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澳大利亚作家、编剧、故事片导演以及环保运动者、塔斯马尼亚人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1961—）以最新作品《通往北部深处的窄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2013）荣获英联邦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在布克奖46年的历史中，成为继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neally）、彼得·凯里（Peter Carey）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澳大利亚人。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英国作家、哲学家安东尼·格雷林（A．C．Grayling）在其颁奖词中这样写道，“这不是真正意义上子弹横飞的战争小说，而是更多关于人的……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人们处于那样的境地，不管是士兵还是旁观者，所经历的创伤……这种描绘是永恒的，它不仅仅是关于‘二战’，它可以是关于任何战争以及人们心中所留下的印迹。”理查德·弗拉纳根正是这样一位叙述“创伤”的作家。

1961年7月的一个“雨雾交加”的日子，理查德·弗拉纳根出生于塔斯马尼亚（Tasmania）朗福德（Longford）小镇图赛医院（Toosey Hospital）。此时，“二战”已经结束了16年，澳大利亚政府1947年开始的欧洲移民计划已进行了14年，向欧洲尤其是东欧招募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参与兴修水坝等大型国家建设。同年，澳大利亚现代主义作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出版《乘战车的人》（Riders in the Chariot）。4年前，他的《沃斯》（Voss）赢得首届迈尔斯·富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而另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 Stead）在1940就写成了《热爱孩子的男人》（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文学界虽然并未跟上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浪潮，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已经向多元化转变。理查德·弗拉纳根成长于这样的时代，这也必将在他其后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理查德·弗拉纳根童年时期生活在塔州西海岸偏远的采矿小镇罗斯伯里（Rosebery），尽管家境贫寒，他成年后曾用“极乐”来形容自己的童年时代，认为这一切造就了日后的自我。与大部分名作家不同是，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出身甚至可以说是卑微的。他祖先是爱尔兰流放犯，在爱尔兰大饥荒中因为偷窃一块肉被发配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这就是塔州的原名，家族历史的影响甚至使他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依然被同学取了“流放犯”的绰号。他的父亲阿奇·弗拉纳根（Archie Flanagan）曾经是一位澳大利亚士兵，在“二战”中沦为日本战俘，被强征修建泰缅铁路，战后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国。理查德·弗拉纳根在家中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三兄弟中他与后来成为记者的马丁·弗拉纳根（Martin Flanagan）最为要好，后者20世纪80年代曾来牛津大学看望他，两兄弟大醉三天，笑料百出。这段轶事后来被马丁·弗拉纳根写在《年代》杂志的专栏《我的兄弟理查德》（The Thing about My Brother Richard）中。

如同曾曾祖父托马斯·弗拉纳根（Thomas Flanagan）漂洋过海，在塔州落地生根，父亲阿奇·弗拉纳根在泰缅铁路顽强求生那样，理查德·弗拉纳根身上也有着“内德·凯利”式的底层人的坚韧。理查德·弗拉纳根6岁时，罹患听力障碍，使得他几乎失聪。理查德·弗拉纳根的童年与他第一部小说《河流向导之死》（Death of a River Guide，1994）中的主人公阿里亚什·柯西尼（Aljaz Cosini）类似。小理查德·弗拉纳根徜徉在塔州的高山险滩，他曾追随土著人的踪迹在荒野中漫步，跟同伴在弗兰克林河中游泳，也曾经因为翻船，差点丧命弗兰克林河。——这些发生在家族和个人身上的或身体或心灵的创伤为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最充分的养料。他后来从溺水中汲取灵感，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河流向导之死》，更以父亲的战俘经历为蓝本，写出了布克奖获奖小说《通往北部深处的窄路》。

受制于家庭和塔州的客观条件，理查德·弗拉纳根的求学之路十分坎坷。理查德·弗拉纳根16岁辍学，期间为了谋生尝试过各种体力劳动，但他凭着自己那股韧劲在22岁又进入塔斯马尼亚大学就读，在1983年成为塔斯马尼亚大学学生会主席，并以一等文科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 with First－Class Honours）毕业。翌年，他被授予罗得斯奖金（Rhodes 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深造（Worcester College），获历史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Lettersin History）。从牛津毕业以后，弗拉纳根并未从此在昔日澳大利亚的宗主国——英国寻求发展，甚至没选择澳洲大城市悉尼，而是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塔斯马尼亚，并决定投身写作。弗拉纳根曾在多种场合谈到自己所受的教育，他骄傲地宣称两代人的义务教育使他走到了这里。文盲的祖父母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理解一切事物，家中第一个识字的父亲拥有书香门第缺乏的对文字的新奇和敬畏，在参军时父亲将诗歌刻在枪膛上，文字支撑他渡过了战俘集中营的非人岁月，战后他成为了塔州一所学校的校长。弗拉纳根依旧记得父亲对自己说的那句“文字是我所知的第一件美丽的事物”。所以七岁的那年，小弗拉纳根就给自己写了一封信，预言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这与其说是野心，不如说是对故事、文字那种一脉相承的热爱。正是这份热爱支撑着他辍学多年后重返校园，在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后，不改初衷，坚持文学之梦，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打零工攒钱——写小说——打零工攒钱的循环中度过。如同亨利·劳森（Henry Lawson）在1899年的《公报》（The Bulletin）所言，在缺乏文学氛围的澳大利亚以写作为生，需要拿着放大镜，瞄准头盖骨，狠狠对自己一枪。弗拉纳根硬是用他祖传的“内德·凯利”式的坚韧挺了过来。

从牛津回来后，弗拉纳根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上的“学徒期”。他先是出版四篇非虚构作品：《可怖之美——戈登河乡村史》（A Terrible Beauty：History of the Gordon River Country，1985），描绘了家乡塔州的美丽自然风光和历史风貌。1990年与人合编《世界在看着：塔斯马尼亚与绿党》（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Watching—Tasmania and the Greens，1990），关注塔斯马尼亚的环境保护运动，实践着他作为社会“公知”的角色。弗拉纳根不讳言为了攒钱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他花六周时间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骗子”约翰·弗里德里希代写自传《代号伊阿古：约翰·弗里德里希的故事》（Codename Iago：The Story ofJohnFriedrich，1991）（co－writer），后者甚至在书写到一半时身败名裂自杀身亡。《代号伊阿古：约翰·弗里德里希的故事》在弗里德里希死后出版，西蒙·卡特森（Simon Caterson）在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上将其描述为“澳大利亚出版史上最不可信却最吸引人的回忆录”。这种手法让读者隐隐约约地嗅到了弗拉纳根的《古德鱼书》（Gould's Book of Fish：A Novel in Twelve Fish，2001）后现代主义叙事的味道。1991年弗拉纳根在纽约出版了《靠慈善生存的杂种们：英国失业者政治史1884—1939》（Parish－Fed Bastards：A Histor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Unemployed in Britain，1884—1939，1991）。书中，弗拉纳根充分展现了他的左翼立场，为英国的失业工人辩护，认为他们并非是懒惰、自私的社会寄生虫，而是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弗拉纳根的这种对环境、历史、下层生活的关注和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将在他随后的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理查德·弗拉纳根一直关注移民问题，他的几部小说都与之相关。处女作《河流向导之死》中有很多移民，主人公阿里亚什·柯西尼的母亲就是“二战”后的南欧移民，他的同居女友是华裔，但这部小说融合了澳洲土著、流放犯等多种元素，对非英裔移民在澳受到的痛苦难免蜻蜓点水。另一部从侧面反映移民之痛的是《未知的恐怖分子》，该小说展现了后“9·11”时代澳大利亚对阿拉伯裔移民的全民恐慌，女主人公仅仅因为结识阿拉伯裔移民，便被认为是“未知的恐怖分子”，受到媒体和国家机器的围追堵截。但《未知的恐怖分子》更多着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内心的虚无与恐惧在他者身上的释放，对移民之痛并未做集中深入地刻画。对移民之痛作浓墨重彩描写的是作家的第二部小说《单手掌声》。《单手掌声》的灵感来源于弗拉纳根的妻子——斯洛文尼亚二代移民玛嘉达（Majda）。作为爱尔兰流放犯的后代、斯洛文尼亚移民的家族成员，弗拉纳根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下等白人”移民的痛苦，小说多元文化的背景使之在1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热度不减。《单手掌声》在澳大利亚激起了不小的反响，仅国内的销量就达到15万本，获澳大利亚书商协会年度好书奖（The Austral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Book of the Year Award）。《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认为弗拉纳根是与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并列的最优秀的澳大利亚小说家之一，《单手掌声》入选塔州中学课本，这些都标志着该小说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同时，弗拉纳根还首次身兼导演，将自己的小说《单手掌声》搬上银幕，获1998年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这标志着《单手掌声》已经进入主流体制，成为经典。

小说和同名电影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另一方面弗拉纳根的《单手掌声》正是澳大利亚移民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用后现代主义来书写创伤的长篇小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单手掌声》的书名来自日本禅宗的偈语，颇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意，或者说最痛苦的事往往最难发声。在断断续续的叙事碎片中，读者得以拼凑出故事的脉络：故事开头的20世纪80年代末，38岁的女儿索尼娅（Sonja）未婚先孕后，从悉尼回到阔别了22年的塔州，当年16岁的索尼娅不堪忍受身为建筑工人的父亲巴乔（Bojan）的酗酒和暴力，在一次毒打后离家去大城市闯荡，却发现无论走多远，都解不脱童年的心结。原来“二战”后巴乔与妻子玛利亚（Maria）为了摆脱欧洲的战争梦魇，寻找家园来到了塔州，但生活的艰辛，与澳洲主流文化的格格不入，过去梦魇的侵袭，使玛利亚选择在一个风雪夜出走。巴乔在妻子失踪后酗酒沉沦，亲眼目睹母亲出走的索尼娅心理遭受重创，她用麻木和逃离来应对生命中的创伤。单身孕妇索尼娅一步步走近父母、家族的过去，她心中的阴影逐渐消退，并最终与父亲和解。《单手掌声》延续了《河流向导之死》中对底层边缘人群的关注、对塔州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并对澳大利亚“二战”后的移民政策进行反思，从中也能看出弗拉纳根的史学功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在《单手掌声》的扉页上，题写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的文字：“谨以此文纪念她们（在创伤中凋零的青春和生命）”（Flanagan，1997：1），不难看出这是一部与“创伤”相关的小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回忆、重复与修复》（Remembering，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中将受创主体对创伤的反应过程大体分成三个阶段：创伤在记忆中潜伏，抗拒被意识记起；创伤愈是潜伏得深，便愈是在受创主体的日常生活中不受意志控制地发作；在创伤的反复发作中，主体完成了对创伤的认知，平复创伤（Freud，1958：145－156）。

平复就是主体从抑郁（melancholia）走向哀悼（mourning），完成从创伤固着（traumatic fixation）向与创伤和解（working－through）的转化。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再现大屠杀》（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1994）中认为，受创主体为了保护自我，会用三种方式来应对创伤，即：规避（denial or disavowal）、复现（acting out）和平复（working through），其中复现也是平复的一个阶段，二者没有截然的分界线（Lacapra，1994：205）。在经历这三个阶段之后，受创主体的“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逐渐被意识理解和接纳，转换为能够被倾诉的“叙事记忆”（narrative memory），主体走向康复（Janet，1980：274）。

创伤的三个阶段很典型地体现在《单手掌声》中，弗拉纳根用后现代的手法展示了创伤如何在这个斯洛文尼亚移民家庭从一开始被碎片化地规避到一步步复调展演、直至通过两代人的努力而在不确定叙事中稍微平复，从中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尤其是女性移民群体在创伤中步履蹒跚、踌躇前行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