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北伐小有收获、诸葛亮恢复丞相职务、孙权称帝的情况下，奉命驻屯江州而主持大后方军事的重臣李严给诸葛亮写信，建议他接受九锡，晋爵称王。所谓“九锡”，即九赐，是古代皇帝赐给有特殊功勋或有巨大权势的诸侯或重臣的九种物品，包括：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鬯。这九种物品，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而能够受赐享用这九种物品者，都是地位和权势仅次于皇帝的强藩诸侯或辅弼重臣。皇帝给诸侯或重臣加九锡，原本之目的是以示尊礼，但后来多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违心之举。在历史上，一些权臣在篡夺帝位之前，就往往先受九锡，例如王莽以安汉公受九锡，曹操以魏公受九锡等。诸葛亮虽然身为丞相，但爵位只是武乡侯，而接受九锡之人，其爵位非王爵即公爵，因此李严建议诸葛亮在接受九锡的同时，要晋爵称王。

对于李严的这个建议，诸葛亮回信认为： 自己与李严相知已久，了解甚深，很多事情本无须相互解释，但现在李严以光耀国家为由，劝自己接受九锡，晋爵称王，对此，自己不能再保持缄默，必须加以解释。诸葛亮说自己本为东方一个普通士人，误蒙刘备重用，已经位极人臣，禄赐极多。现在，讨贼大业尚未成功，知己之恩尚未报答，而李严却劝自己仿效齐桓公和晋文公受周天子宠信那样，请汉帝（刘禅）为自己加九锡而晋爵封王，自贵自大，这就很不合适了。诸葛亮又认为，如果将来消灭魏国，斩杀曹叡，使汉帝（刘禅）还归故都洛阳，那时自己将与诸位同僚一并升官晋爵，即使十种赏赐也可接受，何况九锡呢！

诸葛亮之所以拒绝晋爵称王和接受九锡，并非功勋不称，而是由他的报国忠心及对刘禅的谦恭态度决定的。为了说明诸葛亮的报国忠心和谦恭态度，这里有必要将他与历史上辅佐幼主的几类人物加以对比。在诸葛亮之前及与诸葛亮同时的中国历史上，辅佐幼主的人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拒受九锡谦恭事主

第一种类型以周公为代表。周公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成王姬诵之叔。武王克殷后二年病重，周公暗中祝告太王、王季、文王之神，请代武王而死，并将祝神书策藏于金縢柜内。武王死后，周公受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并摄行王政。他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三监叛乱，又制礼作乐，教化天下，分封诸侯，拱卫王室，营建洛邑，以镇东方。七年之后，成王长大，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北面就群臣之位，但仍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分陕而治。在周召二公的辅佐下，不但使新建立的周朝政权得以巩固，而且开创了周朝历史上的成康之治。但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辅佐幼主的圣人周公，当初却受到其弟管叔、蔡叔等人的怀疑，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废黜成王而篡位称王。后来成王打开金縢柜，看到所藏的祝神书策，周公才获得信任。

第二种类型以王莽为代表。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年轻时即善伪装，至汉成帝末年，爵为新都侯，官为大司马。王莽地位愈高，伪装愈甚，蒙骗朝野上下，盗取忠直之名。汉哀帝时，王莽曾罢官就第，闭门自守，而上书为其讼冤者竟以百数。年幼的汉平帝即位后，王莽复任大司马，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又加称宰衡，总揽朝政，并受九锡。为了给篡位夺权做准备，王莽指使泉陵侯刘庆上书，请王莽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代行天子之事。平帝病重时，王莽也假意仿效周公，愿以己身代平帝而死，并作祝神书策藏于金縢柜中。平帝死后，王莽故意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自己则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后来王莽又指使亲信，伪造符命，宣称“摄皇帝当为真皇帝”，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终于达到篡位夺权之目的。

周公与王莽，虽然都辅佐幼主，但周公是诚心实意的真圣人，王莽则是虚情假意的伪君子。周公之真，曾受怀疑；王莽之伪，曾受赞颂。难怪白居易有诗叹曰：“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其三）

第三种类型以霍光为代表。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因霍去病的关系而受到汉武帝的重用。汉武帝临死时，霍光与金日碑、上官桀、桑弘羊同受顾命，辅佐年仅八岁的汉昭帝。不久，上官桀、上官安父子，以及桑弘羊、盖长公主、燕王刘旦通谋欲杀霍光，废黜昭帝，立燕王为帝。阴谋败露后，上官父子及桑弘羊均被族诛，盖长公主及燕王皆自杀。霍光从此威震海内，其外孙女（即上官桀孙女，上官安之女）又为昭帝皇后，子婿皆居要职，霍氏一门，贵盛无比。昭帝死后无嗣，霍光以皇太后诏迎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荒淫无道，旋被废徙房陵。霍光又自民间迎立武帝卫太子之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秉政，直至去世。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在昭帝与宣帝两朝先后秉政达二十年之久，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功绩是相当卓著的。但霍光的最大失误有二。一是自身不学无术，暗于君臣大理，特别是在宣帝时期，独揽大权，威震人主，致使宣帝惮其威严，若有芒刺在背，这便为霍氏日后留下祸根。二是其把持朝政的家人亲党，盘根错节，连体胶固，奢侈无度，胡作非为，对此，霍光竟不能预加防范，以致酿成大祸。霍光夫人显，欲使其小女霍成君为宣帝皇后，便收买乳医淳于衍乘给许皇后治病之机将其毒死，然后送成君入宫为皇后。霍光虽事后知情，但隐而不举。霍光死后不久，其妻谋害许皇后之事逐渐泄露，其子霍禹及家人又铤而走险，谋划以太后之诏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阴谋败露后，霍氏满门被诛，连坐而被诛灭者数千家。霍成君亦被废处昭台宫，十二年之后自杀。

第四种类型以曹操为代表。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将十六岁的汉献帝迎至许县后，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此，曹操独揽朝政，官爵不断进升。建安十三年（208），汉罢三公，以曹操为丞相。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封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封魏王。从此，曹操在名义上享有的特权与汉献帝相差无几，既可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也可以用天子旌旗，戴天子冕旒，出入得称警跸。曹操虽名为辅臣，但实际权力则比汉献帝大得多。他强行杀死献帝董贵人及其父董承，更强行杀死献帝皇后伏寿及二皇子，并杀伏氏兄弟及宗族百余人，又进自己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入宫，皆拜贵人。伏皇后被杀后，又逼令献帝立曹节为皇后。整个朝廷，均被曹操势力所把持，汉献帝仅为虚设守位之傀儡而已。但是，曹操在名义上始终尊奉汉献帝， 自己并未直接称帝。他并非不想称帝，也并非无力称帝，而是有所顾虑，怕担篡位夺权的罪名。他的安排是让儿子取代汉献帝而称帝，再追尊自己为皇帝。后来果然如此，曹操死后仅九个月，其子曹丕便废黜汉献帝而自立为魏帝，接着追尊曹操为魏武帝。

将以上辅佐幼主的几类人物与诸葛亮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出诸葛亮辅佐刘禅时的一些特殊情况。第一，诸葛亮既不像周公那样是王室成员，也不像王莽、霍光、曹操那样是皇帝的外戚姻亲，他的儿子诸葛瞻后来虽娶公主为妻，但已是诸葛亮去世多年以后的事了。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是毫不沾亲带故的异姓君臣关系。第二，诸葛亮所辅佐的君主，是扶不起的阿斗，其智能才干远远不及周公、王莽、霍光、曹操所分别辅佐的周成王、汉平帝、汉昭帝、汉宣帝、汉献帝。第三，周公、王莽、霍光所辅佐的君主，都是统一政权的君主；曹操辅佐汉献帝时，虽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但汉献帝在名义上仍是统一政权的君主。诸葛亮辅佐刘禅时则不然。虽然刘备、刘禅都以汉朝继承人自居，诸葛亮也以复兴汉室相号召，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事。在别人的心目中，刘备、刘禅并非汉朝继承人，真正的汉朝已经灭亡，蜀汉只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而已。第四，刘备向诸葛亮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如刘禅不才，则诸葛亮可取而代之。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越出了一般托孤之常规。

告诫家人俭以养德

诸葛亮辅佐刘禅时的以上特殊情况，若在奸邪权臣看来，正可作为篡位夺权的有利条件和借口。但诸葛亮则不然。他既不像王莽和曹操那样，借辅佐幼主之机，培植私人势力，为篡位夺权做准备，也不像霍光那样威震人主，使幼主有芒刺在背之感。对于家人，诸葛亮也要求很严，并不像霍光那样任其奢侈无度，胡作非为。诸葛亮曾给李严写信说，他虽受赐八十万斛，但并无余财，其妾竟无与其身份相称的衣服。这可见他要求家人生活必须俭朴。诸葛亮早年无子，过继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为子。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汉中准备首次北伐时，以当时他的丞相身份而言，其子完全可以留在成都，不必随父前往汉中前线。但诸葛亮考虑到，诸将子弟都亲自运输军需粮草， 自己的儿子也应与大家同甘共苦，于是命诸葛乔率兵五六百人，与诸将子弟一同在深山峡谷中参加运输工作。这可见他要求家人不能搞特殊化。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在两篇《诫子书》中向诸葛乔介绍立身和治学的经验，要求他戒淫慢，戒险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做一个品德高尚、学问深厚的有用之人。甚至连宴席上如何待人接物、节制酒量等细节问题，诸葛亮都对诸葛乔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在《诫外生（甥）书》中，诸葛亮又告诫他的外甥：志向应当高尚远大，要敬慕效法先贤，断绝私情欲念，抛弃拘牵滞碍，使先贤那样的志向，在你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你内心真正有所启发。要能忍受逆境考验，摆脱琐碎事务，广泛咨询请教，根除怨尤情绪，这样，即使暂时不太顺利，但也无损于美好的情趣，事业终将取得成功。如果志向不坚毅，意气不昂扬，只是碌碌无为地滞留于世俗，无声无息地被私情所束缚，永远混迹于平庸之辈中，那就免不了沦为下等之人。这可见诸葛亮要求家人必须加强思想品德和学识才能等方面的修养。

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主而不失臣礼，行人君之事而不骄不矜，其报国忠心和谦恭态度，完全可与周公相提并论。所不同的是，周公辅佐成王时，坏人曾散布流言中伤他；而诸葛亮辅佐刘禅，权势虽不亚于周公，但国人不疑，流言不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评诸葛亮曰：“后主非明君也，左右非无谗慝也，孔明所谓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论刑，所以绳束左右者，非不甚严也。而当时曾无一人敢兴单辞之谤，后主倚信，亦卒无纤芥之疑，何哉？只缘平时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后，可谓绝无而仅有矣。”此可谓深知孔明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