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井》的故事情节如下：老小姐海斯特与孤女凯瑟琳在偏远的农舍过着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两人的关系像主仆、姐妹、更像是同性爱人。然而在一个夜晚，二人在驾车回家的途中撞上了一个神秘男人，慌乱中，她们将这个生死不明的男人扔入后院的枯井。从此，整个宅子就笼罩在一种扑朔迷离的哥特式气氛中。小说的结尾扑朔迷离，两位女主人公充满猜忌、亦敌亦友，似乎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但故事的背景远非如此简单，在殖民时期澳大利亚的牧场，小说主人公海斯特在孤寂中长大，从小便知追问母亲的身份是家族中的禁忌，父亲是当地这个声名显赫的家族帝国的绝对统治者，在家中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他将象征家中所有财产的钥匙串成一串，挂在胸前随身携带，旁人不得染指。海斯特作为女孩无法传承家族帝国的荣耀，更何况这个长相不美的女孩还有腿部的残疾，远远无法达到男权暴力对女性的审美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海斯特如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笔下第三世界的女性，已经沦为“他者”的“他者”，在家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得重视。伊丽莎白·乔利并未对小海斯特遭遇的冷遇做任何正面描写，而只在文中有些看似不经意的流露：“希尔德·赫兹菲尔德作为少女海斯特的家庭教师第一次和海斯特见面，立刻就宣称这小女孩的双眼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不过赫兹菲尔德小姐这番有些出人意外的个人化评论之前，并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乔利，2009：143）故事的高潮是少女海斯特发现自己最爱的赫兹菲尔德浑身是血躺在洗手间的地上，生命垂危，面对赫兹菲尔德在痛苦的呻吟中请求她去找父亲帮助，海斯特只是一瘸一拐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用毯子包住自己的头，因为“她内心非常清楚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人，所以海斯特知道她绝不能告诉父亲自己看出了些什么”（乔利，2009：145）。事件最终的结果以老祖母轻描淡写的反应“老太太什么也没有解释，她只是说赫兹菲尔德小姐提前离开了，而且不再回来了。”（乔利，2009：146）而不了了之。赫兹菲尔德存在的痕迹被从历史中一笔抹去，只停留在海斯特记忆深处，在多少个不眠之夜时时浮现。同样是描写边缘化的他者在帝国暴力蚕食下的命运，伊丽莎白·乔利的《井》与19世纪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代表作《简·爱》（Jane Eyre）截然不同，简·爱在面对社会的不公时发出义正词严的控诉，面对自己的爱人能勇于争取自己爱的权力，这诚然是表现了他者对帝国强权的反抗，但却不够真实，因为从属的他者在帝国的话语霸权中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斯皮瓦克的《贱民可以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乔利笔下赫兹菲尔德将死之时只能语无伦次地呻吟，并未将海斯特的父亲的暴行和盘托出。海斯特在家族提供的牵强甚至荒诞的理由面前，只是低下头假装抚弄小狗柔软的耳朵，以掩饰自己眼中的泪花。《井》整篇小说中，主人公海斯特未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家族帝国霸权有一处正面的反抗，她有的只是一次次的头痛。如同苏·吉勒特宣称的那样：“《井》是表达无意识、无法言说、压抑的一种形式，乔利展现了历史上沉默的女性。”（Gillett，1992：40）

另一位帝国霸权下失语的他者是凯瑟琳，这个成长在孤儿院的女孩自小失去父母，饱经人世的艰辛。中年海斯特初次遇见她时，便被她苍白、瘦削的面容所吸引，当时未满十六岁的她正在杂货店打杂，杂货店老板娘一听说本地最大的农场主家小姐愿意收留这个包袱，忙不迭地把凯瑟琳像货品那样推了出去。老小姐海斯特也只是跟老板娘商讨一番后，就发动汽车扬长而去，汽车的轰鸣声淹没了说话声，整个过程凯瑟琳未发一语，也没有任何人征求她的意见，她只是像物品一样任人摆布。凯瑟琳是否从此就在“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的老小姐的农场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呢？事实正好相反。海斯特年老的父亲一见到她就用拐杖撩起了她的裙子，并怂恿老朋友伯德去掐凯瑟琳。这样的行为即使算不上性侵犯，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对这样的冒犯，凯瑟琳的反应只是敏捷地跳开，且无任何不快的言语。宣称凯瑟琳属于自己独有的老小姐海斯特也未有任何制止，可以想象，在海斯特父亲去世前，凯瑟琳必定忍受了其长期的骚扰，但文中的凯瑟琳对此是沉默的，有的是老小姐海斯特“爸爸总是这样，别理他！”（乔利，2009：11）的劝告。这句话的内在含义是肯定海斯特父亲性骚扰的真实合理的存在，凯瑟琳无力改变，唯有在心中看开。在与海斯特的关系中，凯瑟琳感受到的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占有更确切些，童年家庭教师赫兹菲尔德的死给海斯特留下了极大的心里创伤，随着父亲的衰弱而逐渐掌握家族帝国力量的海斯特利用凯瑟琳作为赫兹菲尔德的影子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在她自以为的与世隔绝的伊甸园帝国中，凯瑟琳的角色不是爱人，而是她豢养的宠物。凯瑟琳的每一封书信都被检查，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凯瑟琳偷藏朋友乔安娜的信被发现后是哭着恳求海斯特的原谅，海斯特变卖农场，从舒适的大屋搬进破败的农舍，事先完全不需要通知凯瑟琳，但凯瑟琳却看起来总是按照海斯特的心意，欣然接受她生活中的改变，对自己的前途和将来任由海斯特决定，对自己在二者关系中的角色无任何抱怨，这对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来说都是匪夷所思的，唯一的解释是她在老小姐海斯特的绝对权威下处于失语的状态。

故事中还有一位真正从头到尾的失语者——井中的男人，事实上这是两个女主人公道听途说主观臆造出来的人物，除了那个晚上汽车上沉闷的撞击声，这个生物未曾发出一丝声音。这种声音的缺席造成了情节的张力，也使读者毛骨悚然，这究竟是幽灵、动物、男人、女人、白人、还是土著？这个未解之谜可供多层解读，首先从小说开头和中间部分对车祸的叙述排除了澳大利亚旷野最常见的生物——袋鼠的可能性，从海斯特压低的声音和凯瑟琳的哭泣可以断定这是个人，或者最起码有人的轮廓，但从凯瑟琳的啜泣中读者得知这是几乎没人走的路，更何况是在晚上，在车祸后也无任何失踪人口的报道，那这个人必定是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边缘化的他者，他可能是偷了博登太太珠宝的贼，流浪汉，更有可能是不熟悉白人道路的土著，联想到澳大利亚曾经的“白澳政策”，土著只有可能在晚上借着夜色的掩护自由活动。老小姐海斯特对凯瑟琳的朋友、同为白人的在孤儿院长大的乔安娜尚且如此鄙视，认为这“肮脏的、满是病菌的丫头，应该被远远地隔离在她们鲜活纯净的生活以外”（乔利，2009：51），澳大利亚白人帝国对土著的暴力就可想而知了。

巴塞罗那大学（University of Barcelona）的卡纳莱斯·马丁·任尼（Cornelis Martin Renes）在其论文《伊丽莎白·乔利的〈井〉：在女性哥特主义下探究后殖民的深度》（“Elizabeth Jolley's The Well：Fathoming Postcolonial Depths in the Female Gothic”）就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对《井》进行了特立独行的解读（Renes，2009：110）。车祸中“砰”的一声正象征了欧洲白人文明与澳洲土著文明的激烈碰撞，之后土著文明被抛入井中，抹去所有存在的痕迹，欧洲白人文明完成了对澳的殖民，土著文明在白人帝国话语体系中彻底失语。澳大利亚白人在边缘化土著的基础上建立自身的合法性，但这个帝国是否真的就固若金汤呢？博登家模仿英国上流社会的舞会，老小姐海斯特读着罗斯金，喝着英式下午茶，凡事必以英国为正宗，并带着她英国贵族式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冷淡地瞅着本国农场工人的妻子，年轻一代如凯瑟琳则痴迷美国好莱坞电影，模仿美式英语，连小说中数次出场的、在拋尸入井时发挥重要功能的汽车也是日本造的“丰田”。我们悲哀地发现作为定居者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全球化的当下都是英美霸权的他者，澳大利亚独特之处得不到认可，如井中的男人那样在帝国话语体系中处于失语状态，跟澳大利亚土著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因此，老小姐海斯特、孤儿凯瑟琳、井中的神秘男人、澳大利亚土著及白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者在帝国霸权下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