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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女性创伤叙事是与澳大利亚移民文学不可分的。除去土著的口头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几乎可以等同于移民文学，这与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现实息息相关。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悠久移民史的国家，与美、加等国的自由移民政策不同，澳大利亚移民史有其独有的黑暗面。英语澳大利亚（Australia）的国名来自拉丁文“terra australis”，意为南方的土地，从中隐隐折射出命名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尽管在英国白人踏上澳大利亚土地之前，澳大利亚土著已经至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四万年（Webby，2000：ⅺ），澳大利亚仍然被看作是近代被发现的“定居者殖民地”。可以说，从此时开始，“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就植根在民族的心理底层。英国白人对澳大利亚的征服如下：在众多航海家中，英国的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1728—1779）对澳大利亚的发现贡献最大，他于1770年登陆澳大利亚东海岸植物湾，建立英属“新南威尔士”殖民地（Webby，2000：ⅺ）。其时，英国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犯人数量陡增，大量监狱的产生使周边的居民怨声载道。澳大利亚山高水远、四面环海、与世隔绝，如同一个大监狱，是绝佳的犯人安置地。1788年，第一批运送囚犯的船队到达悉尼（Webby，2000：ⅺ），从此开启了近百年向澳洲发配囚犯的序幕。因此，首先移民澳洲的不是类似美国“五月花”号上的自由移民而是失去自由的流放犯，他们被强制迁移，一旦偷渡回英国，便被立刻宣判死刑。流放犯们在承受新大陆刀耕火种艰难生活的同时还要承受英国军官的严刑拷打。约半个多世纪以后，自由移民随着19世纪50年代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金矿的发现蜂拥而至，包括华、日、印在内的各种族人口激增，同时也带来了种族冲突。1901年1月1日，6个白人殖民地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澳大利亚正式建国，白人的统治地位以国家机器的形式被强制执行，《移民限制法》被通过，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的“白澳政策”正式确立。

在“白澳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内将混血的孩子从土著母亲身边抢走，试图消除（breed out）其土著文化，对外通过法律的形式排除“劣等种族”的进入，试图建立一个以英国文化为核心的白人帝国。中国学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排华运动”和“黄祸论”记忆犹新，甚至连康有为都受过澳大利亚移民官员的听写测试刁难。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Henry Lawson，1867—1922）也未能摆脱其时代的局限。在《可笑》（To Be Amused，1906）一诗中，这位诗人表达了要“纯净澳大利亚白人血统”的“爱国主义”情怀：

但确切地说，白澳政策并不仅仅是以成为白人自居，而是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纯正白人”为傲，白澳政策也并不仅仅是对澳洲土著、华人等有色人种的歧视，而是事必以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正宗，要求爱尔兰人、犹太人、东南欧白人与其他各民族的人民一样完成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臣服，以便在澳主流文化中生存下去。在白澳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世界上除了英国之外‘最英国化’的社会。”（Jupp，2002：5）

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受制于“白澳政策”，澳大利亚无法或不屑从临近的亚洲输入廉价劳动力，转而将目光投向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澳大利亚最青睐英裔移民，但后者随着战后英国形势的好转，非但没有迁入，反而大量迁出澳大利亚。因此，迫不得已，“‘二战’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出于战后急需充实劳力的考虑，首次放开对南欧诸国难民的移民限制，大量吸纳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欧洲移民，形成20世纪澳大利亚的第一次移民浪潮”（王腊宝，2005：108）。澳大利亚政府1947年开始的欧洲移民计划，向欧洲尤其是南欧招募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参与兴修水坝等大型国家工程建设。澳大利亚权威的历史学家、墨尔本大学教授、国会议员弗韦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1930—），用赞美战后欧洲移民的方式来贬低20世纪末的亚洲移民。他在“《一切为了澳大利亚》书中声称，50、60年代的欧洲移民是应邀来参加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但80年代的亚洲移民不请自来，他们的到来给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澳大利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王腊宝，2005：110）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布莱尼刻意忽略了重要史实：澳大利亚政府及主流社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纡尊降贵地接受非英裔欧洲移民，因为澳大利亚不接受有色人种，英裔移民又大量外流。“澳大利亚人偏爱北欧移民，南欧移民能勉强接受，而把亚洲人视作一种禁忌。”（Rickard，1996：220）其典型的例子是“1939年，澳大利亚曾同意接收15 000名来自德国等地因受纳粹迫害而沦为难民的移民，但是，最后实际接收数仅为上述数字的三分之一。”（格林伍德，1960：122）。由此可见，历史的书写浸淫着主流话语的暴力，影响了澳大利亚近一百年的“白澳政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白人至上”，确切地说是盎格鲁－撒克逊英裔白人至上，澳主流社会对非英裔白人移民，尤其是对来自于南欧等欠发达地区的白人移民并不十分友好。

由于人种和宗教的差别，德国纳粹在东南欧的政策远比在西欧残酷。战后，南欧又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前线而风波不断。很多南欧人为了抛却过去的创伤，背井离乡，希望在澳大利亚这块未被战争玷污的大陆建立新的家园，结果却发现他们成了本土“纯种”澳大利亚人眼中的“下等白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澳大利亚社会等级的最末端。澳大利亚招募移民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体力劳动者短缺的问题。“1947—1972年的欧洲移民招募政策尤其青睐体力劳动者”（Jupp，2002：30）。也就是说这些欧洲移民们不管原来背景如何，澳大利亚只需要他们提供低等的体力劳动。这些外来的体力劳动者并未顺利融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流社会，而是聚集在工地旁的“杂种工棚”中，形成了“隔都”（ghetto），在阶级压迫之外，还承受着民族、文化的歧视，这种移民的苦难在《单手掌声》中有着十分典型的描写。

“在这意义上，我们关注到文学本身是政治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必须要与其他政治社会现实一起理解。”（Hodge，1991：Ⅸ）“下等白人”的“入侵”对澳大利亚以描写英裔移民为主的传统文学产生了影响。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不论流犯还是移民小说大都以英裔为主要描写对象。描写移民之痛的殖民地时期以马库斯·克拉克（Markes Clarke，1846—1881）的《无期徒刑》（His Natural Life，1874）为代表，主题是英国贵族英雄蒙难流放，充满了冒险传奇色彩，带着宗主国充满猎奇的凝视。英国中产阶级在澳洲的沉浮以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亨利·汉德尔·理查森（Henry Handel Richardson，1870—1946）的《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y，1930）为典范，爱尔兰医生麦昂尼始终未能适应澳洲粗鄙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郁郁而终。大部分白人作家涉及澳大利亚移民题材时，都是描写主人公用居高临下的目光打量澳大利亚，要么是把澳大利亚作为蛮荒落后的他者，主人公因迁入地与母国巨大的落差而极度不适，要么是带着猎奇的色彩，展示澳大利亚在英国发达文明面前原始粗犷的生命力，如马丁·博伊德（Martin Boyd，1893—1972）的《露辛达·布雷福特》（Lucinda Brayford，1946）中，女主人公只有在原始的澳大利亚才有生育能力。

这种情况随着“二战”后移民文学的兴起而出现了逆转。此处的移民不是指18、19世纪从英国和欧洲大陆前往澳大利亚的定居者，而是指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到澳洲的移民（黄源深，2014：309），以非英裔白人难民移民居多。对非英裔移民的描写有以下典范：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的以“二战”纳粹大屠杀为背景的《战车上的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中，来澳避难的犹太教授死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无知和暴力。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1923—2007）的《牛奶与蜂蜜》（Milk and Honey，1984）中奥地利音乐世家来澳躲避“二战”的烽火，音乐家家庭内部的一尘不染与澳大利亚的脏乱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部分移民文学中的非英裔移民来自于欧洲的较发达地区，对落后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始终抱着俯视的态度。

然而更多的非英裔移民是处于欧洲社会的底层的，非但无力歧视澳大利亚的殖民地身份，反而被业已形成的澳英裔主流文化所歧视。国内学界对亚裔移民文学创作有着相当的关注，但对“二战”后来自欧洲的白人难民移民在澳大利亚受到的歧视和创伤则敏感度不高，似乎通常意义上的种族歧视只发生在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事实上，“纯种白人”植根于英语文化的深处，在美、澳等英语移民国家往往与政治结合，形成一道看不见的屏障。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就直白地表达过对“纯种白人”的骄傲。“新世界的纯种白人的数量相对较少，所有非裔都是黑色或者黄褐色，亚裔大多数是黄褐色。北美移民（特别是新的移民）大多数也是这样。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和瑞典人长相偏黑（swarthy complexion），德国人也是如此。而唯有撒克逊人例外，他们同英格兰人一起构成了地球上的主要白人人种。我希望他们的数量会增加。”（Labaree，1961：225－234）

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上，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作家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1908），其中以正统自居的英格兰文化对意大利文化的歧视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都是“纯种白人”在体制内对“下等白人”的凝视。

在“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大量东南欧下层纳粹难民的涌入，使这种凝视出现了反转。东南欧纳粹难民“这些被称为失去祖国或流离失所的人”（Holt，1983：Ⅻ）拿起笔，以自我为主人公，开始从“被描写”走上了“自我表现”之路。“下等白人”开始成为移民文学书写的主体，此时的移民文学呈现出与18、19世纪移植英国文化的文学截然不同的特征。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以短篇小说为主。主人公不再是英国贵族或冒险家，而是遭受战争创伤的东南欧移民，他们带着母国的创伤记忆，在澳洲的种族歧视、文化断裂中艰难求生，最后依然是这块孤寂大陆的陌生人。

俄国犹太移民朱达·沃顿（Judah Waten，1911—1985）以代表作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儿子》（Alien Son，1952），成为了移民文学的发起人。该小说集刻画了犹太移民在澳大利亚难以融入的陌生感。1963年，以英语为母语的路易斯·罗拉巴赫（Louise E．Rorabacher，1906—1993）编撰了《两路汇聚：澳大利亚移民故事》（Two Ways Meet：Stories of Migrants in Australia，1963），集中讲述澳洲移民的故事。1983年，罗纳德·弗雷德里克·霍尔特（Ronald Frederick Holt，1939—）编辑出版了向大卫·马丁（David Martin，1915—1997）的诗歌《根》（Roots，1953）致敬的短篇小说集《传统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radition，1983），收集了1970年到1981年间反映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按作者的身份分为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本土盎格鲁—凯尔特人三个部分，聚焦欧洲移民特别是东南欧移民的澳洲经历。《传统的力量》的特色在于第一代移民作家好几位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写作。里·特雷特（Leonid Trett，1905—1990）的《他们也能走》（They，Too，Were Able to Go，1979）被霍尔特从爱沙尼亚语翻译成英语。瓦索·卡拉马瑞思（Vasso Kalamaras，1932—）的《退休金领取者们》（The Pensioners，1961—1977）被霍尔特与拉格·迪拉克（Reg Durack，1911—1998）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篇就是朱达·沃顿的短篇小说《传统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radition，1976），这也是小说集名称的由来。除此之外，波兰人朱恩·范科特（June Factor，1936—）的《婚礼》（The Wedding，1960），南澳人柯林·梯勒（Colin Thiele，1920—2006）的小说《葡萄园里的劳动者》（The Labourers in the Vineyard，1970）也是较为知名的小说。第一代较为知名的移民作家有朱达·沃顿和大卫·马丁。第二代移民作家较为知名的有印度裔曼娜·阿卜杜拉（Mena Abdullah，1930—）和德裔的O．E．舒朗科（O．E．Schlunke，1906—1960）（Holt，1983：ⅩⅢ）。

当然，“二战”后澳大利亚的移民文学还包括另一重要部分——本土英裔居民对新移民的书写，从中可以看出移居作为两种文化的碰撞已经对移民和当地居民都产生了影响。出生在南澳明拉顿（Minlaton，South Australia）的彼得·戈兹沃西（Peter Goldsworthy，1951—）的《天亮之前》（Before the Day Goes，1981），格温·凯利（Gwen Kelly，1922—2012）的《街道》（The Street，1972），汤姆·亨格福德（T．A．G．Hungerford，1915—2011）的《王楚和女王的信箱》（Wong Chu and the Queen's Letterbox，1969）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本土英裔作家关注不同种族的移民问题，并深入人物内心创伤，并没有把外来非英裔移民简单化、脸谱化，表明了澳文学界对白澳政策的反思。

移民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移民创伤文学仍以短篇小说为主，短小精悍的篇幅虽然展示了社会问题的横截面，但也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并且受篇幅所限，为了在短短数千字中将故事交代清楚，往往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然而，创伤这一超越人类意识的极端事件远非常规的表现手法能及。创伤潜伏在潜意识的深处，如同《古德鱼书》中的“鱼”一样无法定义，抗拒被直白表达。“创伤记忆”是分裂的、视觉性的、破碎的，而后现代主义叙事这一“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的极端叙事手法，与创伤有着高度的契合，它与创伤同样得令人费解、莫名其妙，它用看似游戏的方式，捕捉和表现记忆中纷繁复杂的创伤经验，在矛盾中意义不断生成。后现代主义可以成为移民创伤文学的表现方式。

在澳大利亚移民文学中，女性创伤叙事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女性是天然性别的弱者，土著女性被剥夺了土地，连自己生的孩子都不能留在身边；女性流放犯的地位不如妓女，只能是性发泄的对象，但同时她们也要跟男性流放犯一样刀耕火种，承受繁重的劳动；“二战”的女性自由移民都带着各自的创伤，在这块孤寂的大陆上艰难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