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是主人公的性格缺陷。如同麦克白的野心导致了他的毁灭，爱米丽的傲慢与偏执导致了她自己人生的悲剧。作为当地显贵格里尔森家族的最后一员，爱米丽秉承她父亲与生俱来的傲慢。傲慢如同一层无形的壁障，隔开了她与周围的环境，使她失去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直接结果是爱米丽三十好几依然待字闺中。偏执使她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疯狂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而不自知。爱米丽的一切，都与变化中的南方小镇格格不入。她是一个过了时的女人，抓不住现实的一切，所以在潜意识中便格外留恋所拥有的一切。时光流逝，她所拥有的东西愈是减少，她的举动也愈是疯狂。父亲死后，她不顾牧师与医生的劝说，拒不发丧，直至公众诉诸武力她才屈服，这也成为她后来秘密安置未婚夫尸体的诱因。总而言之，爱米丽是一个失去了健全心智的主人公，她亲手导演了自己的悲剧。

然而，爱米丽是否该为自己的疯狂负全责？是否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主人公的病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也许能为此提供借鉴。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是站在水中的，上半身为自我，即被社会规范改造过的人，下半身为本我，即人的本性。自我与本我处于永恒的矛盾中。对自我的要求愈高，对本我的压抑就愈残酷。爱米丽是一位格里尔森家族的贵族小姐，小镇居民，她父亲，乃至她本人对她的要求都很高：她是一种传统、一种骄傲、一座丰碑。她去世后，全镇人怀着崇敬之情前去奔丧。爱米丽是一个女人，一个彻底的南方女人，她所处的文化使她认为正经女人只能有丈夫而不能有情人。作为贵族淑媛，她冒了南方之大不韪找了情人，因此她的内心一直备受煎熬。她急于用婚姻的形式把爱情正当化。然而当她知道这个愿望不能实现的时候，她那根深蒂固的南方妇道观和脆弱的感情让她失去了理智，她选择了杀死赫默的极端方式来留住他，与一具死尸结为了夫妻，以这种表面的成全来维护自己不可侵犯的妇道观。爱米丽最终没有逃脱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给她的影响，没有超越南方旧道德带给女性的种种精神束缚，这是酿成她悲剧的深层原因。爱米丽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她的父亲赶跑了她所有的求婚者，最终又以去世的方式抛弃了女儿，而此时三十好几的爱米丽已彻底失去了缔结一门门当户对的婚姻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她的心灵由于长时间的孤寂已经变得有些变态。可怜、可悲的爱米丽想获得爱情，找一个丈夫，建立家庭，这是女性正常的渴望，为了得到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基本的东西，爱米丽和自己的心灵、和别人、和环境进行搏斗。在傲慢与偏执的背后，是一个可怜的、充满了对正常生活渴望的爱米丽，尽管这种渴望因失望而扭曲。

爱米丽性格的变态源于她没有能够以正常的速度度过他的生活。她的心灵一直处于儿童期，直到三十岁父亲死后才进入青春期。又由于外界的过度关注、男性的玩弄和生活的坎坷从青春期迅速跳入成年期。而在此过程中，她一没有母亲的指导，二周围没有任何成年女性的陪伴和照顾，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她成长的典范。男权社会要么以狩猎的眼光看待着她，要么以崇拜女神的眼光看着她，把她作为南方文化的象征，这两者都不是她想要的。爱米丽一直生活在情感的创伤和走出情感创伤的努力之中。但创伤的平复不能在孤寂中进行，只有拥有亲密的听者，才有可能发生。受伤主体与他人分享创伤经验是恢复对世界意义感知的先决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幸存者不仅从最亲近的人那寻求援助，而且向更广泛的社区求助。社区对创伤的应对措施对创伤的最终解决影响巨大（Herman，1992：51）。爱米丽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她的未婚夫赫默是个典型的浪荡子，他漂浮不定的本性注定了他不可能接受现实的婚姻，而且他还是个同性恋。爱米丽歇斯底里地爱他，直至不惜以杀他的方式把他留在身边，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值得她爱，而是因为他是她唯一能爱的人，爱情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过正常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爱米丽不是不知道赫默对她的爱带有玩弄的性质，但他是唯一不把她看作纪念碑的人，他是她与现实世界的最后的纽带。与赫默的爱情也是爱米丽对自己社会角色所能进行的微弱的反抗。爱米丽的心灵在社会和家庭的层层束缚下已经扭曲了，她对爱疯狂的渴望和占有正是她身上尚未完全丧失的人性之光，也是她最后的救赎。可是爱米丽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她因孤独而绝望，因绝望而疯狂，又终因疯狂而做出了可怕的事情：在布满尘灰的新房里，梳妆台上放着生锈的精美的洁具，玫瑰色的床单上躺着一具腐烂得只剩骨头的干尸。故事到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引起了读者的恐惧和怜悯。事实上，怜悯多于恐惧。与其说爱米丽是一个行凶者，不如说她是一个被害者，一个社会的牺牲品，她已完全丧失了自我选择的能力。由此可见，主人公的性格缺陷和社会环境共同造成了小说的悲剧结局，其中社会环境又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社会环境对主人公命运的影响又表现在小镇人对爱米丽复杂的感情上。“我们”在爱米丽死后说道：“现在爱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者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烈士墓。”（福克纳，1994：28）当爱米丽病后重新出现时，显得“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小说中也提到她像神像：“在楼上时，她的上半身一动不动犹如一尊神像；在楼下时，像壁龛里的神像。是否在看我们，我们无法知道。”（福克纳，1994：34）这些叙述使她极为神秘，宛如某种神之化身。镇上的人们需要一个丰碑式的爱米丽，代表着他们对往昔南部精神的追忆。爱米丽是他们逝去的骄傲，代表着往昔社会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时至今日也是让人们感到自豪的。虽然“我们”自己不能坚守这些传统，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人坚守，并对坚守者爱米丽心存敬畏。他们对爱米丽的孤寂有着适度的同情，一旦爱米丽想要跨越这个限度，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便成为他们眼中堕落的女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甚至请她的远房表亲来干预这桩婚事。女士们都说：“一个格里尔森家的人当然不会看上一个北方佬，一个出苦力的。”（福克纳，1994：32）不过，也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认为，就算是（父亲去世后）心里难过，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也不应该忘了高贵的身份。当然，他们没有说，只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戚该来管管她了。”（福克纳，1994：32）

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偶像爱米丽在情欲的驱动下竟会下作到这一地步，和一个不入流的男人打得火热。爱米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在爱米丽依然一如既往地昂着高傲的头颅时，“我们相信她已经堕落了”。人们所倾力关注的是动用一切手段，逼迫她回归“正轨”。在齐心协力的集体意志和指控面前，一向我行我素的爱米丽终于屈服，不再和赫默一起公开露面。爱米丽购买鼠药的行为被人们视为是她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前兆。“于是第二天我们都说她要自杀了；并且我们说这是最好的出路。”（福克纳，1994：33）

他们不能容忍秩序与习俗继续受到践踏。在他们看来，把她本人连同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送入坟墓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最好选择。虽然人们的行为没有直接导致她的肉体死亡，但从爱米丽命运的结局看，他们的行为对于她无异于一场精神谋杀。它打碎了爱米丽对世界尚存的一线希望，摧垮了她对生活的期待，将她推入了阴暗、扭曲的心灵深渊。此后的几十年里，她在前门紧闭的败落的大宅子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与腐烂的尸体相伴，幽灵一般度过了生不如死的时光。待人们重新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她的父亲、亲戚和镇上居民掌控了她的命运，合力促成了她的人生悲剧。爱米丽寻求爱的尝试被无情地扼杀，爱的渴望被强行掩埋，她的个人利益受到了群体意志的操纵，成了无辜的牺牲品。爱米丽的悲剧撕碎了旧南方文化优雅尊严的外表，暴露了人性的冷漠与自私。