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自建兴三年（225）十二月由南中返回成都后，直至建兴五年（227）二月，用了一年多时间集中做出师北伐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重点除了“治戎讲武”之外，更主要的是对人事进行调整，特别是对几个关键人物和要害部门的职务重新进行安排。

首先是关于李严驻防地的调动。李严字正方，荆州南阳郡人，少为郡吏，以才干著称。荆州牧刘表很器重他，让他担任南郡秭归县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进攻荆州时，李严由秭归入蜀，投奔益州牧刘璋。建安十八年（213）刘璋派李严至绵竹县抵御刘备，而李严降于刘备。李严降刘备后，立功颇多，封为辅汉将军，兼任犍为郡太守。章武二年（222）刘备兵败夷陵后，征李严到白帝城（原为鱼复县治所，刘备章武二年改鱼复县为永安县后，治所仍在白帝城），拜为尚书令。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临去世时，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佐刘禅。诸葛亮于五月返回成都时，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白帝城。在当时蜀国的大臣中，李严是权力与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重臣，而他在留镇白帝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任务完成得也确实很出色。对此，诸葛亮深表满意，曾在给孟达的信中称赞李严部署工作如同流水一样迅速，处理问题和决定取舍，相当果断敏捷，从不滞留。正因为李严是托孤重臣，而且镇守白帝城时功绩卓著，所以，诸葛亮在为准备北伐而进行人事调整时，首先想到了李严。于是，在建兴四年（226）春天，诸葛亮奏拜李严为前将军（相当于当年关羽的官职），让他率大军由白帝城移驻江州县（今重庆市），而留护军陈到接替李严驻屯白帝城，并归李严统辖。

调整人事 准备北伐

诸葛亮调李严至江州的目的，是为了在自己出师北伐期间，让李严主持大后方的军事。但以陈到接替李严驻屯白帝城，却引起一些人的担心，因为白帝城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白帝山上，扼长江三峡的西口，与东吴控制的荆州为邻，是蜀国东部边境的军事重镇，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对于白帝城的安全问题，不但蜀汉人为之担心，连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也专门从东吴写信给诸葛亮，认为白帝城的兵力有两点值得担心：一是兵不精练，二是人数太少。针对这两点，诸葛亮回信分别予以解释：陈到所督之兵，是过去刘备帐下的白毦兵（佩戴有牦牛尾标志的兵士），全为蜀国精锐兵士。如嫌人数太少，则将再抽调江州兵予以补充。

其实，无论诸葛亮怎么解释，但自李严调离白帝城后，蜀国在白帝城的兵力有所削弱，却是事实。而诸葛亮之所以敢从白帝城调走李严的重兵，关键原因还在于当时孙刘两家关系融洽，诸葛亮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北伐，已无必要将大量兵力投放于东线的白帝城。前文曾谈过，自孙刘联盟恢复之后，孙权便将与蜀汉联系的大权交给镇守荆州的陆逊，使陆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起着孙权与诸葛亮相互联系的中介作用。到了建兴四年（226）诸葛亮从白帝城调离李严时，陆逊仍镇守荆州，孙刘两家的关系仍然很好。例如，诸葛亮刚从南中返回，便以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东吴；建兴四年（226）之后，费祎作为信使，又频使东吴。再如，孙权想让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典掌军粮，而此事非诸葛恪所长，诸葛亮怕自己的侄子不能胜任，便写信给陆逊说：“家兄年老，而诸葛恪性情粗疏。今吴主让他主管粮谷，粮谷是军队最重要之物，我虽在远方，也暗自因此而不安。请您特为启告吴主，给诸葛恪调换一下。”（原文见《三国志·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陆逊把诸葛亮的意见转奏给孙权后，孙权便改让诸葛恪领兵，不再让他典掌军粮。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当时孙刘联盟是相当稳固的。而诸葛亮之所以敢从白帝城调走李严的重兵，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是提拔张裔为留府长史，主持丞相府工作。张裔字君嗣，益州蜀郡成都县人，专治《公羊春秋》，博涉《史记》、《汉书》，曾举孝廉，为刘璋帐下司马。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入蜀支援刘备时，张裔在德阳县的陌下抵抗张飞，战败后逃回成都。不久归降刘备，历任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后来益州郡渠帅雍闿杀死太守正昂，暗中遥通孙权，刘备乃以张裔继任益州郡太守。张裔至郡后，被雍闿缚送孙权。刘备死后，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九月派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修好，并顺便请孙权将张裔放回。张裔在东吴数年，到处转移躲藏，隐姓埋名，孙权根本不知道他，以为他只是普通人而已，所以便答应放他。张裔临行时，孙权召见他，并问：“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三国志·张裔传》）孙权所问，是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之事。卓文君是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崃）大富商卓王孙之女，寡居在家，成都大文人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后因家贫，二人又返临邛以卖酒为生，文君当垆，相如与佣保杂作。卓王孙深以为耻，分给部分财物，使回成都。孙权提此问题，意在说明蜀国自古社会风气不好，借以挖苦张裔。但应对敏捷的张裔却接着答道：“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三国志·张裔传》）张裔所答，是指朱买臣妻嫌贫改嫁之事。朱买臣是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家贫而好读书，经常一边砍柴一边背书，其妻嫌贫而改嫁他人。后来买臣至长安，受到汉武帝的重用而出任会稽郡太守。当他赴任进入吴境时，当地官吏命百姓洒扫道路，买臣发现其妻及后夫亦在其中。买臣命人用车载其妻及后夫俱至太守官舍，置园中而给衣食。居一月，其妻羞愧而自杀。张裔提及此事，意在说明东吴自古社会风气尚不如蜀国，借以回敬孙权。孙权又问了其他一些尖锐问题，张裔都针锋相对地予以巧妙回答。张裔告别孙权后，深悔自己未能装愚守拙，不该锋芒毕露，他估计孙权可能反悔，追他回去，于是立即上船，倍道兼程。果然不出张裔所料，孙权很器重张裔的才能，后悔不该放他，派人急追，但张裔已过三峡，进入蜀境。诸葛亮得知张裔排除万难，返回蜀国后，对他大加称赏，以他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

但张裔有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心胸狭窄。张裔原与杨洪亲善，但在他流落东吴期间，其子张郁为蜀郡吏，因微过受到郡守杨洪的责罚，张裔返蜀后闻之，深以为恨，与杨洪情好日损。后来诸葛亮以岑述为司盐校尉，张裔又与岑述不和，至于愤恨。到了建兴五年（227）春天，诸葛亮即将离开成都前往汉中时，想提拔张裔为留府长史。所谓留府长史，就是在丞相外出期间留守丞相府的秘书长，其职责是代替丞相主持日常工作。由于留府长史的职位非常重要，因此诸葛亮曾就此征求过杨洪的意见。杨洪认为张裔之才，确实可以胜任，但其性不公，恐不宜任留府长史，并建议以向朗为留府长史，让张裔随诸葛亮出征，以便约束。但诸葛亮实际上倾向于任用张裔，并未接受杨洪的建议。不过诸葛亮又认为，如果张裔的缺点不加以克服，则会于事有害，于是给张裔写信说：“你过去在陌下，营垒被张飞攻破，我为你的安全担心，以至食不知味；后来你流落东吴，我又为你悲伤叹息，以至寝不安席；等到你返回蜀国，我委你以重任，与你同辅朝廷，自以为我们之间的交情够得上古代的金石之交了。按金石之交的原则，即使荐举仇人以利国家，割舍骨肉以明无私，尚且不能推辞，何况我只是看中岑述，让他担任司盐校尉，而你就不能容忍吗？”（原文见《三国志·杨洪传》）诸葛亮此信，从他与张裔昔日的友谊谈起，对张裔晓以大义，要他克服心胸狭窄的缺点，与人搞好团结。经过诸葛亮耐心的劝说和教育，张裔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诸葛亮于是提拔张裔为留府长史，主持丞相府的工作，并让参军蒋琬辅助他。

再次是对宫廷要职进行调整，并罢免旧臣来敏。来敏字敬达，荆州南阳郡新野县人，出身世家，其父来艳，汉灵帝时位至司空。汉末大乱，来敏因姐夫黄琬是刘璋的亲戚，乃入蜀为刘璋宾客。刘备定益州后，来敏散布流言，制造混乱。刘备因他语言不节，举动违常，本不想用他，但又考虑到益州初定，且来敏博学多识，长于《左传》，尤精文字训诂，遂以他为典学校尉。刘备称帝后，立刘禅为太子，当时尚书令刘巴推荐来敏为太子家令，刘备虽然不高兴，但也未加拒绝。刘禅即位后，来敏以东宫旧臣一直担任虎贲中郎将（统领皇宫卫士的官长）。到了建兴五年（227）初，诸葛亮在即将北伐时，考虑到二十一岁的皇帝刘禅，尚不能明辨是非，必须有正直之人任以宫省之事，于是将黄门侍郎董允提拔为侍中，并兼任虎贲中郎将，让他与郭攸之、费祎、向宠、陈震等共同负责宫中政事及宿卫。董允就是敢于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而大受诸葛亮称赞的董幼宰之子，他与郭攸之、费祎、向宠、陈震等都是秉心公亮、志虑忠纯的正直之士。因董允所兼任的虎贲中郎将一职，原为来敏所任，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诸葛亮便改任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但是，此时已年过六旬的来敏，又犯了语言不节、举动违常的老毛病。他对诸葛亮以董允代替自己为虎贲中郎将的安排极为不满，公开散布怨言，诬称董允无功无德，说诸葛亮有意剥夺自己的荣誉地位给董允，并认为人们之所以憎恨自己，是由于诸葛亮安排不当所致。诸葛亮听到来敏的怨言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因为来敏自为太子家令起，就一直在刘禅身边，现在临将北伐之际，他又散布怨言，如果让他继续任职，日后定会扰乱宫廷。出于这样的考虑，诸葛亮便奏明刘禅，罢免了来敏刚刚担任的军祭酒及辅军将军职务，让他闭门思过。来敏被罢免后，终诸葛亮之世，未曾复出，使诸葛亮在以后的屡次北伐中都免去宫廷之忧。然而来敏被罢免后并未闭门思过，诸葛亮死后，他又出而任职，但仍因语言不节，举动违常而数被贬削。不过，因为他是荆楚名族，东宫旧臣，刘禅对他特加优待，故能屡废屡起，一直活到九十七岁而寿终。

以上所谈诸葛亮对李严、张裔、董允等人职务的重新安排以及罢免旧臣来敏，所涉及的都是蜀国的要害部门：李严以前将军的身份移驻江州，主持大后方的军务；张裔以留府长史的身份主持丞相府的工作；董允以侍中兼虎贲中郎将的身份统领宿卫亲兵，负责宫廷大事；罢免来敏， 目的是预除宫廷隐患。诸葛亮估计到， 自己出师北伐，可能旷日持久，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此次离开成都，亦不知何日返回。因此，只有把后方的一切问题，特别是人事安排问题处理妥当后，他才决定离开成都。

临出发前，诸葛亮向刘禅上了一道奏表，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出师表》。诸葛亮在奏表中对刘禅说：“先帝（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途去世，今天下三分，蜀国最弱，此诚危急存亡之时。但在此情况下，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是因为他们追念先帝的知遇之恩，欲报答于陛下。因此，陛下应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以光大先帝的美德，弘扬志士的气概；不应妄自菲薄，说话不当，以堵塞忠谏之言路。皇宫与相府，本是一个整体，奖善惩恶，应该一视同仁。若有作恶犯法及尽忠为善之人，应交给主管部门判定刑赏，以昭示陛下公平清明之政治；不应偏袒和怀有私心，使宫廷内外执法有异。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志虑忠纯之人，因此先帝选拔他们，以留给陛下。臣以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施行，这样必然能弥补缺点和疏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情善良，品行公正，通晓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公议后推举向宠为中都督。臣以为营中之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这样必然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之所以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倾颓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与臣论及此事，未尝不对桓、灵二帝的做法表示叹息和哀痛遗憾。现在担任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的人，都是忠贞贤良、能以死报国的臣子，愿陛下能亲之信之，如此，则汉室之兴，可计日而待。臣本为平民，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低微鄙俗，自辱身份，枉驾屈尊，三次访臣于草庐之中，问臣以当世之事，使臣由此感激，遂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遇倾覆，臣在兵败之际接受重任，在危难关头奉命出使江东，从那时以来，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托臣以国家大事。受命以来， 日夜忧叹，深恐所托之事没有成效，以伤先帝之英明，故五月酷暑，率军渡过泸水，深入南中不毛之地。今南方已定，兵力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尽臣驾钝之才，铲除奸凶之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乃臣用以报答先帝而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利弊，尽忠进言，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愿陛下将讨伐曹贼、兴复汉室的重任托付于臣，并责以成效；若无成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振兴贤德的言论，则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以彰显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自我谋划，以向群臣询问好的治国之道，明察并采纳正确的意见，深深追念先帝的遗诏。臣受大恩，不胜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北伐前夕 诸葛上表

诸葛亮在此奏表中，追叙了自己所受刘备的知遇之恩与托孤重任，以及二十多年来对刘备事业的耿耿忠心，表达了自己报效朝廷、出师北伐、平定天下、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以及临别依依、不能自持的一片真情；劝勉叮咛刘禅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振作精神，发愤图强。通篇文章，情感真挚，尤其在对刘禅的劝勉叮咛方面，周详备至，明白切实，情出肺腑，百转千回，读后十分感人。

刘禅览表后批准了诸葛亮的出师请求。诸葛亮又代刘禅草拟了伐魏诏书，发布天下，然后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