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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女性创伤叙事研究
1.5.3.1 一、黑人女性创伤的发生
一、黑人女性创伤的发生

美国黑人女性的创伤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密不可分。在地理大发现以后,资本开始了在全球的拓殖。美国南部急速发展的种植园经济的发展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欧洲殖民国家的贩奴船从非洲猎取了大量的黑人为奴隶。贩奴船卫生条件很差,黑人被捆绑在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内,死亡率很高,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深海埋葬了数千万黑奴的生命。当黑人们历经千辛万苦达到美洲大陆时,他们又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被一次次地贩卖,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当时的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帮助逃亡的奴隶,否则就等同于偷窃他人财物。美国南方的蓄奴制和种族歧视对美国黑人造成的身心创伤时至今日都未烟消云散,它如毒瘤般寄生在黑人集体无意识的思想深处,啮噬着黑人的心灵。黑人祖先在两百多年前的创伤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向下传递,影响着一代代黑人对自我的认知,他们愈是想要将记忆封存,便愈是困在过去的种族记忆中难以自拔。南北战争只是让黑人得到了名义上的自由和平等,他们真正的解放唯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而获得这种力量的第一步便是直面过去历史上的创伤。

《宠儿》中的女主人公塞丝就亲历和见证了黑奴制的创伤,如果忽略这些创伤,读者便会对塞丝的杀婴产生重大误解,甚至得出跟种族主义者一样的观点,即黑人女性性情粗暴,道德观薄弱,身上的动物性较浓。《宠儿》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女主人公塞丝的创伤,但在塞丝零零碎碎回忆的只言片语中,读者仍然可见一斑。

《宠儿》中反反复复提到的意象是女主人公后背上的苦樱桃树。在小说的开篇,塞丝就说过“我后背上有棵树”(莫里森,2006:20),“一棵苦樱桃树。看哪,这是树干……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正开花呢”(莫里森,2006:101)。樱桃树在北美是较难存活的外来物种,樱桃树在塞丝背上的生根发芽正象征着黑人在这片新的大陆艰难求生的历程,而见证了这一切痛苦历程的就是黑人女性的身体。“苦樱桃树”是塞丝被“学校老师”、前主人及他的侄子长期虐待后留下的巨大伤疤,从这个冰山一角可以看出身为奴隶的塞丝在“甜蜜之家”生不如死的生活。巨大伤疤会引起他人观者的不适,更会使女性厌恶自己的身体,对自我的价值感降低,自暴自弃。但在救助塞丝的白人姑娘爱弥那里,它却转化为优美而富有诗意的”苦樱桃树”意象。看到塞丝的后背,爱弥突然叫了出来,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后来她梦呓般地说:“是棵树,一棵苦樱桃树。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莫里森,2006:101)爱弥口中白色的樱桃花应该是指塞丝化脓的伤口。隆起的伤疤没有引起爱弥任何的不适,反而成为她口中美丽的“苦樱桃树”。这里爱弥的反应不应理解成是为了安慰塞丝有意美化伤疤,而是应理解成爱弥的真实反应。因为当主体对他人充满感情,而不是仅仅如同男权社会那样将女性的身体作为欲望的投射时,伤疤唤起更多的是同情和心痛,而不是厌恶。从中可以看出,黑人女权主义比白人女性更为沉重,它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多愁善感,黑人女性面临着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问题,它也更强调从同性中获得爱。

塞丝的创伤凝结在她的身体上,她从出生就被剥夺了母爱。塞丝的妈妈被迫从事奴隶劳动,无法在女儿面前出现,被剥夺了母爱的塞丝由年老的、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楠抚养。少了半个手臂的楠的奶水首先要供给白人奴隶主的婴儿。“白人小娃娃先吃,我吃剩下的,有时根本吃不着。”(莫里森,2006:254)塞丝的童年被剥夺了母亲,连奴隶制体系下的代理母亲都被剥夺了。“学校教师”们将黑人女性的身体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肆意践踏她们的尊严。女奴们的身体就是这一段创伤的见证。

不甘受辱的塞丝在怀孕后出逃,在没有找到丈夫的情况下,只能先把她的三个孩子送上了出逃的大车,而自己却依旧待在地狱里。因为对一个母亲来说,孩子的幸福要远远高于自身的安危。塞丝在出逃失败后,被白人抓回,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她的奶水被抢走,她的后背被划开,她之所以没被折磨至死绝不是奴隶主动了恻隐之心,而是白人奴隶主觉得她腹中的孩子是一笔主人的财富,不应该被浪费。事实上,为了震慑其他奴隶,白人奴隶主手段异常残忍,保罗·D被套上了铁嚼子,这是一种让人无法说话的刑具,受刑人十分痛苦。西克索被烧死。塞丝在再一次独自出逃时,经过一棵梧桐树,树上吊着一具黑人的无头尸体,身上穿着保罗·A的衬衫,无头尸体给了塞丝极大的精神刺激,让她在很多年后依然深陷在这种回忆之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第一部分“酷刑”的第二章“断头台的场面”曾分析过古代君主用公开的杀戮来展示权力的规训,尸体的每一块都被悬挂展览,这种赤裸裸的直接施加于肉体的权力可以震慑旁观者,权力也可以通过这种血腥和暴力的展示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塞丝在这种残酷的规训下依然决定逃亡,可以说她对自由的渴望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个黑色的美狄亚依靠自己的力量一路逃亡,途中她遇到白人姑娘爱弥,在她的帮助下生下女儿丹芙,最后来到了“124号”,与婆婆贝比·萨格斯和她的孩子们相聚。在整个过程中塞丝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强和力量,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决绝也为小说中后来的“杀婴”埋下了伏笔。

塞丝刚刚得到的自由并没有持续多久,28天后,奴隶主闻风而来,身边的黑人邻居由于妒忌塞丝的快乐,竟无一人前来报信。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空气中没有一丝不祥的气息。塞丝突然在人群中看见“他”牵着一匹母马,“宽宽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脸,却遮不住他的用心。他在朝她的院子走来,朝她最宝贵的东西走来”(莫里森,2006:254)。在突如其来降临的灾难面前,塞丝突然愤怒了,她“飞起来,像翱翔的老鹰一样掠走她自己的孩子们”,她用“像爪子一样的动作”(莫里森,2006:199)用手锯切开了女儿的脖子。读者此时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怜悯,恐惧是如鹰般的母亲竟猎杀自己的女儿,何以如此暴戾、罔顾人伦。怜悯是在塞丝“苦樱桃树”般的奴隶生活中,这竟是她唯一能为女儿做的——自由的、不被玷污的人生。当时的黑奴制中,黑人女性在进入13、14岁的青春期便沦为白人男人泄欲的工具,或者被迫与不同的黑人交配,以便如动物一样为主人增加人口。作家莫里森曾经在接受黑人女作家格洛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采访时说,“女人把自己珍爱的东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个杀死孩子的母亲是如此疼爱孩子,她宁可毁了她,也不愿看到她被玷污、被伤害。”(Naylor,1994:207)

小说《宠儿》中随后塞丝被捕,以偷窃财产而不是谋杀罪被审判,但随后结束的南北战争使所有的黑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塞丝的女婴被白白地杀掉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否定了黑人奴隶作为人的存在,粗暴地斩断黑人奴隶之间的人伦关系,这也是塞丝内心创伤的来源。南北战争后塞丝后背的伤疤不再是耻辱的标志,但一个母亲的杀婴却使她受到了整个黑人社区的排斥。

在小说《宠儿》中,黑人形象始终跟动物的意象相关,黑人女性身体在白色男权主义的凝视下充斥着色情露骨的挑逗,没有任何一名白人男性因为对黑人女性的性虐待而内疚,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黑人并不等同于人。《宠儿》中,除了塞丝,其他的女性也都生活在白色男权主义的暴力下。在非洲到美洲的途中,塞丝的母亲被白人水手强暴,她把强暴后生的孩子丢弃到岛上。到美洲后,母亲扔掉了其他许多被白人强暴后生的孩子,只留下了塞丝,因为女儿塞丝是她唯一一次与黑人情投意合的结晶。青春期的黑人少女艾拉被一对白人父子囚禁在小屋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被多次强暴后,艾拉生下一个毛茸茸的“白东西”,与塞丝的母亲一样,艾拉也拒绝给混血婴儿喂奶,因为孩子的父亲是“迄今最下贱的人”。于是混血婴儿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在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时代,法律规定黑人女奴所生的孩子归主人所有,因此黑人女性彻底成为生育的工具,孩子也不再是爱情的结晶,而是痛苦的象征,尤其是在黑人女性被白人强暴后,孩子的出生和存活只会不断提醒母亲那不堪回首的屈辱史,而黑人母亲隔断残酷记忆唯一的方式就是拒绝养育孩子,作为母亲不到万不得已毕竟做不到杀婴,但客观上的结果是白人强暴者断然不会看顾这个孩子,“白东西”从出生就踏上了死亡之旅。

白人男权主义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掠夺还体现在白人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摧残上。塞丝母亲的身体是这样的,母亲的“乳房下面。就在她肋骨上,有一个圆圈和一个十字,烙进皮肤里。‘……你会凭这个记号认得我’”(莫里森,2006:78)。十字架标记的是基督教救世的象征,而此时却颇为讽刺的被白人奴隶主用来烙进黑奴的身体以确认对黑奴身体的绝对统治。黑人一无所有,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属于自己。黑人女性身体的伤口就是活生生的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整个种族身心入侵的历史,是黑人苦难的象征。

黑人女性在整个奴隶制下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承受着痛苦而又无法言说。黑人男性一旦发现妻子被奴隶主玷污,他们没有勇气去找奴隶主拼命,而只会家暴甚至杀害比自己更弱势的黑人女性。黑人女性对自己遭受的性掠夺只能保持沉默。

谈及《宠儿》的创作动机时,莫里森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曾经处于奴隶制下的国家能够彻底地全方位地描述自己遭受过的奴役”,“很多事情都不再被提起,并且很多事情也被‘遗忘’了……让我们揭开面纱看看这些极其恐怖、连提都不能提的事情”(Zinsser,1987:109-110)。

莫里森将被历史层层掩埋的真相付诸笔端,将曾经“提都不能提”的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性掠夺公开。强暴与其说是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欲望,不如说是奴役者对被奴役者的政治性行为,是一种权力的规训。性掠夺阉割了黑人男性,伤害了黑人女性,是对整个种族的血统清洗,这种伤痕铭刻在黑人族裔的血管里,代代相传。因为“记忆的形成是可怕的,它是不断用血浇筑而成的,人烙刻了某种东西,……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莫里森,2006:69)“白东西”是白人奴隶主对黑人性掠夺的产物,从出生起,其黑人母亲就选择性地将其遗忘。他们的死亡之旅与为了不让女儿重复自己苦难的命运,而被亲生母亲塞丝杀死的幼女宠儿一样如出一辙。黑人母亲用杀婴来表达对白人奴隶主的反抗,她们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削减主人的财产,在绝望中发出对奴隶制的呐喊。但像美狄亚那样,杀死自己生命的延续固然可以惩罚他人,但杀婴这一灭绝人伦之事最痛苦的还是母亲自己。将创伤的过去选择性地视而不见,将过去的自己杀死是否就能走出创伤呢?“苦樱桃树”的伤疤长在塞丝的背上,她无法看见,但疼痛却依然存在。对创伤的回避不会导致创伤的消失,相反,创伤的过去会如幽灵一样复归,如蛆附骨,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