备自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镇压黄巾起义军开始，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以前为止，二十多年来一直漂泊不定，寄人篱下，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人， 自己从来没有固定而独立的基地。而诸葛亮通过赤壁之战帮助刘备夺得荆州，首次改变了刘备无处立足的困境，使刘备成就霸业有了第一个基地。

二是为刘备夺得益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要成就霸业，按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在夺取荆州之后，还必须夺取益州（包括汉中郡）。夺取益州的重任，虽然主要是由刘备和法正通过夺取成都之役和夺取汉中之役完成的，但诸葛亮对夺取益州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刘备和法正由荆州率军入蜀进行夺取成都之役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以绝大部分时间为刘备留守荆州，出色地完成了留守后方和后勤保障的重任，在战役的最后四五个月里，诸葛亮又曾率军入蜀增援，协助包围成都。在刘备和法正由成都率军入汉中进行夺取汉中之役的整一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一直为刘备留守成都，同样出色地完成了留守后方和后勤保障的重任。所以，在刘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虽然法正立了首功，但诸葛亮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夺得益州，使刘备成就霸业有了第二个基地。

三是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刘备自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开始，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占领汉中为止，用了十一年时间先后夺得荆州和益州，使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决策得以圆满实现。有了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基地，按诸葛亮的战略决策，还必须建立国家政权，才算成就霸业。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分为两步，而诸葛亮在整个过程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步是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诸葛亮等人拥立刘备为汉中王。当时天下的大体情况是：汉献帝刘协虽然实际上已无任何权力，形同虚设，但名义上仍是汉朝的皇帝，仍是统辖诸侯的天子，仍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曹操以丞相身份虽然实际上已独揽朝政，完全控制了汉献帝，但名义上仍是汉献帝所封的魏国（国都在邺，即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一带）的国王，仍是诸侯，仍要听命于汉献帝。孙权虽然实际上已是实力仅次于曹操的独立势力，但名义上仍是汉献帝的臣子，只是因在赤壁之战时得罪曹操，故汉献帝不敢赐给他诸侯的爵位。至于刘备，本为汉室皇族后裔，他一直拥戴汉献帝，认为曹操是汉朝的奸臣，有篡汉夺位的野心；而诸葛亮为刘备作战略决策之目的，就是首先成就霸业，然后消灭曹操集团，复兴汉室。以上情况决定了刘备第一步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其性质只能是诸侯之国，其最高级别只能是诸侯之国中的“王国”，而刘备本人最高只能称“王”，不可能称“帝”。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即刘备夺取汉中两个月之后，诸葛亮和法正等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拥立刘备为汉中王。表文一方面声讨曹操的罪行，一方面陈述刘备的功绩，并说明分封刘备为汉中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诸葛亮和法正等人明知，在曹操控制着汉献帝的情况下，奏表肯定不能送达汉献帝手中，即使送达，毫无自主权的汉献帝也不敢批准；但是，由于刘备建国称王，如同汉初的分封诸侯王国，理应得到天子的批准，否则便是自专行为，有矫诏之罪，因此，尽管明知上表之举只是徒具形式，但为了表示对汉献帝的尊重，仍然必须上表。此后，刘备乃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在汉中郡沔阳县（今陕西勉县东）正式称汉中王，并以汉中王的身份上表汉献帝，表示要“尽力输诚，奖励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三国志·先主传》）。中国古代称诸侯中的领袖人物为“霸”，如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等“五霸”，其主要作用是联合并统率各诸侯国共同匡扶天子，消灭不听从天子命令的叛逆势力。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所作战略决策的第一步，就是使刘备夺取荆、益二州作为建立国家政权的基地，首先成就霸业，在此基础上，再联合其他诸侯国（如孙权）共同匡扶汉献帝，消灭有篡汉夺位野心的曹操集团。而诸葛亮和法正等人拥立刘备为汉中王，则使刘备终于正式成就了霸业。

第二步是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诸葛亮等人拥立刘备为汉帝。当时天下的大体情况是：魏王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病死，其子曹丕嗣位为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此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位，汉朝灭亡，曹丕即帝位，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又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十一月，曹丕降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因夺荆州而杀关羽，故被曹操表奏汉献帝，封为南昌侯。为了对付刘备为关羽报仇，孙权在曹丕称帝之后，又主动向曹丕表示亲近，与曹丕结成联盟。在曹丕称帝、汉朝灭亡、孙权又与曹丕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汉中王刘备仍然忠于汉朝，继续使用汉献帝的建安年号。建安二十六年（221，即曹丕黄初二年）初，远在成都的刘备和诸葛亮等人闻听传言，误以为汉献帝已被曹丕害死，于是为汉献帝发丧，追谥为“孝愍皇帝”。此年四月，群下八百余人先后上书，请刘备即帝位以承汉统，而刘备一再谦让未允。诸葛亮和许靖等人接着上书刘备曰：“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三国志·先主传》）诸葛亮还单独对刘备说：“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等人的以上这些话，为刘备第二步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重新确定了性质，即建立继承汉朝政权的天子之国，刘备本人继承汉献帝而即位称帝，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刘备最终接受了诸葛亮等人的建议，乃于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在成都正式即帝位，国号仍为汉，世称蜀，亦称蜀汉，改建安二十六年为章武元年，以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在诸葛亮等人帮助下，第一步建立诸侯之国而称汉中王，第二步建立天子之国而称汉帝，从名义上看，虽然后一次的称帝远远高出前一次的称王，但实际上蜀汉的国力却是后不如前。刘备称汉中王时，跨有荆、益二州，事业蒸蒸日上，是国力最为强盛之时。刘备称汉帝时，关羽已死，荆州已失，只剩下一个益州，蜀汉的国力开始由盛转衰。刘备称帝后，又为关羽报仇而讨伐孙权，结果兵败夷陵，损失惨重，蜀汉的国力更由盛转衰。所以，刘备建天子之国而称汉帝，虽然名义上继承了汉朝的帝业，但实际仍是霸业，而且与称汉中王时的霸业相比，已日渐衰微。

第三，辅佐刘禅维持蜀汉政权，并以复兴汉室为己任，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刘备于章武三年（223）四月去世后，十七岁的刘禅于此年五月继承帝位，改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仍以诸葛亮为丞相。从此，四十三岁的诸葛亮奉刘备的托孤之命，开始辅佐刘禅，直至建兴十二年（234）秋天五十四岁去世，历时长达十一年。诸葛亮辅佐刘禅时期，蜀汉的情况与刘备时期相比，颇为特殊，这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刘禅本人的素质远远低于刘备。刘备比诸葛亮大二十岁，他在得遇诸葛亮之前，已经闯荡半生，谙熟世事，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四十七岁得遇诸葛亮之后，很多大事虽由诸葛亮提出建议，但所有大事仍由刘备最后裁定决断，而且，每次战役，也都由刘备统率大军，亲临前线指挥。史称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指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三国志·先主传》），这说明他具有创业之主的超凡气度和杰出才能。正由于刘备本身素质很高，因此诸葛亮对刘备所起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辅佐作用，而不是代替作用。刘禅比诸葛亮小二十六岁，他在即位之前，一直养尊处优，不谙世事，更谈不上有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十七岁即位之后，也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史称刘禅“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三国志·后主传》），这说明他毫无主见，是个完全依靠别人代为主事的庸才。不过刘禅也有自知之明，《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刘禅自知无能，便主动将祭祀之外的所有政事全交给诸葛亮代为处理，而诸葛亮亦因刘禅不熟悉政事，遂总揽内外大权。此诚如《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说：“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正由于刘禅本身素质很低，因此诸葛亮对刘禅所起的作用，名为辅佐，而实为代替作用，他实际上已成为蜀汉的最高执政者。当然，诸葛亮虽然权力很大，但一直谦恭谨慎，忠心事主，对此，本书在前面已专门谈过，此不赘述。

二是刘备留给刘禅的是一个日渐衰微的蜀汉政权。诸葛亮曾对刘禅说：“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此，难可逆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这是说就在刘备称汉中王而复兴汉室的事业即将取得成功之时，形势却急转直下，发生了诸葛亮始料不及的一连串不利于刘备的变化。尤其是关羽丢失荆州和刘备兵败夷陵，对蜀汉的影响最大，使蜀汉从此元气大伤， 日渐衰微，只能囿于益州一隅之地。而刘备留给刘禅的，正是这样一个日渐衰微的蜀汉政权。

正因为诸葛亮辅佐刘禅时期，蜀汉的情况与刘备时期相比，有以上两大特殊之处，所以，诸葛亮在辅佐刘禅时期的责任就更为重大。

诸葛亮在辅佐刘禅时期的重任，从大的方面讲，无非是两项。一是首先维持住日渐衰微的蜀汉政权，使其不被曹魏所灭。二是在维持蜀汉政权的基础上，再北伐曹魏，复兴汉室。为了完成这两项重任，诸葛亮做了许多工作，如：广开言路、恢复联盟、奖善惩恶、整顿吏治，攻心为上、平定南中，五次出兵、北伐曹魏，以及以法治蜀、发展经济等等。这些问题，本书在前面都已谈过，有些问题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论。这里只对诸葛亮为了复兴汉室而进行的北伐曹魏的五次战役从政治角度作一简单的分析。诸葛亮在辅佐刘禅的十一年间，以最后的七年时间进行了五次北伐曹魏的战役（如果加上首次北伐前在汉中的准备时间，则为八年），可见，北伐曹魏是诸葛亮辅佐刘禅时期经营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的头等大事。诸葛亮对魏强蜀弱的客观形势非常清楚，但他之所以坚持连续北伐，知其不可而为之，主要恐怕是基于以下想法：第一，蜀汉政权历来以汉朝正统继承者自居，以复兴汉室为号召。诸葛亮只有主动出兵伐魏，才能说明蜀汉政权存在的意义；否则，便等于在名义上自降为割据势力，其生存将十分困难。第二，诸葛亮主动出兵伐魏，实际是以攻为守的策略。魏国以其强大的兵力，曾多次主动攻吴，亦曾主动攻蜀。诸葛亮深知，仅靠被动防守，是防不胜防的，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进攻，以攻为守。第三，诸葛亮看到自己与刘备多年搜罗的人才日渐凋零，他深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会越来越严峻，在自己死后，将无人能与曹魏抗衡，与其坐以待亡，不如及早进攻。第四，诸葛亮主动出兵伐魏，也不排除侥幸取胜的心理。以上想法，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诸葛亮的主观努力虽因客观形势的制约而最终失败，但他毕竟实践了自己“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的诺言。

诸葛亮在辅佐刘禅时期，虽因客观形势的制约而未能完成复兴汉室的重任，但却出色地完成了维持蜀汉政权的重任，使刘备去世时日渐衰微的蜀汉政权在刘禅即位后得以重新振兴，并在诸葛亮去世后仍延续了二十九年。杜甫《蜀相》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其中“两朝开济老臣心”一句对诸葛亮在刘备和刘禅两个时期的不同功绩作了高度概括：在刘备时期，诸葛亮的主要功绩是“开”，即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在刘禅时期，诸葛亮的主要功绩是“济”，即辅佐刘禅匡济危局。杜甫的这个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第四，以法治蜀，成效卓著。

诸葛亮自刘备夺取成都开始，一直坚持以法治蜀。对于诸葛亮的以法治蜀，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高度评价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又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这两段话，既谈了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措施，也谈了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成效。其措施概括而言之，就是实行严刑峻法。其成效则是人们对诸葛亮都畏而爱之，官吏不敢为非，人人自励向善，形成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良好社会风气。

实行法治，如果在具体执行中出现偏差，则往往会激起民怨，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家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但诸葛亮的以法治蜀，却成效卓著，究其原因，大体有五：一是诸葛亮继刘璋法令废弛之后，拨乱反正，以矫时弊，故法令虽严，但符合民情。二是诸葛亮本人正身律己，廉洁奉公，率先垂范，带头守法。三是诸葛亮执法公正，用心端平，不袒权贵，不枉庶民。四是诸葛亮执法准确，宽严合度，尊重事实，赏罚有据。五是诸葛亮预为劝戒，使民知法，谕之于前，行之于后。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因此诸葛亮虽然实行法治，但却成效卓著，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诸葛亮以法治蜀所取得的卓著成效，并不仅仅表现在陈寿所说的“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等吏治与社会风气方面。除此之外，诸葛亮以法治蜀，还使蜀国的政治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发展，军力得以增强，从而保证了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能与强大的魏国长期抗衡。

以上诸葛亮在实践方面的战略决策、辅佐刘备、辅佐刘禅、以法治蜀四大政治功绩，连同前述他在理论方面的政治功绩，共同奠定了诸葛亮作为著名政治家的坚实基础。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在实践方面的以上四大政治功绩，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诸葛亮不但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