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建兴元年（223）恢复了与孙权的联盟之后，本想立即发兵南中，讨平叛乱，但丞相长史王连极力谏阻，以为南中乃不毛之地，疫疠之乡，诸葛亮不宜以一国之重，冒险而行。诸葛亮考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王连不断谏阻，言辞非常恳切，因此讨伐南中之役，只得暂缓进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诸葛亮经反复考虑后，认为国家新遭大丧，元气大伤，不便立即发兵，只能对南中之乱暂时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在建兴二年（224）除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外，更将主要精力用于推行法治。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坚持奖善惩恶，大力整顿吏治。

诸葛亮对德才兼备者坚决予以奖拔重用。例如，广汉绵竹人秦宓，字子敕，少有才学，州郡征辟，辄称疾不往。刘备定益州后，受辟为从事祭酒。但在章武元年（221）因极力劝阻刘备为关羽报仇伐吴，而被下狱幽闭。建兴二年（224），诸葛亮因秦宓具有专对之才，特别擅长外交辞令，便让他担任益州别驾，不久又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当时正逢孙权派张温与殷礼报聘于蜀，他们离蜀之际，百官皆往饯行，而唯独不见秦宓。诸葛亮知道张温是东吴有名的舌辩之士，在饯别宴会上肯定会向蜀国人士发起问难，于是多次派人促请秦宓。秦宓到后，张温果然问他：“君有学问吗？”秦宓答曰：“蜀国五尺童子皆有学问，何必小看人。”温复问曰：“天有头吗？”宓答：“有头。”温问：“在何方？”宓答：“在西方。《诗经》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问：“天有耳吗？”宓答：“天居高而听下，《诗经》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天无耳，何以听之。”温问：“天有足吗？”宓答：“有。《诗经》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天无足，何以行之。”温问：“天有姓吗？”宓答：“有。”温问：“何姓？”宓答：“姓刘。”温问：“何以知之？”宓答：“天子（指刘禅）姓刘，以此知之。”温问：“日不是生于东吗？”宓答：“虽生于东而落于西。”（原文见《三国志·秦宓传》）秦宓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使张温大为敬服，不但维护了孙刘联盟，而且维护了蜀汉的尊严。再如梓潼涪人杜微，字国辅，刘璋辟为从事，以疾去官。刘备定益州后，杜微以耳聋为由，闭门不出。建兴二年（224），诸葛亮请杜微担任主簿，杜微固辞，诸葛亮便派人用车接他到相府。因杜微耳聋，无法交谈，诸葛亮便当面给他写信说：久闻先生德行，无缘当面请教。我天性鄙陋，统领益州，德薄任重，时常忧虑。主公今年才十八岁，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我欲与君应天顺民，辅此明主，共同复兴汉室，著功青史。在诸葛亮的一再劝说下，杜微终于出任主簿。但过了不久，杜微又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求归，诸葛亮再次给他写信，劝说挽留。在诸葛亮的耐心劝说和诚心挽留下，杜微终于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后来官至谏议大夫。另如犍为南安人五梁，字德山，以儒学节操著称，在建兴二年（224）也被诸葛亮用为功曹，后官至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

在奖拔重用德才兼备者的同时，诸葛亮对违法乱纪者亦毫不留情地予以惩处。例如武陵临沅人廖立，字公渊，刘备领荆州牧时，辟为从事，年未三十又擢为长沙太守。建安十六年（211）冬刘备应刘璋之请而随法正入蜀后，诸葛亮留镇荆州。孙权见刘备的势力日渐强大，心存戒备，便派人向诸葛亮打听刘备身边出谋划策之人，诸葛亮特意提出庞统和廖立。诸葛亮当时之所以在刘备集团的众多士人中特意提出籍贯属于南方的庞统与廖立，目的有两个：一是说明刘备的事业不但得到北方的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大力支持，而且在南方士人中也很得人心。二是廖立当时正任长沙太守，诸葛亮特意提出他，也是暗示孙权不可对长沙有非分之想。但廖立后来的表现，却使诸葛亮大为失望。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吕蒙掩袭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时，身为长沙太守的廖立竟然弃城逃走。宽宏大量的刘备并未深责廖立，又以他为巴郡太守，但他却把政事搞得乱七八糟。刘备为汉中王后，征廖立为侍中。刘备死后，廖立侍梓宫而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刘禅即位后，普增职号，又迁廖立为长水校尉。长水校尉是职位仅次于将军的高级官职，但廖立恃方自傲，并不满足。他认为以才能名望而论，诸葛亮应排第一，自己应排第二。他对自己身居中都护李严之下的长水校尉职务，非常不满，公开向诸葛亮提出，应该表奏自己为卿。不仅如此，廖立还对刘备、关羽进行诽谤；对长史王连、向朗，治中文恭，侍中郭演长进行攻击，认为他们都是凡俗之人，不堪重任。对于廖立这种身居高位而恶迹不可胜数的人，诸葛亮认为必须予以惩处，因此在建兴二年（224）上表刘禅，废廖立为民，将其流放到荒凉不毛的汶山郡。廖立在汶山郡率妻子耕殖自守，希望诸葛亮有朝一日能赦免自己，但诸葛亮至死也未赦免他，廖立遂终于汶山郡。

诸葛亮治蜀，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奖。但当时也有人认为诸葛亮执法过严，指责他不行赦免。对此，诸葛亮解释道：“治理国家要靠大的政策法令，不能靠赦免以行小恩小惠。西汉元帝的丞相匡衡、东汉光武帝的大司马吴汉，都劝皇帝不要轻行赦免。先帝（刘备）也说他和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时，经常受到二人的启发告诫，他们将治乱之道谈得很详尽，唯独不曾谈过赦免之事。如果像荆州牧刘表以及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那样年年实行赦免，则对治理国家并无好处。”（原文见《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经过诸葛亮的解释，人们便都理解了他不轻行赦免的原因，从而提高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奖善惩恶 整顿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