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们的创伤就是整个黑人族群的创伤。《宠儿》中重点刻画了三个黑人女性，杀死亲生女儿的女主人公塞丝，塞丝的婆婆——依靠儿子赎身才在年老时获得自由的老黑奴贝比·萨格斯，塞丝的小女儿——与她在“蓝石路124号”共同生活的丹芙。三位女性代表了黑人女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黑奴制度兴盛的时代里，贝比·萨格斯是顺从黑奴的代表，她做了近一生的奴隶，对苦难麻木和屈服。贝比·萨格斯除了要做和男黑奴同量的工作，还要被迫与不同的男性生殖孩子，因为黑奴孩子对主人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贝比·萨格斯像“母畜”那样生活着，她记不得自己一共生了多少个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她也拒绝去记，因为她的每个孩子并不属于她，最终会被奴隶主卖掉的。即使是这样悲苦的生活，贝比·萨格斯从没想过逃跑，她唯一的愿望是主人不要在她孩子面前打她，她直到70多岁才被儿子赎得了自由。塞丝是不屈的抗争的代表，她对自由的渴望使她选择了逃跑，因为她必须让自己和孩子脱离那个地狱，过上“人”的生活。她不假思索地杀掉自己的女婴，正是源于心中强烈的爱，因为她知道女儿作为如果一个女黑奴，生存将是多么痛苦和屈辱！塞丝的时代，奴隶制已经开始瓦解。丹芙是新一代黑人的代表，她承受的母亲的创伤，性格孤僻古怪，但也正是她勇敢地走出去，寻找创伤的解决途径。她是黑人族裔的未来和希望。

关于创伤，拉卡普拉曾有过如此说法：“在本质上，创伤是一种让人难以把持的体验。这种体验撕裂、甚至有可能摧毁一种完整的，或者至少可以表达的生命体验。它是一种脱离正常语境之外的体验……这种极具颠覆性的创伤体验往往导致当事人认知与感知能力脱节。”（LaCapra，2004：117）整个奴隶制是现代性暴力的产物，它将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会说话的工具，通过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掠夺达到了对黑人男性的精神阉割，给整个黑人种族带来了抹不去的伤痕。奴隶制下，黑人遭受的创伤过于残暴，大大超过了他们正常的意识所能表达的范围。由于耻辱，黑人女性更是无法接近和表述源初的创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很容易分化出多重人格或者说双重意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将这种创伤辩证法称为“双重思想”（double think），更精确的专业术语称之为“解离”（Herman，1992：1）。创伤的不可言说性使创伤体验成为一种孤独的情感体验，受创的主体内心分裂，困在过去，感觉无能，摧毁了对自我的认识，发展出“解离”“麻木”的边缘人格，而这一切受创主体本人无从得知，因为主体意识的表层会不自觉地规避与创伤相关的内容。创伤“不仅会致使受害者对自我失去自信，也会使他们对本应为他们创造秩序和安全感的社会文化结构丧失信心。”（Vickroy，2002：13）因为从外界得不到任何支持性的力量，创伤的主体会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在身体和情感上麻木自我。正是这种个人和社会原因的解离可以使受创主体免遭现实的打击，如行尸走肉般继续存活。

在“124号”，生活在过去的创伤中的塞丝与女儿丹芙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因为杀婴，塞丝被整个黑人社区抛弃。当她有了爱人保罗·D以后，社区笃信基督的老人斯坦普·沛德就找到保罗·D，给他看当年报道塞丝杀婴案的报纸，打消保罗·D与塞丝共同生活的念头。生活在过去的愧疚中的塞丝也不愿意走出“124号”，与外界发生联系。塞丝已经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幽灵少女宠儿可以看作是塞丝分裂出来的人格，她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从过去向现在一路走来。卡鲁斯认为在创伤事件发生时，“时间，自我和世界在思维中的认知经历受到破坏”（Caruth，1996：4）。塞丝的身体在18年后废除奴隶制的今天，思想却仍处在18年前杀婴的那天。幽灵宠儿为了寻找当年不曾得到的母爱，带着一股怨气，不停地纠缠、霸占母亲。出于内疚，母亲不停地退让，最终为了幽灵宠儿而放弃自己所有的生活。这也可以理解成塞丝已经被自己的创伤人格所占据，已经完全沉浸在过去的创伤中无法走出。塞丝已经命悬一线，即将与幽灵合二为一，这就是创伤的强制反复。不论受创主体多么强烈地想要规避这种创伤，创伤却如卡鲁斯笔下英雄唐克雷德（Tancred）情人克洛琳达（Clorinda）哭喊的鬼魂，在树林里、荒山上，在所有的角落以无时无刻的、碎片化的、强制反复的方式时时侵扰，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创伤的存在。主体此时已被创伤完全占据。卡鲁斯“用被一个形象或者事件困住”（Caruth，1995：4－5）来形容创伤的强制反复，并且，创伤击穿了受创主体的自我防御能力，使他（她）极易成为下一个创伤的袭击目标。

幽灵少女宠儿携带黑人历史上那些被强迫的、被抑制的痛苦经历，以最原始的状态，回到现在的时空，强势入侵受创主体当前的生活。幽灵游离在生与死的灰色地带，虽生犹死，虽死犹生。幽灵宠儿突然来到母亲当前的生活，就像擦不掉的创伤记忆强制性的反复。“124号”是一个闹鬼的屋子。这个鬼不是物质上的存在，这一个鬼存在于塞丝的心中，存在于所有受苦受难的黑人的心中。因为创伤在发生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表达，被压抑进无意识。在南北战争以后，已经获得自由劳动力的北方占据了主流话语，已经达到了其战争诉求的北方本着国家统一目的，不愿意过多地介入南方奴隶制的创伤。而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白人的极端团体感觉已经赋予了黑人太多的权利，因此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创伤，无从谈起，他们只能将这个创伤记忆选择性遗忘。

然而，受创主体愈是想将创伤选择性地遗忘，创伤便愈是以一种强势的状态强制反复，最终将主体的生活吞噬。母亲为了幽灵少女宠儿放弃了自己刚刚规划的新生活。因为她的心中只有过去，她已经没有勇气开始新的生活。在塞丝即将被过去的创伤全部占据之际，她的小女儿——孤僻沉默的丹芙勇敢地站了出来，她走出家门，走进黑人女性的社区，请求驱鬼者的帮助。善良的社区黑人女性接纳了塞丝的求助。周末，三十个黑人女子来到了塞丝的房屋，举行了驱鬼仪式。她们围着“124号”开始歌唱，这充满力量的歌声壮阔得足以深入水滴，或者打落栗树的荚果。她们的歌声感动了塞丝和丹芙，她们加入了黑人女性的歌唱，而这时幽灵少女宠儿则神秘地消失了。小说的结尾，当塞丝又一次看到马背上那高高的黑帽子时，她过去的记忆被突然激活，因为正是在18年前同样的一个场景下她失去了她的女儿。为了保护最小的女儿丹芙，母亲塞丝手握冰锤，冲了过去。但这一次来的并不是白人奴隶主，而是丹芙新的工作场所的白人老板来接她上班。塞丝在这样的场景中恢复了昔日的记忆，在创伤历史又一次回来时，塞丝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女黑奴，而是掌握主动、可以保护家人的强者，这是她走向了创伤心理复原的第一步。塞丝重新获得了爱情，保罗·D重新回到塞丝的身边，他跟塞丝说“我们需要一种明天”，背负着苦难的塞丝在一步步地走向康复。

作家莫里森不仅仅是写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更是将这种创伤上升到了族裔的高度，将个体的心理创伤转化为美国黑人的集体创伤，使作品一下子有了普世价值。这是莫里森的高明之处。莫里森将美国黑人走出创伤的希望寄托在黑人社区上，18年前，黑人社区分崩离析，无人告诉塞丝危机已至，贝比·萨格斯号召黑人同胞放下剑和盾的传道，也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是30个黑人女子的驱鬼仪式使塞丝走出了过去的控制，获得新生。因此，莫里森认为黑人社区的团结，对建构自身的文化传统，走出黑人族裔的创伤至关重要。黑人女性身背过去的“苦樱桃树”的伤疤，接受主流话语对于他们过去的描写和现在的规训，她们只有正视过去，才能面对未来。莫里森创作的《宠儿》是黑人族裔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自省，这种自省在奴隶制结束后百余年才发生，却依旧为时不晚。

在更深层次上，莫里森创作的《宠儿》是对现代性的批判。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带来的现代性包含着两个方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性是一种持续进步、发展的时间观念，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工具理性是现代性的阴暗面，伴随着资本全球拓殖的完成，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建立，工具理性在现代性中渐渐占据上风。工具理性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所有人，使人丧失所有的主动性和多样性，被纳入整齐划一的现代性进程，现代性的进程就是将人奴役、工具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人丧失所有的主动性和多样性，沦为会说话的工具。

在非洲和美洲、加勒比之间穿梭往来的贩奴船与福柯笔下中世纪末在莱茵河上游荡的愚人船何其类似，愚人船是现代理性对源初疯癫和非理性的驱逐，贩奴船是现代理性对人类多样性的征服和规训。贩奴船长途跋涉，越过辽阔水域，将无数的黑奴填充进美国南方种植园体系中，一部南方种植园经济繁荣史的背后就是一部黑奴的血泪史。这种现代性建立在黑人族裔历史灾难性的断裂上，黑人族裔被迫开始了全球飞散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黑人反抗白人主流文化体制、寻找自己的声音的过程，莫里森创作的《宠儿》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