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米莉、阿曼达、劳拉等南方贵族女性哀叹在南北战争中失去的天堂，天堂中有着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庄园繁茂，快乐的黑奴在田里劳动歌唱，天使般的孩子受到忠实的黑人仆人的精心照料。南方人民幸福和睦，其乐融融，连种植园中的黑奴也在白人的保护下不断繁衍。南方淑女拥有美丽的外貌，冰清玉洁、纯洁纤弱，因满足了“南方神话”对女性的一切想象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南方淑女是当时清教主义的审美观的膜拜对象。然而，清教社会被压抑的欲望投射在哪里？如果南方的绅士淑女都不用工作，是什么支撑起了南方的天堂生活？答案是黑奴制，南方的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黑奴制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一种奴隶制度，黑奴制充满了深重的罪孽。南方白人女性的创伤至多是遇人不淑，被抛弃，而黑人女性是被贩卖、强奸、杀戮，她们被看作是牲口，被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没有任何发声的可能。这种黑人女性的创伤被压制到整个民族潜意识的深处，一个多世纪后，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她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宠儿》中再现了那段创伤的历史。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个人经历也是一部黑人创伤史。她1931年2月1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洛雷恩，莫里森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是蓝领工人，母亲在当地白人家当帮佣，这也是当时的黑人女性能从事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莫里森尽管成绩优异，1949年也只能考入当时专为黑人开设的霍华德大学，攻读英语和古典文学。随后，莫里森于20世纪60年代末登上文坛，先后出版了《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秀拉》（Sula，1973）、《柏油娃娃》（Tar Baby，1981）、《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天堂》（Paradise，1999）、《爱》（Love，2003）、《恩惠》（A Mercy，2008）、《家园》（Home，2012）等。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继承了拉尔夫·埃利森和詹姆斯·鲍德温的黑人文学传统，体现了对黑人群体族裔创伤的关注。她曾主编的《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将黑人到达美国后300年历史悉数道来，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1993年，她因“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获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

小说《宠儿》是托妮·莫里森最具震撼力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文学界获得较多关注的一本小说。小说于1987年完成，次年获美国普利策小说奖。2006年《宠儿》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25年来最佳美国小说。《宠儿》描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叫塞丝的黑人女奴，为了获取自由，塞丝怀着身孕只身从肯塔基的奴隶庄园“甜蜜之家”逃亡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在短暂的1个月自由生活之后，追捕的奴隶主追踪而至。走投无路的塞丝，眼看即将被捕，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摆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毅然决然地将刚刚会爬的女婴的喉咙割断。这个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的女婴，塞丝为她取名为“宠儿”。18年来，她因为这件往事一直被黑人社区排斥，塞丝也一直活在过去的创伤和良心的愧疚中。最后宠儿的鬼魂化身为一个18岁的女孩，来到母亲的住所，讨要当年失去的母爱。塞丝在鬼魂这样的纠缠下几乎崩溃。1998年，小说《宠儿》被搬上银幕，由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莉担纲主演女主角塞丝。

宠儿的故事，并不是作家莫里森主观编造的，而是取材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故事。20世纪70年代，莫里森在蓝登书屋编辑《黑人之书》时注意到了一张剪报上描绘的真实事件。一个名叫马格丽特·加纳的黑人女奴带着她的几个孩子，从肯塔基州逃亡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奴隶主带人追到她的住处进行抓捕时，她抓起斧子，砍断小女儿的喉管，接着企图杀死其余几个孩子后自杀。玛格丽特·加纳的婆婆是一个牧师，但当时她只在一边无声地观望，没有阻止，也没有鼓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玛格丽特加纳被捕时，她的审讯罪名不是谋杀，而是偷窃财产。法庭并未判决玛格丽特终身监禁或死刑，而是宣判将她押送回原种植园。因为在当时的时代，黑人并不享有人权，他们跟马、牛一样是种植园主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黑人女奴玛格丽特决定先把孩子杀死，然后再自杀。作家莫里森被玛格丽特对自由的渴望所感动。玛格丽特为了自由，不惜牺牲一切代价，不惜采用残忍的手段，那无疑拥有一种力量的美学。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莫里森，在她的脑海中一直酝酿回荡，最终于10多年后创作了《宠儿》。莫里森也觉得小说的创作是有难度的，因为单纯写一个历史事件不足以表现马格丽特·加纳所身受的创伤。因此莫里森用一种后现代的手法，跳出了历史客观叙述的局限，用虚构和想象，再造了一个历史语境。

用正常的思维来看，每一位母亲都对孩子有着无比的疼爱，即使是动物，也是舐犊情深。孩子是生命的延续，母亲更因为10月怀胎与孩子建立了天然的血脉上的连接。杀婴不仅有违人伦，也有违生物进化的规律。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杀婴案例是《美狄亚》。《美狄亚》是古希腊的悲剧，公主美狄亚爱上了勇士伊阿宋。为了伊阿宋，她不惜背叛自己的父兄。在父亲追来时，美狄亚为了赢得逃跑的时间，不惜将兄弟的尸首砍成几块，使父亲因为忙于收集兄弟的尸首而无法追上伊阿宋。美狄亚与伊阿宋漂洋过海来到希腊，结为夫妇，并生下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然而造化弄人，功成名就的伊阿送又爱上希腊的公主，将美狄亚与两个儿子抛弃。悲痛万分的美狄亚走向了疯狂，她毒死了公主，接着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因为这是她能够报复伊阿宋展现自己力量的唯一的方式。只有这样，她才能在这悲惨的、被动的、被抛弃的命运中掌握主动。尽管在杀婴中，最痛苦的不是伊阿宋，应该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的这出著名的悲剧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人们对美狄亚命运产生了怜悯，又对她疯狂时的力量充满了恐惧，或者说每个女性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美狄亚。当社会能够给予女性足够的尊重和宽容，女性会成为屋中的天使。当社会对女性充满了怨恨和恶毒，她就只能成为美狄亚式的恶魔。

塞丝就是一位黑色的美狄亚，只是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感情的悲剧，更是社会制度的悲剧。在18世纪的美国，在南方奴隶制社会体系中，黑人因为肤色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女性更是因为性别而属于奴隶中的奴隶，承受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弗吉尼亚州1662年通过法令承认白人男性占有黑人女奴的合法性，女奴所生的孩子不论其父亲是谁，都归奴隶主所有。这一法令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女性黑奴频繁成为白人泄欲的对象，同时为了给奴隶主繁殖增收而被迫接纳不同的男性黑奴。”（张福运，2000：76－77）

黑人女性已经彻底被物化了，她们被等同于牛羊等牲畜，在种族暴力之外还要承受男性的性暴力，苦难深重。因此，黑人女性的创伤叙事一直刻意与主流的白人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白人女权主义以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强调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应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就业、择偶的权利。黑人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艾丽斯·沃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黑人女权主义表达的主题和内容往往要苦难深重得多。黑人女性在阶级、种族、性别的多重压迫下艰难求生，她们认为白人女权主义远远不能表现黑人女性的多重苦难。在黑人女权主义作品中，黑人女性在经历强奸、杀戮、囚禁等多重创伤之后，依靠黑人女性之间相互的尊重和鼓励，走出个人的创伤，投身于本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悍卫本民族的尊严。

《宠儿》就是一部典型的黑人女权主义小说。对《宠儿》的研究，国内学界经常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王腊宝、毛卫强从美国黑人民族文化重建的角度出发，认为“小说《宠儿）较全面地揭示了托妮·莫里森时美国黑人民族文化重建的认识。莫里森认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重建应从黑人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出发，努力推动黑人族群中的民族多元发展，此外，黑人民族还必须学会正视历史，为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创造条件。”（王腊宝、毛卫强，2003：17）黎明、曾利红从身体书写出发，认为《宠儿》可以被视作“基于创伤诗学和身体书写的交点的伦理学”（黎明、曾利红，2016：24），身体是创伤经历的记录主体，也是反抗虐待走向治愈的场所。王俊霞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解读《宠儿》与《最蓝的眼睛》中三代黑人成长过程中，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王俊霞，2016：148）。马艳、刘立辉在《白色菲勒斯统治下的黑人：〈宠儿〉的身体叙述》一文中认为“白色菲勒斯统治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摧残是导致塞丝弑婴的根本原因，也是把众多奴隶

母亲推向杀死孩子边缘的主导因素。”奴隶制废除后，身体上获得自由的黑人在精神上仍未摆脱白人的霸权主义。但坚强的黑人女性可以“通过不懈努力进行权力反转，对白色菲勒斯的解构实现了最后的合围。”（马艳、刘立辉，2014：122）

《宠儿》是国内学界较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近10年来，中国知网每年有300多篇论文收录，研究蓄奴制对黑人的摧残基本上是所有研究的共同特点。然而，蓄奴制对黑人女性的创伤研究还要进一步细化。杀婴这一惨绝人寰、有违人伦之惨剧究竟是如何发生，又会对母亲的心理造成怎样的创伤，这是女性创伤叙事研究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