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儿，她善良脆弱，她知道自己无法在这个已经被工业文明所统治的专横、冷血、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生存下去，所以她只有不停地退缩，缩进自己那个小小的玻璃动物园。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教育的缺陷使女性在男女力量对比上处于一种劣势，连柏拉图的精神之恋更多的也是指男性之间的精神恋爱，因为在柏拉图的眼中，当时的女性没怎么受过教育，是没有与男人对话的能力的。后来男权社会并不赞同女性进行太多的思考。男人只需要训练他们“服从男性以及男性的虚荣心”（Apter，1979：10）。女子无才便是德，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曼达。阿曼达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性，但是她在南方所受的所有教育是如何打扮、如何优雅地交谈、如何讨人欢心。她如同一只美丽的金丝雀，可以娱乐男人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独立的生存技能。在剧尾，眼看着汤姆的离去和心碎痛苦的劳拉，此时的阿曼达显出一种“悲壮的美”。阿曼达是一个典型的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矛盾的悲剧人物。

《玻璃动物园》与许多古典希腊悲剧一样，是一个没有具体摧毁者的悲剧，如果一定要找出它的毁灭者，那么这个反角就是将悲剧的主角推向毁灭的压迫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命运。在本剧中，就是人物生于斯、长于斯的南方文化。因为一旦个体的思想在某种文化中铸就，就无法在另一种文化中委曲求全。思想和诗歌消失了，苹果树和樱桃树不见了，人物在抛弃了传统信仰的时代大背景下一无所有——南方文化已随风消逝，而北方的价值观又是他们不屑于拥有的，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他们也不能在北方的主流文化中找到新的身份。因而《玻璃动物园》中的角色处于过去和现在分裂的状态，他们唯有疯狂地抓住另一个时代，才能逃避现实中的困境。而这种疯狂爆发出的力量和美，足以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并不仅仅因为悲惨的结局，悲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主人公忍受痛苦，在灾难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揭示了人的价值，展示了令人感动的力量，这也是悲剧令人肃然起敬的重要来源。

阿曼达被自己千挑万选的丈夫抛弃后，并未自暴自弃，为了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成人，没有一技之长的她只能放下淑女的架子，四处推销，遭受冷言冷语后也未向家人诉苦。她与孩子的冲突也主要集中在他们自身的前途上，而不是为了她自己。在心力交瘁之时，阿曼达依靠对少女时期风光岁月的回忆支撑着自己，以“精神胜利法”维护自己处于窘迫的现实包围之中的精神城堡。女儿劳拉优雅脆弱，因为腿疾而极度害羞，像玻璃独角兽那样禁锢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但中学时代暗恋对象的出现使她最终鼓足勇气向心上人敞开心扉，不顾腿疾共舞一曲，就在她拼命向正常生活回归、憧憬爱情之时，心上人却告诉她已有了结婚对象，这无疑是当头一棒。劳拉坠入了痛苦的深渊，她的心门又一次关上，并有可能从此再也不会打开。儿子汤姆在剧中是故事的讲述者。作为南方绅士的代表，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种植园经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他却无法像《飘》中的女主人公斯嘉丽那样转变为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因为他摆脱不了旧南方所奉行的美好但不切实际的道德观念，适应不了工业社会那种血淋淋的生存竞争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他无法在已经工业化了的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躲进诗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尽管深知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但卑贱的生存处境和对摆脱束缚、寻找自由的向往，最终使他选择了逃亡，然而，他又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而终身悔恨不已。

这种无所适从在南方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南北战争后，由于北方工业文明的入侵，过去神话般的旧南方已不复存在，南方淑女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舞台，男人们要么逃离，要么如布兰琪的妹夫那样粗俗，假如观众已经不复存在，“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南方佳人们又该“表演”给谁看？她们的表演已经出现了悲剧性的断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酷儿理论”的经典文本《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一书的开篇就指出，“性别”不是天生的，是表演性的。性别是“在表演过程中生成的，是由性别一致性的规范实践所强加的”（Butler，1990：13）。在这本自1990年面世以来就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巴特勒对“女性”的主体性提出了质疑，“女性”的性别更多是一种社会属性，通过模式化的重复表演生成。在美国南方，远道而来的英国殖民者给美国带来了英国贵妇温柔娴静的女性神话书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总是处与一种被凝视的地位。

因此，“南方淑女”的概念自19世纪以来风行美国大地。它与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经济相适应，使女性在不知不觉中将男权社会凝视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不断地塑造符合主流期待的淑女形象。在阿曼达家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父亲”温菲尔德先生的大幅照片。温菲尔德先生已经抛弃了家庭许久，但他依然有资格在照片中微笑着凝视全家，他依然是全家当之无愧的家长，这是南方文化认为必需的。阿曼达在他以及整个南方文化的凝视下，处处以淑女的身份要求自己，再婚更是独居已久的阿曼达想都不敢想的事。对在凝视中长大的阿曼达而言，吃饭不是为了补充能量，而是为了表演自己的风度，她喋喋不休地强调优雅，丝毫不顾及在工业时代的贫民窟，这显得有多老套和迂腐。正是因为阿曼达所受的严格的“规训”，她对儿子汤姆用餐的风度百般挑剔。

阿曼达［对她儿子］：宝贝，别用手指头塞。你要是非用什么塞不可的话，就该用面包皮塞……吃得慢一点，孩子，真正享受一下。一餐做得好的饭菜有许多美味值得留在嘴里欣赏。

汤姆：我对这餐晚饭一口也没有享受，因为你一刻也不停地在指导我怎么个吃法。你像老鹰似地注意着我吃的每一口，才使我把一餐餐匆匆忙忙地塞下去。（Williams，1966：345）

阿曼达时时在考虑别人对自己举止的看法，就像是在舞台中间表演一样，这意味着南方女性已经在男权文化的凝视中培养了“表演性”的人格，因为她们无法独立，只有靠男性的恩典才能活下去。对女儿，阿曼达强调“淑女”风度加重了劳拉内心严重的自卑情节。当劳拉起身去端牛奶冻时，这本是一件无足轻重之事，但阿曼达马上要她“重新坐下”，“我要你保持娇嫩和漂亮——等男客人们上门！”（Williams，1966：346）饭后，女儿劳拉刚要收拾桌子，阿曼达马上让她坐下，因为她要“保持娇嫩和漂亮”（Williams，1966：346）。这些给女儿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阿曼达不让女儿做家务，是有一个更大的期望——“保持娇嫩和漂亮”，找个好男人把自己嫁了。然而，身体有残疾相貌平平的女儿自出生便不可能是男权社会“娇嫩和漂亮”的花瓶。劳拉内心内化的南方男权社会的标准与自身条件的冲突是她神经官能症的来源。母亲阿曼达更是将男性凝视内化，她一直回忆过去的光辉岁月，她如何周旋在17位来访的男士中，就像一场盛大的表演。她的表演满足了男权社会的期待，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用阿曼达自己的话说，“我懂得谈话的艺术！”（Williams，1966：347）而身体残疾的劳拉注定了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演员，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达到标准，因此劳拉在自卑中走向自闭。这些都展示了女性在南方文化及男性凝视中建构表演的过程。

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性的哲学来源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奥斯汀首次提出了“表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一概念。奥斯汀认为“语言不仅能反映世界，而且能创造世界”（Jackson，2004：2）。奥斯汀的“表演性”理论后来发展为“言语行为”（speech acts）理论。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酷儿研究理论家巴特勒用解构主义来重新阐释表演性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性别研究当中。后现代主义文论家德里达提出了“断裂的力量”（force de rupture）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与集体性决裂的力量”，为表演性的断裂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中，当个人不再能够表演社会赋予他／她的性别角色时，他／她就会产生表演性“断裂”，这种时刻就会产生“性别麻烦”。风度娴雅的南方女性本可以一直这样表演下去，但南北战争这一社会剧变发生了，种植园经济被彻底摧毁，北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南方女性钟爱的表演“舞台”已经灰飞烟灭。这样的“断裂”令主体十分痛苦。她们无法找到新的角色来进行表演，或者说，城市贫民窟中的新角色是她们无法接受的，她们也不知该如何表演。从前风华绝代的美女如今是被丈夫遗弃的容颜憔悴的中年女性。阿曼达疯狂地“迷恋着另一个时代和地方”，这就是她固守古老的传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她执意克服“断裂”，重新表演“南方淑女”身份的过程。其主要原因在于她已经习惯南方男权社会的凝视，当老南方土崩瓦解之后，当观众消失后，她却依然执著地在这份凝视下生活。

阿曼达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面对着黑魆魆、阴森森的经济公寓房的后墙，黑暗、狭窄的小巷，小巷的两侧是错综复杂的晾衣绳和垃圾箱，她依然将它幻想成南北战争前的蓝山，充满着美和诗意。普通工人吉姆也被阿曼达幻想成“绅士拜访者”，被劳拉幻想成白马王子，她们希望通过他跨越现实与梦想的“断裂”，获得重新表演的舞台。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像劳拉的玻璃独角兽那样碎裂了，这象征着“南方淑女”表演性的彻底断裂。吉姆即将结婚，汤姆也将如父亲那样一去不返，阿曼达在失去丈夫后被亲自抚养长大的儿子抛弃，劳拉也将在失去父亲后失去兄弟。这是现代性对田园诗的放逐，是北方工业文明对南方淑女的放逐。

萨特说过，“他人即地狱。”在他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中，他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他人的注视”。萨特的情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由此出发，发出了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在《玻璃动物园》中，南方女性阿曼达和劳拉正是被南方文化“凝视”的目光塑造的典型。过去的南方文化给了阿曼达表演的热情，以至于她沉睡在这美梦中，不愿醒来。她又将这种文化强加给女儿，女儿被这种借尸还魂的凝视深深伤害，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主人公对自身命运悲剧性的抗争，足以使观众不仅仅对他们，更对面临着未知的、无法控制命运的人类自身掬一把同情之泪。历史的进步是建立在残酷的竞争法则之上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美国内战中旧南方在与新兴资本主义北方的交锋中惨败，鲜花、舞会、充满诗意的生活已经远去。那套优雅、严格、清教徒式的道德价值观也被粗俗强悍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北方工业文明所替代。然而，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文化的影响力是不会随着一场战争而消亡的。美国南方文化必然在衰落中做出绝望而又疯狂的悲剧性抗争。《玻璃动物园》中母亲阿曼达、儿子汤姆与女儿劳拉身处过去与现在的夹缝之中，旧式的教育使他们在新的社会里找不到存在的位置，他们对现实生活感到困惑，承受着充满竞争和杀机的社会的折磨。同时，他们又都怀着对生活的憧憬进行抗争，而这徒劳的抗争使他们终遭毁灭。他们的悲剧是养育了他们又把他们抛弃了的文化的悲剧，他们的失败是南方文化的失败。田纳西·威廉斯通过这些“南方最后的贵族”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唱出了一曲旧南方的挽歌，写尽了美国南方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