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问题是困扰后殖民他者的首要问题，因为帝国霸权常常通过与意识形态的共谋确立了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理性，剥夺了他者建构自我主体性的能力。“主体和主体性直接影响了殖民地人民对自我的理解及反抗统治的能力，即他们的臣服。”（Ashcroft，1998：219）对于帝国霸权的压迫造成了他者主体自我的丧失，后殖民主义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先于本质”中汲取养分，认为身份不再是一劳永逸的建构，而是复杂活跃、变化流动的。如何重建他者自我是后殖民主义关心的问题，《井》的主要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用杂糅、模拟和挪用重书“身份”。

海斯特主要是用杂糅重书“身份”。霍米·巴巴（Homi K．Bhabha）认为杂糅发生在矛盾和暧昧的“第三空间”，作用力的双方即帝国中心的霸权和边缘化的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对的本质主义的纯净是不存在的（Childs，2005：112），如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所言混杂性是“由殖民行为所带来的两种文化接触地带所产生的跨文化形式”（Ashcroft，1998：118）。海斯特从小生活在以父亲为代表的家族帝国的霸权阴影下，与凯瑟琳一样，都不知母亲是谁，其生命的一半是没有根的，除了短暂享受过一段与家庭女教师赫兹菲尔德的温情时光，其女性主体自我的构建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因此尽管有着对父亲霸权的憎恨，海斯特唯一可以学习的对象仍然是其父亲，当岁月最终给予海斯特重书“身份”的机会时，她的所作所为无不带着父亲当年的烙印，如她也像父亲一样喜欢把钱藏在帽子里（乔利，2009：53）。她把象征家族财产的钥匙用金链子串起来，挂在胸前随身携带，以维持在家族帝国的权威（乔利，2009：8）。她对待凯瑟琳的实质就像父亲当年对待自己那样独断、专横，她的占有欲与父亲对家庭女教师赫兹菲尔德如出一辙，尽管这一切在爱的名义下进行，甚至她的女同倾向都是缘于对帝国中心的霸权的耳濡目染。“酷儿”理论认为人的性取向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在家庭、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往往与话语权力密切相关（左金梅，申富英，2007：187）。当跛脚的海斯特干净利落地掐断家禽的脖子，车祸后沉着冷静地处理现场，制止凯瑟琳的歇斯底里，可以看出昔日那个腼腆害羞的小女孩在重书“身份”时，带着过去在边缘地带积累的心理创伤，杂糅进了帝国霸权的表征，形成了敏感、多疑、冷酷，有强烈的控制欲、害怕失去等自我身份特征。

凯瑟琳寻找“身份”的方式是模拟。如果说海斯特尚且知道自己的一半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在孤儿院长大的凯瑟琳则是彻底失去自我身份的人，有可能名字也是修女随便起的，她身不由己地像货物一样被主人们抛来抛去，其内心的自我又处于何种状态呢？《井》是用第三人称视角穿插海斯特的意识流独白写成，并无凯瑟琳的内心独白，但有一点是连海斯特也承认的，就是凯瑟琳对环境极佳的模仿适应能力。模拟对后殖民文学中被压迫的他者意义重大。首先，被殖民的他者可以模拟殖民主体的主流特征，从而在帝国的霸权中生存下来，因此凯瑟琳刚到海斯特家就迎合老小姐对音乐的喜好，她能够在老小姐敲击琴键发出最最刺耳的不和谐音时依旧面不改色地唱着。16岁的女孩就能模仿海斯特料理家务，缝制衣物，从而让海斯特在日常的杂事中解放出来。因为凯瑟琳清楚，不管海斯特显得多么慷慨，她在农庄的“身份”就是女仆的角色，察言观色的做好分内之事是不被送走的前提。其次，模拟自身有着对帝国中心分裂和解构的功能，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溢出”（excess）。小说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由于凯瑟琳热衷模拟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美式英语和电影女明星的言谈举止，成功地把古板的老小姐改造成了电影院的常客，尽管老小姐更想要的是黑暗中两个人之间相依为命的感觉。最后模拟撕开了铁板一块的帝国霸权的裂缝，边缘化的他者可以以之打破与中心之间的二元对立，对其进行内部改造，重建自我“身份”。凯瑟琳想模仿朋友乔安娜的人生道路，有一份独立的工作，有一个谈婚论嫁的男友，结婚生子。她在游戏中模拟公主，希望阳光明媚的日子，有个白马王子从井里出现把她救出牢笼。正是在这些模拟中，凯瑟琳消除了下层孤女／公主、女明星、形单影只的单身女／幸福的少妇之间的对立，确立了自我的身份，即她尽管在一方面听命于老小姐，另一方面却在积聚着超越帝国中心的控制，拥有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力量。

井中的男人自始至终未发出任何声音，何以会对井外现实世界的海斯特和凯瑟琳产生如此大的压力呢？因为他的“身份”已经在挪用中重书，而且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甚至不需要他本人亲自参与。这种挪用一方面体现在破败的古井本身在故事中就带有边缘化他者的意味。海斯特经常把烧糊了的、懒得去洗的盘子扔进井里。这与英国当年把懒得管教的囚犯扔进澳大利亚如出一辙，井里的风声、水滴声，想象中的王子和巨怪，使这口井笼罩在诡异的哥特式气氛中。井中的男人正是挪用井的特殊气氛才显得如此神秘，恐怖。这种挪用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经典文本的改写上，凯瑟琳把井中的男人命名为雅各布，联想到《井》中多次出现的对《圣经》的引用，这应该不是巧合。《圣经》中的雅各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财产与其兄起了争执而流亡他乡。在途中，他做了个著名的天梯梦，耶和华站在梯子上以上帝之名宣称雅各布为以色列民族的合法继承人。雅各布的名字象征着井中的男人不会永远失语，他最终会像雅各布那样确立自己的身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海斯特才会不断地做噩梦认为井中的男人会顺着梯子爬上来。海斯特还在无任何证据的前途下，认为井中的男人就是博登家的小偷，这是历史上澳洲的牧场主对土著的固有成见。海斯特的噩梦隐喻了在屠杀土著之上建立合法性的澳洲白人文明的恐慌，他们担心土著文明会像雅各布的预言那样一语成真，最终拿回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澳大利亚。通过把白人基督教经典中的圣人，挪用为井中身份不明的、很有可能是土著的男人，乔利颠覆了经典，将失语的他者提高到与帝国中心圣人相等的地位，确立了他者新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