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 (七)联盟破裂  白帝受命
(七)联盟破裂 白帝受命

诸葛亮虽然特别关注关羽镇守的荆州,但在刘备进位汉中王后刚半年,荆州的形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在刘备进位汉中王的同时,镇守荆州的关羽开始北伐。关羽留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 自率大军北进,围攻曹仁于樊城。曹操派于禁、庞德援助曹仁,但八月间霖雨不停,汉水暴涨,于禁所督七军皆没于水,于禁本人降于关羽,庞德被关羽擒杀。关羽又派别将围攻襄阳,曹操所置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郡太守傅方皆降于关羽。到了十月,弘农郡陆浑县的孙狼等人也起兵反曹,遥受关羽印号,以为内应。当时的关羽威震华夏,逼得曹操曾想迁离许都,以避其锐。

就在此时,司马懿与蒋济建议曹操派人劝孙权偷袭荆州,许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这样则樊城之围自解。曹操听从此计,派人去劝说孙权。

而在此之前,关羽曾在三件事情上使孙权非常恼怒。一是孙权曾派人为己子求娶关羽之女,关羽不但不许婚,反而辱骂其使。二是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孙权临湘水置关储粮,而关羽在得到于禁等数万人马之后,粮食乏绝,遂擅取孙权湘关之米。三是关羽围樊城而得于禁等人马之后,威势更振,孙权为了讨好关羽,表面主动请求出兵援助,而暗中却命令援兵迟留不动,关羽知道后,骂孙权道:“小貉崽子,竟敢如此,如果攻下樊城,我难道不能消灭你吗!”(原文见《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以上三件事情,说明关羽在处理与孙权的关系问题上是有过错的,为孙权破坏孙刘联盟而偷袭荆州提供了借口。

但借口毕竟只是借口,而孙权偷袭荆州的根本原因则是他视荆州为立国之命脉,志在必得。所以,当曹操派人劝他偷袭荆州时,他立即答应。而此时孙权集团中力主孙刘联盟的鲁肃已死,接替鲁肃驻兵陆口的是早想夺取荆州的吕蒙,孙权便将偷袭荆州的重任交给吕蒙。

吕蒙为了迷惑关羽,假称病重,离开陆口返建业就医,而派名望不高却有真才的年轻将领陆逊至陆口接替自己。陆逊至陆口以后,故意写信给关羽,态度非常谦恭,极力称颂关羽,而暗自收敛锋芒,深藏不露,想以此使关羽放松警惕。关羽果然被吕蒙和陆逊的计策所迷惑,不再提防江东,而将原先留守荆州的兵马调去增援围攻樊城,使荆州的兵力非常空虚。

吕蒙乘荆州兵力空虚之机,由建业来到浔阳,尽伏其精兵于战船之中,使白衣之人摇橹,装作商贾之状,昼夜兼程西进。关羽沿江所置的侦察士兵全被吕蒙收缚,使关羽得不到一丝一毫吕蒙偷袭荆州的消息。关羽所派留守公安的傅士仁与留守江陵的麋芳,素嫌关羽轻己,又因供应军资不力,怕关羽治罪,于是在吕蒙兵临城下时先后出降。吕蒙遂顺利地袭取了荆州,并尽虏关羽及将士家属。

关羽在樊城前线虽然从曹操大将徐晃处得知吕蒙将袭荆州的消息(曹操命徐晃有意告诉关羽),但他自恃江陵、公安二城防守坚固,非旦夕可拔,又因樊城有必破之势,如释之而去,则前功尽弃,故而犹豫不肯撤兵。等到得知荆州已失的确凿消息后,关羽才撤兵南返,然为时已晚,军无斗志,士卒纷纷离散。关羽数次派入命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发兵救援,但刘封、孟达以山郡初附、未可轻动为由,拒不接受关羽的命令。关羽自知孤立无援,乃退入南郡当阳县之麦城,不久又弃城逃遁,从者仅十余骑。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孙权大将潘璋的部下马忠,在南郡临沮县之章乡设伏擒获关羽及其子关平,斩之。荆州从此归孙权所有。

远在成都的诸葛亮虽然一直关注着关羽镇守的荆州,但荆州竟在刘备事业发展到顶峰时期突然丢失。荆州的丢失,直接责任虽然在关羽,但更与诸葛亮战略决策的失误有关。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为刘备所做的战略决策中有两项重要内容,这就是“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但是,诸葛亮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从长远看,“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并存。也就是说,刘备既想占有荆州,又想维护孙刘联盟,从长远来看,是绝对办不到的,两者只能得其一,不可能兼得。荆州对孙权和刘备当然都很重要,但从地理位置看,对孙权尤为重要,是其立国之命脉。荆州与刘备占领的益州之间,有三峡阻隔,交通非常困难。对刘备来说,荆州是孤悬三峡之东的一块飞地,得之当然更好,即使不能得到,他仍可凭借益州的四面险阻,在蜀中长久立国。这个道理,已被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相反,荆州与孙权占领的扬州之间,有长江相连,交通便利,朝发夕至。对孙权来说,荆州与扬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不控制荆州,他在长江下游便无法长久立国。这个道理,也被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从长远来看,刘备如果占住荆州不放,则孙权总有一天必然会破坏孙刘联盟,发兵夺取;刘备如果想维护孙刘联盟,则必须把荆州让给孙权。诸葛亮既想让刘备长久占领荆州,又想长久维护孙刘联盟,这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根本没有考虑孙权是否会长久接受。单纯强调与孙权搞好关系而不顾他在荆州的实际利益,孙权是不会接受的。孙权的性格如同越王勾践,既多谋善变,又能屈身忍辱。在赤壁之战和战后最初几年里,为了借助刘备的力量共同对付曹操,他可以维护孙刘联盟,并暂时忍耐,让刘备占有荆州。但随着情况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在刘备夺取成都和汉中之后,孙权绝不会再继续忍耐。何况夺取荆州是孙权父子兄弟三代人梦寐以求的大事,也是他们的既定国策,其中孙坚还为此献出了性命。所以,孙权最终破坏孙刘联盟而夺取荆州,有其必然性,并不奇怪;值得奇怪的倒是诸葛亮竟没有考虑到“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之间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则荆州的丢失,便不能完全由关羽负责。即使换成另外任何一位将领,甚至由刘备或诸葛亮亲自镇守荆州,与孙权的联合也只能是暂时的,早晚必然会兵戎相见。孙权不夺得荆州,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建安二十年(215)由孙权引起的荆州之争,便是先兆。

战略失策 丢失荆州

荆州丢失,对刘备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它使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跨有荆益”、待机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化为泡影。从此,刘备的势力被囿于三峡以西的四川及汉中、云贵一带,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刘备称帝诸葛为相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曹丕嗣位为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此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位,汉朝灭亡,曹丕即帝位,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又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十一月,曹丕降封汉献帝为山阳公。

建安二十六年(221,刘备奉汉为正统,仍用建安年号)初,远在成都的刘备、诸葛亮等人闻听传言,误以为汉献帝已遇害,于是为献帝发丧,追谥为“孝愍皇帝”。群下劝刘备即帝位,以继汉统,刘备未许。诸葛亮劝道:“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是刘氏后裔,继承汉统,即皇帝位,乃义不容辞之事。”(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乃于四月在成都即帝位,国号仍为汉,世称蜀,亦称蜀汉,以诸葛亮为丞相,改建安二十六年为章武元年。

刘备称帝后,决定立即讨伐孙权,为关羽报仇,重新夺回荆州。群臣苦苦劝阻,刘备一概不听。临出兵前,张飞被部将张达、范强所杀,并持其首而投降孙权,这更激起刘备讨伐孙权的决心。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亲率大军东进,吴班、冯习所领的四万前锋部队在巫县初战告捷,接着占领了秭归。章武二年(222)正月,刘备来到秭归,派吴班、陈式领水军进驻夷陵,占领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从秭归率大军自江南沿山推进,连营数百里,前锋驻屯于夷道、猇亭,另派黄权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师。孙权派陆逊为大都督,率兵五万拒敌。陆逊据守有利地形,坚持以逸待劳,不与刘备决战。两军对峙数月,到了闰六月盛夏之时,酷暑难忍,刘备兵疲意沮,乃移入密林结营,准备秋后再战。陆逊抓住时机,全线出击,采用火攻,连破刘备四十余营,斩其大将张南、冯习,以及胡王沙摩柯等,杜路、刘宁等降于陆逊。刘备自猇亭逃至马鞍山,陈兵自绕,准备再战。陆逊督军四面围攻,蜀兵土崩瓦解,死者以万计。刘备率残兵夜遁,到秭归后舍弃舟船,由陆路逃归白帝城。而在江北督军的黄权,因道路隔绝,无法还蜀,遂于八月率众降魏。这次战役,史称夷陵之战。

关羽被杀,荆州丢失,是刘备一大损失;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也是刘备一大挫折。从此,蜀国元气大伤。经过这两次重大打击,刘备在白帝城一病不起,病危之际,他派人到成都去请诸葛亮,准备托付后事。

从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讨伐孙权开始,到章武二年(222)闰六月败归白帝城为止,这整一年时间里,诸葛亮的任务仍然是“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主要精力为刘备坚守本营,巩固后方。但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毕竟遭到惨败,而诸葛亮对这次惨败究竟有无责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看诸葛亮在得知夷陵之战失败后的一段感叹:“法正若在世,就能阻止主公,使他不东行;即使东行,也一定不会失败。”(原文见《三国志·法正传》)从诸葛亮的这个事后感叹看,他内心是不赞成刘备出兵讨伐孙权的。但在刘备即将出兵时,群臣谏阻者甚多,今史籍中有据可查的就有赵云、秦宓等人,甚至连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也奉孙权之命,从江东向刘备写信求和,然而,我们查遍史籍,却找不到诸葛亮的劝阻之辞。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诸葛亮虽然内心不赞成刘备出兵,但也没有公开劝阻。至于诸葛亮不加劝阻的原因,可能有三条。第一,刘备得知关羽被杀、荆州丢失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决心出兵,除了法正之外,别人是无法劝阻的,而当时法正已死,诸葛亮估计自己的劝阻也未必奏效,故而不加劝阻。第二,刘备决心出兵、发誓夺回荆州的想法,在诸葛亮看来,是为了重新实现“跨有荆益”这一战略决策,与自己的本意相合,故而不加劝阻。第三,在诸葛亮看来,蜀汉居长江上游,总体上得地势之利,如果有像法正那样的智术之士为刘备临阵参谋,观变出奇,则战胜孙权仍是有可能的,故而不加劝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曾针对诸葛亮的那段感叹而说道:“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以汉主盛怒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胜也。兵势无常,在于观变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倾危。”这个看法,大体猜中了诸葛亮当时的心态。所以,无论诸葛亮出于何种原因而不劝阻刘备出兵,但作为丞相,他对刘备兵败夷陵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夷陵惨败刘备托孤

诸葛亮于章武三年(223)二月奉诏自成都来到白帝城。三月,弥留之际的刘备授意诸葛亮代为草拟了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临终之时,刘备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并对诸葛亮说:“君之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能安定国家,最终成就大事。若刘禅可以辅佐,就辅佐他;若其不才,君可取而代之。”又告诫刘禅说:“你与丞相共事,侍奉丞相应如父亲一样。”诸葛亮见刘备对自己如此信任,遂感激受命,涕泣答道:“臣将竭尽辅佐之力,贡献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原文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不久,刘备即于四月二十四日去世,时年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