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攻心为上 平定南中
经过建兴二年（224）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以及奖善惩恶、整顿吏治之后，蜀汉的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朝廷形势也已经稳定。在恢复元气之后，诸葛亮便决定亲自率众讨平南中之乱。
所谓南中，是指蜀汉所辖的今四川省南部及云南、贵州两省，因其地在蜀汉腹地之南，故称南中。说得更具体一些，是指当时益州所辖的益州郡（治滇池县，在今云南晋宁东）、永昌郡（治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东北）、越巂郡（治邛都县，在今四川西昌东南）、牂牁郡（治故且兰县，在今贵州贵阳以东，凯里以西）等四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
早在章武三年（223）之前，益州郡渠帅雍闿杀死太守正昂，暗中遥通孙权，刘备乃以张裔继任益州郡太守。张裔径直至郡，雍闿煽动其众曰：“张裔像个葫芦和空壶，外光而内粗，杀他不值得，把他捆起来送给东吴。”（原文见《三国志·张裔传》）于是将张裔缚送孙权。至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死后，雍闿更加骄横不宾。都护李严给雍闿写信，晓以利害，雍闿在回信中竟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今天下鼎立，三国并存，使他不知所从。这实际是想公开脱离蜀汉管辖。此年夏，雍闿公开降于孙权，孙权遥署雍闿为永昌郡太守。雍闿赴任时，永昌郡功曹吕凯与府丞王伉激励吏民，率众拒纳。雍闿无法进入永昌郡，乃使益州郡少数民族首领孟获诱煽诸夷，起兵叛乱。一时之间，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巂郡夷王高定，皆叛应雍闿。
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开始讨伐南中叛乱。朝臣送行数十里，临分别时，诸葛亮向参军马谡请教平定南中的策略。马谡说：“南中诸郡，恃其险远，久不服从朝廷，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如欲将其消灭净尽，则既非仁者之举，且亦不能仓促成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请丞相采取攻心策略，使其心服。”（原文见《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正与诸葛亮的想法相合，因为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早就提出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主张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和”与“抚”的政策。所以，诸葛亮非常高兴地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以“攻心为上”作为平定南中的总体策略和指导思想，并专门为此而发布《南征教》，以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
讨伐南中的大军分作三路：诸葛亮进攻越巂郡，李恢进攻益州郡，马忠进攻牂牁郡。诸葛亮率领主力军进入越巂郡后，顺利攻克了郡治邛都县，捣毁了夷王高定的窟穴，并俘获其妻子。在此情况下，诸葛亮估计高定道穷计尽，将自首求生，但顽固不化的高定并未俯首投降，而是向南退至卑水县（今四川会理东北），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欲求死战。正在此时，前来支援高定的雍闿，被高定的部下杀死，诸葛亮乘敌方内部出现分裂之机，一举击杀高定，平定越巂郡。马忠进攻牂牁郡，诛杀朱褒，击破诸县，战事顺利，所至克捷。李恢进攻益州郡时，益州郡诸县大相纠合，困李恢军于昆明。当时李恢军少敌一倍，又与诸葛亮失去联系，处境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李恢假称粮尽将退，愿与敌方修好，南人信之，围攻怠缓。李恢乘机出击，大破敌军，追亡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诸葛亮声势相连。
攻心为上平定南中
就在三路大军各自获胜之际，孟获收集雍闿余众，又集结于益州郡，继续对抗蜀军。诸葛亮于是会集三路大军，开始耐心地与孟获作战。孟获是益州郡少数民族首领，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为夷汉各族人民所钦服。为了达到“攻心”之目的，诸葛亮下令军中，对孟获只能生擒，不许伤害。蜀军生擒孟获后，诸葛亮不但没有杀他，反而让他观看蜀军的营阵，并问他：“此军何如？”但孟获看了蜀军的营阵后却对诸葛亮说：“过去不知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让我观看营阵，若只是如此，则肯定容易取胜。”（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见孟获并不服气，也不与他争辩，只是笑了笑，便放他回去，再与蜀军交战。此后，孟获多次被俘，又多次被放。到了第七次被俘后，诸葛亮还要放他回去再战，孟获终于被诸葛亮“攻心为上”的诚心所感动，并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心悦诚服，于是说：“丞相真是神威，南人不再反叛了。”（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孟获从此归顺诸葛亮，而南中四郡大体平定。
南中四郡平定后，诸葛亮来到孟获的大本营，即益州郡治所滇池县，着手处理平叛之后的善后事宜。这是一项比平叛本身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为了继续实行“攻心为上”的策略，诸葛亮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南中地区不留外人，而大量起用当地夷人及汉人中的上层人物为官吏。但有些人却不理解这一做法，对诸葛亮加以劝谏，诸葛亮便向他们加以解释，意思是说：如果留外地官吏治理南中，则必须留兵保护他们，这样军粮便成了问题，此其一。如果留外地官吏而不留兵保护他们，则夷人便会乘机为新近战死的父兄报仇，必然酿成祸患，此其二。夷人多次犯有废杀外地官吏的罪行， 自己怀疑双方关系的裂痕太大，如果留外地官吏，夷人终究不敢相信他们，此其三。以上三种情况，都不好办。最妥当的办法就是用当地的夷人和汉人自治，这样就可以在不留兵、不运粮的情况下，使南中地区纲纪初定，夷汉相安。经过诸葛亮的解释，大家的认识都统一了。
为了便于管理，诸葛亮又对南中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从建宁郡与永昌郡分地增设云南郡，从建宁郡与牂牁郡分地增设兴古郡。这样，原来的南中四郡（益州、永昌、越巂、牂牁），经过调整后，成为建宁、永昌、云南、越巂、牂牁、兴古六郡。而统辖南中的庲降都督及六郡太守，主要由当地人担任。例如：
李恢是建宁郡（即原益州郡）俞元县人，从政之始就在建宁郡任督邮，他的姑夫爨习，出于当地少数民族大姓，曾任建宁郡建伶县令。正因为李恢是建宁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早在章武元年（221），当庲降都督邓方死后，刘备就以李恢继任庲降都督。当李恢临上任时，诸葛亮曾给他写信表达依依惜别之情，并送给他毛织地毯一件，以表心意。庲降都督是蜀汉所设的统辖南中诸郡的最高官职，其治所在建宁郡所辖的味县（今云南曲靖）境内之庲降。但由于味县距建宁郡治所滇池县（今云南晋宁东）较近，而滇池县当时被雍闿所控制，因此，为了安全，庲降都督一直暂驻牂牁郡的平夷县。诸葛亮讨伐南中时，也因李恢是建宁郡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所以专门派他率军进攻建宁郡。南中平定后，李恢以军功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不久，诸葛亮又让他以庲降都督的身份兼任建宁郡太守，在统摄南中诸郡的同时，兼理建宁郡。
吕凯是永昌郡不韦县人，从政之始就在永昌郡任五官掾功曹。永昌郡在今云南省西部，远离蜀汉国都成都，道路壅塞，不易联系，而其东面与雍闿所在的益州郡接邻，北面与夷王高定所在的越巂郡接邻，多年以来，不断受到叛军的威胁。但吕凯身处困境，不畏威逼，不为利诱，坚决反对叛乱。特别是在章武三年（223）夏天，当雍闿被孙权遥署为永昌郡太守而赴任时，吕凯与府丞王伉激励吏民，率众拒纳雍闿，立下大功。在诸葛亮讨伐南中时，吕凯与王伉又坚守永昌郡，有力地配合了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再立新功。所以在南中平定之后，诸葛亮特向刘禅上表，表彰吕凯和王伉，并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王伉为永昌郡太守。史称吕凯“守节不回”，“威恩内著，为郡中所信”（《三国志·吕凯传》），称王伉“亦守正节”（《三国志·吕凯传》裴松之注引《蜀世谱》），而诸葛亮以此二人分别担任云南郡太守和永昌郡太守，对稳定南中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诸葛亮也并非一律不用外人治理南中。在治理南中的用人标准上，诸葛亮虽然首先注意选用当地人，但只要能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并取得南中各族人民的信任，即使是外地人，也照样任用。例如前面提到的永昌郡太守王伉，祖籍蜀郡，就并非永昌郡人，但因他在诸葛亮讨伐南中之前十多年，已任职于永昌郡，且深受当地夷汉各族人民的信任，所以诸葛亮在平叛之后以他为永昌郡太守，也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另有马忠，在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被任命为牂牁郡太守。马忠祖籍虽为巴郡阆中县，并非牂牁郡人，但因他在任职期间善于抚育恤理，甚有威惠，所以深受当地夷汉各族人民的爱戴。建兴八年（230）马忠曾被调离牂牁郡，回成都任丞相参军。建兴九年（231） 庲降都督李恢卒，诸葛亮以张翼继任，但因张翼只知用严刑峻法治理南中，而不知攻心为上，所以南中渠帅刘胄于建兴十一年（233）又发动叛乱。在此情况下，诸葛亮又派马忠去到南中，接替张翼为庲降都督。马忠第二次到南中后，斩杀叛乱的首恶刘胄，南中复平。此时他的职责已不是只治理牂牁一郡，而是统摄南中诸郡。他将庲降都督的治所由过去的暂时驻地牂牁郡的平夷县，正式西移至建宁郡的味县，有意使自己身处民夷之间，以便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由于马忠为人宽厚，颇有度量，善于诙谐调笑，即使愤怒亦不形于色，加之处事果断，威恩并立，因此少数民族都对他畏而爱之。马忠死后，少数民族纷纷吊丧，流涕尽哀，并为之立庙，四时祭祀。
如果说南中地区的庲降都督及各郡太守这些高级职务还适当挑选了一些外地人担任的话，那么，各郡的属吏及大量的县级官吏则基本由当地人担任。由于郡吏及县级官吏直接与老百姓接触，便于体察民情，因此，由当地人担任这些基层官吏，对稳定南中地区的局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在南中地区就地安排当地人做官外，诸葛亮还选拔南中地区一些德高望重的耆旧豪帅，到蜀汉朝廷任职，例如孟获，就被任为御史中丞。这样，就便于沟通南中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既可下情上达，使南中地区的情况及时被朝廷所掌握，又可上情下达，使朝廷的政令在南中地区畅通无阻。
诸葛亮通过“攻心”策略，虽使南中地区大体上得以平定，但南中地区并非自此毫无动乱。实际的情况是，局部动乱仍然时有发生。例如，除了前面提及的南中渠帅刘胄于建兴十一年（233）发动叛乱外，史书又载有越巂郡的叛乱。诸葛亮讨平夷王高定之后，越巂郡的少数民族仍然多次反叛，接连杀死两任太守龚禄、焦璜，致使此后的太守不敢到该郡治所邛都县上任，只能暂驻在远离治所八百里之外的安上县，越巂郡只是徒有虚名，其实完全被叛乱者所控制。这种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直到延熙三年（240），当时诸葛亮已死多年，蜀汉朝廷才下决心彻底解决越巂郡的叛乱问题，派张嶷出任越巂郡太守。张嶷果断地进入郡治邛都县，对夷人示以恩信，并对其渠帅魏狼，采取当年诸葛亮对待孟获的办法，生擒之后，又放他回去招抚余类，并拜表魏狼为邑侯，使其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由于张嶷处置措施得当，因此蛮夷皆服，颇来降归。所以，蜀汉对南中叛乱问题的彻底解决，实际是在诸葛亮去世多年之后才得以完成的。
但是，诸葛亮在处理南中问题上的功劳和贡献毕竟是巨大的。第一，从基本的事实看， 自建兴三年（225）诸葛亮讨伐南中之后，南中地区虽然仍发生过局部的动乱，但终诸葛亮之世，再未发生过牵动全局的大叛乱。第二，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后来又采纳马谡的建议，从而为处理南中问题制定了“攻心为上”的总体策略和指导思想，并采取以当地人自治的具体做法，这则是更大的功劳和贡献。“攻心为上”这一策略的正确性，不但被孟获诚心归服诸葛亮的事实所证明，而且被后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凡是坚持“攻心为上”者，南中地区就平安无事，如前述李恢、马忠、张嶷等人的做法；凡是违背“攻心为上”者，南中地区就会发生动乱，如前述张翼的做法。清人赵藩题成都诸葛武侯祠的对联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对诸葛亮的“攻心”策略及其审时度势、以定宽严的灵活做法，都给予高度而准确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本来，诸葛亮从总体上坚持以法治蜀的方针，强调严刑峻法，这是他吸取刘璋治蜀期间纲纪不振、威刑不肃的教训后，审时度势而制定的方针。但是，南中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情况与蜀汉腹地大不相同。如果在南中地区也实行严刑峻法，则肯定不会奏效，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审时度势对制定方针政策就显得特别重要，情况不同，方针政策的宽严程度亦应不同。应严而宽，固然不对；应宽而严，同样不对。而诸葛亮对南中这一特殊地区，采取特殊的“攻心”策略，政策尺度较宽，这正是他审时度势的灵活做法。
诸葛亮平定南中，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南中的平定，使诸葛亮此后再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准备并进行北伐。其次，南中平定后，使内地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得以在南中传播，对发展当地的经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再次，南中的平定，为蜀汉补充了不少人力和物力，使蜀汉的国力得以增强。蜀汉在三国之中本来面积最小，人口最少，财力物力亦极有限，如果南中地区再叛乱割据，则会雪上加霜，使国力更加削弱。南中平定之后，国家不但不必再为南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反而可以从南中调拨兵员和财物，这对蜀汉来说，无疑是绝大的好事。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三月出兵讨伐南中，十二月返回成都，往返历时整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